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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能源需求的驅動因素與節能減排政策效果分析

    來源:UC論文網2018-10-13 08:54

    摘要:

      摘要:從目前形勢看,我國“十二五”時期節能減排的形勢依然嚴峻。由于我國收入水平依然較低,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總能耗、單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將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因此,節能減排任重道遠。目...

      摘要:從目前形勢看,我國“十二五”時期節能減排的形勢依然嚴峻。由于我國收入水平依然較低,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總能耗、單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將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因此,節能減排任重道遠。目前,服務業競爭力不強、缺乏節能減排的核心技術、節能減排融資渠道有限、節能減排強制性措施過多和激勵引導不足等因素制約著我國節能減排工作的深入。節能減排中,必須通過制造業內部的結構調整降低總能耗;通過進一步加強技術創新和推廣的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過市場機制擴大節能減排的融資渠道,提高資金使用效果;通過考核機制改革,把目標考核的“剎車機制”轉變為能效與減排的提升機制;通過完善稅收和補貼制度體系,激勵企業和個人主體做出有利于節能減排的選擇。


      關鍵詞:節能減排;驅動因素;政策措施;


      作者簡介:史丹,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能源經濟、低碳經濟、產業發展與產業政策研究,聯系方式


      一、引言


      節能減排就是通過多種措施進行干預,降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能源投入、溫室氣體和污染物排放,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自“十一五”規劃期起,我國制訂了一系列節能減排措施,使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基本控制在目標范圍內。然而,受經濟與技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節能減排難度越來越大。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近年來我國能源效率改進的速度有所滯后,節能減排的措施與手段也逐漸顯現出一些不足和缺陷。因此,完善節能減排措施,注意發揮市場機制在節能減排工作中的作用,對我國順利實現“十二五”乃至更長時期的節能減排目標意義重大。


      我國在“十一五”規劃中,首次把單位GDP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作為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明確提出了單位GDP能耗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節能減排目標。從目標完成情況來看,“十一五”的節能減排目標基本完成,全國單位GDP能耗比規劃目標降幅20%只低了0.9個百分點。除新疆外,全國各省市區均完成了國家下達的節能任務。“十一五”期間,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下降12.45%和14.29%。有分析表明,從“六五”到“十一五”這6個五年計劃中,只有“十一五”圓滿完成了環保規劃目標。“十一五”通過節能降耗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4.6億噸,這扭轉了“十五”后期單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上升的趨勢,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提供了有力支撐。(1)


      不過,盡管2005-2010年我國單位GDP能耗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我國能源消費總量仍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這對我國生態環境和能源安全保障形成較大的壓力。因此,在“十二五”規劃中,進一步提出了單位GDP能耗下降16%、五年累計實現節約能源6.7億噸標準煤、化學需氧量和氮氧化物分別下降10%、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40億噸標準煤以內的目標。


      從節能減排目標完成情況來看,“十二五”前三年,全國單位GDP能耗累計降低9.1%,累計降幅滯后于時間進度要求。要實現“十二五”目標,未來兩年中國單位GDP能耗年均降幅必須高于前三年平均降幅。2013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為37.5億噸標準煤。按此計算,2014年和2015年能源消費增量應控制在2.5億噸以內,才能完成預定不高于40億噸的目標。根據國家發改委發布的節能目標完成情況,2014年上半年,福建、海南、陜西、青海、新疆和寧夏五省區節能減排形勢十分嚴峻。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2014-2015年節能減排低碳發展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進一步強化了節能減排降碳措施,對今明兩年節能減排降碳工作做出具體要求,提出了今明兩年節能減排降碳的具體目標,即2014-2015年,單位GDP能耗逐年下降3.9%以上,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兩年分別下降4%和3.5%以上。這相對“十二五”前三年的完成情況而言,依然是個巨大的挑戰。


      那么,是什么因素驅動我國能耗和碳排放的增長?哪些因素制約著我國節能減排目標的完成?這正是本文試圖研究的問題。本文將對比分析我國與發達國家能耗驅動因素的變化趨勢,把握我國節能減排的特點與任務的艱巨性,同時,分析目前我國節能減排措施的效果及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二、能耗和碳排放的驅動因素及國際比較


