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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来源:UC论文网2018-11-21 08:30

    摘要:

      摘要: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热点问题。文章选取国内外权威核心刊物,识别相关文献,剔除无关文献,梳理发展脉络,从居民感知、文化变迁、地方身份和社会结构等4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国...

      摘要: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热点问题。文章选取国内外权威核心刊物,识别相关文献,剔除无关文献,梳理发展脉络,从居民感知、文化变迁、地方身份和社会结构等4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国内外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内容进行?#27835;觶?#24635;结理论方法。研究发现,国内外研究领域的广?#21462;?#28145;度不断拓展,社区和旅游区的实证研究居多;在理论方法方面,以相关学科的理论应用为主,对自身规律的反思与总结较少,理论提炼水平有限。最后,鉴于地方全球化发展趋势,从研究领域、理论方法、?#27835;?#24037;具等方面反思与展望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居民感知;文化变迁;地方身份;社会结构;


      作者简介?#33322;?#36797;(1983-),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和社会文化地理


      1引言


      旅游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复杂的社会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旅游规模的不断扩大,它所产生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墨菲(Murphy)把旅游定义为关乎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双方的社会文化事件[1],认为旅游作为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24605;式?#24448;的意义首先体现在文化交换和跨文化交流。世界著名旅游学专家贾法尔(Jafar)则明?#20998;?#20986;,旅游是离开常住地的游人、满足游人需要的产业和旅游地三者之间社会交换给旅游地带来综合影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2]。?#23548;?#34920;明,旅游发展对地方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对社区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干扰、分裂乃?#30103;?#22351;当地社会结构[3]。因此,旅游?#26434;?#26053;游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比之经济影响更深刻、也更长远。


      旅游影响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英语国家,并逐渐成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热点问题[4]。由于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左右,在旅游规划与管理的?#23548;?#20013;,对旅游影响的关注点是经济影响。因此,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开展稍晚(?#29616;?#26053;游经济影响),但发展较快。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地理学的社会文化转向,国外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25112;?#28145;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808;?#31561;(Deery,etal.)对此进行了很好的综述[5],由于某些原因文章仅局限于旅游的社会影响,尤其对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综述占了较大的篇幅,而对旅游文化影响有所忽略。在国内,宗晓莲、朱竑(侧重于居民影响)、谢婷、钟林生等也对国外此类文献进行了总结[6,7],但这些综述只涵盖了20世纪的研究文献,2000年之后只有几篇。21世纪文化全球化、旅游全球化的?#23548;?#34920;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更?#26377;掠保?#30740;究手段日趋多样。鉴于此,有必要对2000年以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及时的回顾与反思,通过理清历史脉络,指明未来研究方向,为促进新时期政府部门旅游管理的?#34892;?#24615;、旅游产业发展的可?#20013;?#24615;、游客—居民—移民三元关系的协调性提供有益的?#23548;?#21442;考。


      2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阶?#20301;?#20998;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一直是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表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是一个不断完善、逐渐深入的过程。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思路、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宗晓莲、朱竑将之划?#27835;?#22914;下3个阶?#21361;?#20998;别为定性描述、片面评价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细分、量化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跨学科、多方法相结合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6]。以10年为界、定性—定量—性量结合的大众化划分方法固然没有错误,但?#26434;?#25581;示演化的机制是无力的。21世纪以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内容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所突破,呈?#20013;?#30340;特征。?#20808;?#31561;的四阶段论———定义和概念阶段、模型发展阶段、工具设计和发展阶段、工具检测与精炼阶?#21361;?#26159;新时期的经典[5],生动地刻画?#25628;?#21270;的内动力,对未来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38469;?#21464;革往往成为阶?#20301;?#20998;的重要依据,如能结合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从生产方式、价值观的转换等途径来思考这一问题,更具有?#36136;?#24847;义。沿此思路,本文认为,在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多样化的社会,未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将呈现如下特点:在研究视角上,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将会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切入;研究尺度上,将更多地采用微观代替或折射宏观的方式;研究方法和?#27835;?#24037;具上,质性研究将大显身手,着重实现“解构”、“?#25104;洹薄ⅰ?#35762;述”和“扎根”的功能,进而实现对社会文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具体而微”和“互动深描”全方位的解读与诠释,同?#20445;?#19968;些新的定量?#27835;?#24037;具将得到灵活采用,因此,在研究内容上会表现得更加多样化、细致化、生动化。