      (一)能耗與碳排放變化趨勢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單位GDP能耗近40年來持續下降。若以十年為階段進行劃分,下降幅度較大并領先于其他發達國的時間段是1981-1990年和1991-2001年這兩個十年。這20年期間,中國單位GDP能耗與其他國家的差距縮小了60%~70%,從美國的8.8倍下降至3.9倍,從英國的15.8倍下降至7.4倍,從日本的19.8倍下降至6.5倍。但近十年來,英國、德國、美國和加拿大的單位GDP能耗下降幅度均超過了我國,尤其是英國和德國,其下降幅度比我國分別高出12個百分點和4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率先在全球推進低碳發展戰略和能源效率提升戰略,并取得顯著成績。英國能效改進幅度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目前已成為世界上單位GDP能耗最低的國家。中國能效改進的速度落后于英國主要發生在2001-2005年,這期間,中國單位GDP能耗上升了1.7%,而英國同期下降11.9%。2006-2010年,也就是“十一五”期間,中國開始推行節能減排目標和責任制考核,單位GDP能耗由升轉降,降幅達到19.1%。上述數據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我國節能減排措施具有顯著成效,扭轉了單位GDP能耗上升的趨勢;二是在實施節能減排目標考核之前,中國單位GDP能耗也有較大幅度下降,但能源利用效率的改進趨勢不穩定。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源于能源消費,其排放的變動趨勢、波動與能源非常相似,故本文不再重復。


      (二)能耗及碳排放的驅動因素


      1.能源消費總量的驅動因素分析


      自1971年至今40多年來,中國單位GDP能源消耗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1971-2011年,下降幅度達80%。但與其他國家相比,單位GDP能源消耗仍遠遠高于其他國家,是主要發達國家的3~5倍。此外,中國能源消費量自2000年以來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十年內能源消費量增長了一倍,能源消費量由原來只有美國的二分之一轉變為超出美國。


      本文根據KAYA公式,把能源消費分解為單位GDP能耗、人均GDP與人口三者的乘積,即:能源消費總量=單位GDP能耗×人均GDP×人口。(1)然后測算三個因素對能源消費增長的貢獻率。圖1和圖2給出了中國和美國能源消費的驅動因素分解。


      如圖1所示,在1976年之前,中國單位GDP能耗、人均GDP和人口的貢獻率大致相當。此后,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人均GDP的貢獻率遠遠超過其他兩個因素。尤其是近十年,人均GDP的貢獻率陡升,而人口貢獻率比較平穩,單位GDP能耗的貢獻率則是逐漸下降。圖2表明,美國則是人均GDP和人口貢獻率同向增長,人均GDP貢獻率略高于人口貢獻率。1971-2011年,中國人均GDP增長了20倍,而同期美國只增長了1倍左右,其他發達國家也與美國類似。這說明中國能源消費增長主要是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結果。因此,鑒于中國人均GDP水平還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差很大,中國能源消費總量還有可能繼續攀升。


      2.單位GDP能耗的驅動因素分析


      同樣運用KAYA公式,本文把單位GDP能耗分解為人均能耗和人均GDP之比,而人均GDP也可寫成單位GDP供養人口的倒數,那么公式也可以寫為:單位GDP能耗=人均能耗×單位GDP供養人口(如圖3和圖4所示)。


      從圖3和圖4對比來看,美國人均能耗變化較為平緩,中國人均能耗則是呈現陡升的趨勢。1971-2011年,中國人均能耗增長了336%,美國在1961-2012年間也僅增長約20%。人均能耗的增長也可以看作是能源替代勞動力的過程。根據筆者的分析,發達國家一般是在單位GDP能耗達到峰值后,人均能耗才達到峰值。例如,英國單位GDP能耗峰值大約在1900年,人均能耗達到峰值是在1972年左右,滯后大約70年。美國單位GDP能耗峰值在1930年前后,而人均能耗峰值在1978年前后,滯后大約50年。中國單位GDP能耗1971年即達到峰值,至今已43年。不過,從目前來看,中國人均能耗還有繼續增長的跡象,這主要與中國人均GDP水平較低有關。盡管近四十年來,中國人均GDP增長了20倍,但是2011年人均GDP還不到美國、英國和日本的十分之一。