      32000年以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进展


      模糊的概念、定义、边界直接影响了研究内容的科学性。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核心概念、界定和研究内容,早期学者如史密斯(Smith)把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归结为示范效应、社会分层与社会化、自尊、文化复兴和憎畏感[8]。巴特勒等(Butler,etal.)认为,旅游的社会影响在接待地或旅游目的地可以?#27835;?#20004;大类,一类是关于接待地或目的地的特征,包括?#26434;?#20027;—客关系的影响,如文化效应、犯罪、卖淫、示范效应等;另一类是旅游对基础设施和当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如旅游开发对地方资源和设施形成的压力,输入外来?#25237;?#21147;对当地就业造成的压力,当地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9]。马西森(Mathieson)则将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具体区划为旅游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如产业结构、收入结构、空间结构、人口结构、家庭关系、社区组织、价值体系、观念习?#20303;?#29983;活方式、传统文化等[10]。


      随着研究的?#20013;?#36827;展,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其边界逐步形成,居民感知影响、文化变迁(物质与非物质)影响、社会结构影响等研究内容的基?#31350;?#26550;得到明确[6,10]。地方是社会文化的空间载体,旅游发展对地方身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地方以文化表征的?#38382;劍?#36890;过符号的象征作用,向游客传达某种意义。地方身份?#25112;?#25104;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重要研究内容。


      3.1对居民感知行为的影响


      旅游地社区居民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真?#23548;?#35777;者,是旅游社会文化变迁的“晴雨表”(barometer)和“指示器”(predictor)。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衡量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34892;?#36884;径。正如?#20808;稹?#20811;?#24515;?Klemm)等学者指出,社区居民已经成为目的地旅游?#23433;?#21697;”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旅游目的地经营的成功与否有着相当大的影响[5,11]。从“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21462;?#35270;角审视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避免了研究对象过于宽泛、难以量化的问题,使研究变得具体、可操作[6]。


      居民是如此的重要,理解居民支持旅游产业的内因,有助于建立旅游发展的增长模型,从而降低社会负面影响,争取社区的积极行动。自20世纪70年代伊始,居民感知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各种研究方法被采用,不同研究目标相继得到实现,研究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21482;?#26497;态度的原因是因为他?#21069;?#26053;游看作是一?#24535;?#27982;发展的工具[12]。21世纪以来,不同旅游发展?#38382;?#24471;到验证,如生态旅游[12,13,14,15]、乡村旅游[16,17]、滨海旅游[18,19,20,21,22]、遗产旅游[23]、?#26576;24,25,26]、事件[27]、主题公园[28],居民对此态度不一。然而居民对影响感知和支持的程度,伴随着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改变而改变。正如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中所指出的:当旅游地进入快速的发展阶?#21361;?#23621;民对旅游的感知发生分化,任何一种旅游发展?#38382;?#37117;不可能得到每位居民的支持;而进入后期发展阶?#38382;保?#23621;民对旅游发展开始持消极态度[29,30]。在这一阶?#21361;?#20256;统的经济评价工具已经不足以评价居民的态度,除经济之外,环境、社会、情感等其他因素需要被考虑进来。同?#20445;?#23398;者们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的比较结果也发?#24535;?#27665;的态度存在差异[31,32,33,34,35,36]。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目前居民旅游感知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程度,只需要进行定期的更新工作便可,从而减少无理智的重复(unwittingduplication)[5,12]。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具有一定“实证意义”的“刷频”阶?#21361;?#29702;论提炼与学术价值略显不足。


      居民感知的新进展离不开美国学者格里斯(Gursoy)及其?#29486;?#20249;伴的努力[37,38]。尽管早些年一些学者,如兰克福特和霍华德(Lankford&Howard)模型、福?#22235;?#21644;泰德史威尔(Faulkner&Tideswell)模型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39,40]。格里斯?#28909;?#38754;审视居民感知的发展历程,整合理论化的研究框架,重构应变量与其他因素的关系,不断修正、检验、完善旅游影响态度量表,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适用性较强的旅游影响态度量表,以克服由于衡量指标不统一,调查结果不能进行互相比较的难题,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朝着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发展[37,38]。这种努力一直?#26377;?#30452;到?#20808;?#31561;批?#34892;?#22320;审视旅游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重新建构居民感知的概念框架和研究议程,将居民旅游感知的结构设计为:影响居民感知的变量?#27835;?#22806;部变量和价值观变量[5]。然而2010年之后,居民旅游感知模型的?#34892;?#24615;开?#38469;?#21040;质疑,一些新要素开始出现,如权利、信任、信仰等[41,42]。


      3.2对文化变迁的影响


      随着现代化步伐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和文化?#23548;?#30340;重要?#38382;劍?#25104;为目的地文化变迁所不可忽视的因素。汤姆林森(Tomlinson)认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23548;?#22788;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43]。在旅游全球化过程中,人们体验到了全球空间的亲近感,或者说是“时空?#39038;酢保?#20174;麦克卢汉(Mcluhan)的“地球村”到联合国所发明的“我们的全球邻居?#20445;?#36825;种“亲密感”跨越了很大的时空?#21361;?#23548;致远方的游客进入到地方的体验之中。然而,这?#26234;?#36817;感却无法回避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克服了时?#31449;?#31163;之后,人们(居民、游客、旅游移民)如何面对新的文化冲击,这种文化?#23548;?#27963;动(强势文化)会对目的地文化(弱势文化)变迁产生何种影响?


      在保继刚看来,旅游因其复杂本质,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38382;?#26159;多种多样的,很难定出一套衡量影响的标准尺度[44]。学者们通过多种途径对旅游文化影响展开研究,文化景观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和中心议题[45],也是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46]。目前,旅游影响文化景观变迁的专项研究缺乏,语言景观是其主要研究领域。


      语言景观。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壳,是人类的交往工具。?#32423;?#36842;厄(Bourdieu)指出,语言交往的实质是不同的个人、团体、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势力的交流、调整、比较和竞争,也是他们所握有的权利、资源、能力及社会影响的权衡过程[47]。语言变化是衡量社会文化变迁与旅游开发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48]。戴凡等较早注意到旅游开发对目的地语言变化的影响[44],潘秋玲刻画了西方、粤语言景观在西安传播的空间格局[48]。


      民族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民族—民俗文化的变迁。民族文化是一种建构物———“想象的社会?#20445;?#30001;许许多多的“创造性的传统”所组成的。民族认同寄生于深层次的集体认同感之上,包括“感情、价值观、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命?#35828;取薄?#28982;而,旅游作为一种全球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会对目的地民族文化产生多种影响,这种复杂的影响既可以摧残原有的认同心理,使旅游地逐渐丧失个性和特色,?#37096;?#33021;凸显、增强原有的认同感和文化自尊感。


      真实性与商品化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49,50]。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其定位在消极方面:认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经过商业包装的民俗文化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同化、民族文化的商品化、民族文化的?#39038;?#21270;、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退化与遗失[51]。例如戴亚等(Dyer,etal.)对澳大利亚本土社区雅加布卡(Djabugay)的研究[52],约瑟夫等(Joseph,etal.)?#26434;?#24230;宗教旅游地普?#37096;?Pushkar)的研究[53],以及梅森(Mason)对加拿大渥太华本地音乐遗产的再语境化过程的研究[54],都得到类似的结论。


      也有学者认为,在商品经济还非常落后的民族地区,旅游对接待地民俗风情的影响,其积极影响?#23545;?#22823;于消极影响。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增强了民族自信,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良性变迁,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世界化进程[55,56,57,58]。伴随着旅游全球化的?#20013;?#25512;进,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的理解更加深入,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不同的策略作为应对文化冲击的手段纷纷被采用,以协调“全球”与“地方”的文化关系。文化生产和身份识别的复杂性从来不会屈服于成品的身份。阿莫阿莫(Amoamo)考察了新西?#27982;?#21033;人新的身份涌现过程,?#30784;?#26434;?#20013;浴?hybridity),动摇了毛利人固定身份的概念,为土著—边?#31561;?#32676;赋予新的人格愿景,开创了对自我—他者理解的新空间[55]。陈丽坤对西双版纳3个傣寨、唐雪琼对元阳哈播和绿春以及张瑾对广西龙胜县黄洛瑶寨的研究,同样表明少数民族为适应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经历了地方文化认同、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的过程,从而走向世界文化[56,57,58]。


      3.3对地方身份的影响


      当全球化深入地方的时候,我们所处的地方随即发生转型。然而,旅游?#23548;?#26368;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来定义的。这种地方文化不会在五星级的国际饭店中显?#22659;?#26469;,但它会在大?#20013;?#24055;、房屋、工作场所、酒吧、?#20984;蕁?#21830;店等这些远离商业区的地方显现出来。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宏观社会文化数据采集的困难,加之当代社会破碎化程度的加深与地区异质性的增大,伴随着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交织,全球化在改变地方意义构成的影响日益凸显?#26680;?#26159;怎样影响旅游地居民的地方感、认同以及自我与地方的关系,它是怎样影响当地人所有的、完全是在地方定位的生活中发展而来的共享的理解力、价值观、欲望、神话、希望与?#24535;澹?#36825;些问题成为当前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热点。


      地方感与身份认同。地方构成个人或社会群体身份的一部分,处在同一个社会与权力结构不同位置的社会群体?#26434;?#22320;方的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地方内部复杂的社会与权力关系影响地方身份的建构?#38382;健?#26053;游对地方影响如此深刻,然而值?#20204;?#24184;的是,对民族—社区认同感、对地方?#23548;?#21644;语境的附属感,还未被旅游商品化的逻辑所殖民化。目前学者对地方与身份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逐渐增多,基恩等(Jeong,etal.)采用文化节?#23637;?#24314;地方身份[59],魏雷等通过走婚文化构建?#34892;?#19982;摩梭地方身份[60]。什么因素会促进地方身份的增强?拉?#22235;?#31561;(Rekom,etal.)在荷兰?#33268;?#20025;(Volendam)与厄瓜多尔奥塔瓦洛?#28966;?OtavaloValley)的研究发现,旅游带来的商业活动对培育地方身份有重要的协调作用[61]。


      精英们倾向于在固定的时?#21344;?#26500;中固定地方,通过投?#24335;?#35774;物质性的、纪念性的建造以固化地方意义来形成认同。地方通过景观储存唤醒个人和集体的记忆,进而塑造民族认同和国家感。遗产旅游就是一个生动而鲜明的例子[62,63]。遗产旅游经历被看作一种符号化机制,通过它,国家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得以重建并互相交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它最根本的作用在于维持国家的团结性和合法性。?#37327;?Park)以韩国昌德宫殿(Changdeok)为例,“深描”了游?#25237;?#22269;家集体、共享记忆的主观感知和唤醒过程[64]。作为共享国家遗产的背景,昌德宫殿的永久性在于它能够增强认知渴望和民族文化?#26377;?#30340;象征和社会心理地位;作为一种象征代理(symbolicagent),它的作用在于鼓励国家感知历史的阐述和国家归属感维持与增强。


      文化表征与象征意义。文化表征是对目的地及其居民的“正确”描述,它们传达了一种客观的风景和体验,以语言、代码的?#38382;?#34701;入到旅游产业的?#23548;?#20043;中。表征产生于“它们本身”(things-inthemselves),即人、服饰、食物、自然特征、建筑环境或独特的图标,以视觉?#38382;?#36716;化为照片或电影,口头?#38382;?#36716;化为事实和科学陈述、新闻报告、神话,听觉?#38382;?#36716;化为音乐、歌曲、演讲,物质?#38382;?#36716;化为模型、仿真、纪念品,数?#20013;问?#20197;多种方式组合成网络[65]。旅游表征是一?#24535;?#27982;社会力量,把游客、当地居民的文化身份、期望、经历缠绕成一种复杂的关系。亨特(Hunter)鉴于台湾南部特殊的文化背景,研究鲁凯(Rukai)社区居民的文化旅游中的表征主题,揭示了表征在本土居民身份识别中的社会历史地位[66]。少数民族文化表征是民族旅游的核心,杨丽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识别中国云南多民族文化表征,反映并强化社会权利关系的政治过程,揭示了文化霸权在旅游表征中的永恒性[67]。


      象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社会转换机制的功能。象征具有多层次的双重意义结构,一方面表现出它的可伸缩性、模糊性、隐含性、不?#33539;?#24615;、混沌性、多义性及歧?#26377;裕?#21478;一方面在特定的脉络和处境中,表现出明确的针对性、一义性和稳定性。它不仅使象征的意义结构具有无限模拟、转化的可能维度和领域,而且也使象征的意义结构本身赋有永不僵化的运动动力和生命,具有可被想象的无限可能性,也具有潜在的再生产和更新能力[68]。遗产旅游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23548;?#27963;动,具有特殊的象征运作逻辑。瑞安(Ryan)和?#28982;?#25935;对中国五台山宗教节日的考察,发现它具有经济、政治、信仰、娱乐、声望等层面的象征意义[69]。?#35282;?#26223;观的象征意义,及其对空间和地方的解释大多以列斐伏尔(Lefebvre)的社会空间三元模型为基础,即空间?#23548;?#31354;间表征和表征的空间(spatialpractices,representationsofspaceandspacesofrepresentation)[70]。杜芳娟等发现民族精英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权力影响和重构地方身份,进而影响地方意义的重构[71]。


      3.4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理论?#27835;?#30340;一个核心概念,但是很少有明确的定义。广义地讲,它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狭义地讲,在社会学中主要是指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关系与行动的结构。旅游是一?#26234;?#22823;的社会力量,对推动人类发展和公共福利,复兴与加强旅游的社会地位和全球共同体的形成有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旅游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意义深远,目前研究主要体现在家庭就业与角色地位的转变;社区结构和社会阶层的重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以及全球社会空间的变迁等方面。


      就业与家庭角色。作为生活质量的先导,旅游在影响居民感知的同?#20445;?#20419;进?#24605;?#24237;成员地位角色和生计的转变。旅游就业往往被贴上负面标签,尤其是对妇女。金特里(Gentry)对中美洲伯利兹(Belizean)妇女调查表明,旅游就业?#36136;?#20102;妇女的传统信仰,然而在家庭经济决策、社会交往、交易所有权、自治水平等方面为妇女提供了挑战传统规范的机遇[72]。在落后的土著社区,旅游提供大量的就业机遇,成为当地居民的可?#20013;?#29983;计战略[73]。最近,玛百娃(Mbaiwa)在非洲博茨瓦?#21069;?#21345;万戈三角洲社区(OkavangoDelta)的调查得到类似的结论[74]。爱西(Ishii)发现在泰国阿卡族(Akha)部落,旅游改善当地少数民族生计的同?#20445;?#30772;坏了社区传统的?#26131;?#24335;社会系统[75]。然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生计的贡献并不那么突出,更多地侧重于维持社会网络、地方感与祖籍地的关系[76]。国内近年来,旅游影响少数民族家庭权利、价值观及生计变迁的研究也取得一些进展,如唐雪琼等对云南泸沽湖地区摩梭女性[77]、张瑾对广西黄洛瑶寨红瑶妇女的研究[58]。


      社区结构与社会阶层。旅游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和当地社会分层系统的范围,中产阶级居住的社区逐渐转化为一个相对富裕的区域,推动了旅游地社区结构的动态变化,旅游绅士化是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焦点。高瑟曼(Gotham)认为,旅游绅士化是通过休闲娱乐和旅游业的发展使得中产阶级居住的邻里地区转化成为一个相对富裕和专有区域的过程,他在新奥尔良(VieuxCarre)的实证中研究发现,伴随着这一过程,社区租金?#20013;?#19978;涨,休闲旅游吸引物及娱乐设施充斥邻里,资本流向地产市场,社会空间发生极大变化,低收入者受?#33050;?#25380;不得不离开本地[78]。?#26434;?#23447;在南京“总统府”周边区域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旅游绅士化现象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居住与商业转变过程,“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和寻求利润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推动旅游绅士化发展中具有主导角色,而特定的地方城市社会文化特质和居民的需求偏好则重塑其发展背景[79]。


      逆城市化导致了乡村居住系统的改变,与之类似的是国际旅游对偏远的第三世界目的地的影响。居住分化和阶级分层在尼泊尔的安?#21892;?#23572;纳峰(Annapurna)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内?#28860;?Nepal)在研究中发现,这种乡村居所的分层结构呈现“核心—边缘”的特点,这种由旅游引起的乡村居住区在数量、规模、功能等方面遵循不同发展阶段的规范的分类法则,同?#20445;?#21382;史、社会、经济等因素对乡村居住区类型的转换产生影响[80]。


      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反映了社会凝聚力的大小,一般包括网络参与、互惠、信任、社会规则和公共财产等[81]。自?#32423;?#36842;尔、科尔曼(Coleman)、普特南(Putnam)、林南等的开创性贡献之后,社会资本研究在诸多学科领域中都得到重点关注。社会资本对旅游地居民、企业和中间商的效用是不一样的。琼斯(Jones)对非洲冈比亚一个小村庄的考察发现,较高的社会资本是社区居民生态旅游形成的工具,集体行动的共同?#20449;狄资?#21040;?#36136;矗?#21360;证了约翰斯顿等(Johnston,etal.)社会资本不稳定性的观点[82]。张彦和于伟对济南两社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因旅游活动导致的不同居住类型和参与经营程度居民对社会资本影响呈现差序格局[83]。旅游供应商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策略,加强全球与地方的联系,为当地旅游扶贫做出贡献[84]。


      自从史密斯的《东道主与游客》出版以来,“主客关系”一直被?#28216;?#26053;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8]。近年来,尤其是伴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20445;?#20027;客关系”不断向游客—居民—移民三元辩证关系的方向演进。相关研究超越了厄里(Urry)所熟悉的“旅游是社会关系的再造,社会网络的空间?#30001;臁?#30340;阶段[85];突破了主客身份和地位的严格分类,“主人”成为“客人?#20445;?#23458;人”变成“主人?#20445;?#25110;者说“客人”扮演了“主人”的角色,亦或是“非主非客?#20445;?#36825;就为处理发生在旅游前线复杂的社会关系提出了挑战。另有学者指出:“主人”和“客人”不应该被随便使用,因为它们缺乏深刻的意义和重要性[86]。目前,居民和旅游移民关系、旅游移民和游客的关系、旅游移民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焦点。而旅游对当地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影响研究依然停留在简单的文?#32622;?#36848;阶?#21361;?#22914;减少社区互动?#21462;?/span>


      全球社会空间。随着旅游城市化、旅游全球化?#20013;?#25512;进,一种基于大众旅游的新人口迁移现象———旅游移民在全球出现,并受到了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GeographicalUnion,IGU)的关注。蜂拥而至的旅游移民改变了社区原有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关系,使得居民的社区意识发生微妙的变化,稳定的人地系统产生松动。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文化在全球生根发芽,赋予全球以地方意义,重塑社会空间新景观(如全球“唐人街”、新加坡“小印?#21462;薄?#20029;江?#25226;?#20154;街”等),不断破除“地方与文化的稳定性是天生的一对儿”的思维方式,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


      城市发展的现代主义阶?#21361;?#31181;族社区往往被认为是阻碍城市发展和复兴的过渡空间,然而后现代时期?#25351;?#20104;此类社区以历史、文化和情感价值的因素,促进种族社会空间的旅游发展。芝加哥唐人街是华人在同当地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有机体。李(Lee)以韩国多民族节庆为切入点,通过对转换的、认知的、社会的、情感的利益识别,为移民社会空间的整合与和谐发展提供建议[87]。


      4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理论、方法总结


      早期,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被用来预测和解释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该理论认为,旅游地居民通常会权衡旅游发展后的付出和获得,他们对旅游的态?#28909;?#20915;于这种益—损计算的结果,总是以获取最大化和付出最小化的方式采取行动。生命周期理论则假定居民在旅游地发展的不同阶?#21361;?#20250;采用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大量引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例如社区依恋理论、情感团结理论被用来研究居民对旅游的态度与情感[88];创造性破坏理论被用来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89];“景观信息?#30784;?#29702;论成为识别旅游地文化景观要素变迁的重要工具[90];文化系统理论被用来解释旅游地的文化表征和身份[91];社会破坏理论被用来研究旅游对社区犯罪的影响等[92]。多学科理论介入固然重要,对自身理论的总结更为可贵,这也是科学走向成熟的关键。


      在研究方法上,居民旅游感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少量结合定性方法,或采用?#22987;?#21644;电话的方式?#21344;?#25968;据;旅游对文化变迁、地方身份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如半结构访谈、深度访谈、民族志等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时采用焦点小组法、友好会话、非正式叙事和少量的定量方法相结合。


      5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展望


      从研究内容来看,实证研究较多,规律总结较少。国内外很多学者都针对某个社区或者旅游区做过专门的调查工作,也?#36152;?#20102;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是总体看来大部分研究的结论都较类似,欠缺对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的?#25945;鄭?#29702;论提炼进展缓慢。这使得大部分的研究?#38469;?#20110;“后补式”而非“前瞻性?#20445;导?#30340;指导意义?#33459;选?/span>


      社区居民对旅游的感知、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简单的代数方法、几个缺少内涵的数据显然不能说明情况,更不能解释原因。这些感知存在怎样的效应,强弱程?#28909;綰危?#36890;过何种途径内化为居民的行动结构,?#26434;?#36825;些问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揭示其内在机制。旅游因其复杂本质,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38382;?#26159;多种多样的,很难定出一套衡量影响的标准尺?#21462;?#38754;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地方与时空?#39038;?#26426;制的相互作用,在不同地方、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景观给予人们的表征和象征意义是不同的,人们对它的地方感应和认同也存在差异,区域比较、历时比较和不同群体对其意义比?#29616;?#24471;关注,以揭示其文化类型、符号、意义转换的过程与机制,以便进行?#34892;?#30340;文化管理。旅游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存在性别歧视、区域歧视、民族歧视等问题。旅游发展也为?#34892;?#23601;业带来不同的经历,这种全新的独特研究视角,很少引起学术界关注,旅游就业后对人口流失地社会网络的破坏作用还未提上研究议程。旅游发展对原住地社区结构和社会分层是显著的,尽管旅游绅士化已引起学者关注,但对它的指标判定、阶段、驱动要素依然模糊,不同类型旅游地的比较有待深入。旅游引致的社会分层具有时代特殊性,是一种消?#20122;?#21160;生产的模式,对消费符号、表征和意义的理解是识别分层要素的关键。社会资本对社会网络的形成、发展、稳定有积极的作用,在宏观数据乏力的情况下,对“小小世界”的微观结构?#27835;?#26159;一种很好的视角转移。社会空间的研究转向引导学者重新解构、重塑社会空间新景观,增强“地方—全球意义”的新认识。


      选择适合研究目标的恰当理论、方法与?#27835;?#24037;具,是解决科学问题的重要?#26041;凇?#30446;前对居民旅游感知的研究急需从模型工具的盲目?#31908;?#20013;解脱出来,多一份理性,多一点思考。然而,旅游对社会、文化变迁影响的研究仍徘徊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而无法前行,所幸的是,社会网络?#27835;?#27861;的推广以及20世纪末复杂网络研究中“小世界性”、“无标度性”(scale-free)的发现,加之Ucinet、Pajek等相关网络?#38469;?#30340;成熟,?#26434;?#28165;晰刻画旅游影响社会网络演化的微观结构?#25237;?#21147;、全球文化传播和文化连锁的时?#31456;?#24452;、地方—全球身份的转换机制提供了有力的?#27835;?#24037;具,无论是?#27835;?#20840;球地方化的时空?#39038;?#36807;程、地方全球化的时空?#30001;?#26684;局,还是处理地方—身份的人地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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