      從人均GDP與人均能源消費對比來看,中國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耗也是偏高的,發達國家都是在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以上才達到中國當前人均能耗水平。盡管中國的單位GDP能耗在持續下降,但當前中國單位GDP能耗比日本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的峰值期)的單位GDP能耗還要高出1倍多。因此,單位GDP能耗起點高和人均能耗起點低是中國的主要特征。


      目前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的單位GDP能耗已持續下降40多年,但人均能耗何時能達峰值?根據英美兩國的經驗,單位GDP能耗達到峰值50年甚至更長時間后,人均能源消耗才達到峰值。因此,“十二五”期間可能是中國人均能耗的峰值期。然而,英國和美國兩國的人均能耗峰值期持續了近三十年,若中國人均能耗峰值也同樣持續較長的時間,意味著中國的高能源消耗將持續很長時間。這對中國節能減排而言無疑不是個好消息。


      同樣可以利用KAYA公式分解二氧化碳排放的驅動因素。各國二氧化碳排放與能源消費驅動因素的變化非常類似,故不再重復。


      綜上所述,中國單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歷史起點高,雖然持續快速下降,但仍遠高于發達國家。近40年來,拉動中國單位GDP能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驅動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人均能源消耗的增長也是改善生活的需要。因此,中國一方面必須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必須恪守節能減排的承諾。于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節能減排是逆趨勢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價。


      三、節能減排的政策效果和主要制約因素


      盡管我國采取了許多措施促進節能減排,但目前仍有一些因素制約著我國節能減排目標的完成。其中,產業結構調整任務艱巨、技術節能成效有限、節能減排的融資機制不健全和節能減排目標考核機制不完善是制約我國節能減排的主要因素。


      (一)產業結構調整任務艱巨


      自1978年起,我國服務業呈現穩定發展的態勢。從2000年起,服務業占比首次超過工業,并在以后的十年里,服務業和工業在GDP中的比重開始發生此起彼落的變化。到2010年,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達到了43%,比1978年提高了近二十個百分點,但規劃目標是43.3%。2012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為44.6%,比2010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而“十二五”規劃目標是第三產業占比提高4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8個百分點。顯然,產業結構變化沒有達到預期進度目標,這意味著“十二五”后三年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加大。


      通常認為,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達到50%即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楊圣明,2008)。[1]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達到50%以后要徘徊相當長的時期。美國的服務業1819年突破50%,之后長期在50%上下徘徊,直到1930年才達到55%,用了110年的時間。英國服務業比重在50%左右徘徊也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日本和法國服務業發展比較快,但在50%左右也分別大約持續了60年和25年的時間。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已達到三個“70%”,即服務業產值占GDP的70%,GDP增長70%源于服務業,就業人口70%在服務業。


      自2000年起,我國服務業與工業在GDP中的占比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預示著我國進入了由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換的調整期。中國的比較優勢使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需求快速增長并促進生產制造業向中國集中,形成龐大的工業生產規模。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逐漸顯現。此外,我國高端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受技術、人才等方面的限制,發展速度緩慢,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步履艱難。


      從服務業的國際競爭指數來看,中國服務業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遠遠超過工業。2010年,中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指數為-12.9%,工業國際競爭指數為11.5%,二者相差較大。(1)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和過度依靠外需拉動,對外開放對我國工業的促進作用要遠遠大于對服務業的促進作用,起到了提升工業比重和降低服務業比重的作用。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有22個省級地區未完成“十一五”服務業發展規劃的目標,其中18個省級地區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低于2005年。其原因就在于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更弱,發展工業比發展服務業更具有比較優勢。因此,也不難理解具有趕超偏好的地方為什么沒有完成“十一五”的服務業發展目標。目前,中國服務業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并非是需求不足,而是缺乏發展現代服務業的人力資本、技術以及適應現代服務業發展的經濟制度(魏作磊和佘穎,2013)。[2]


      (二)技術節能成效有限


      如果說結構調整是為了提高能源利用的經濟效率,那么技術進步則是為了提高能源利用的物理效率。經濟效率主要是用單位GDP能耗表示,物理效率則是產品能耗和能量轉換效率。近年來,我國在一些領域的能源利用技術進步取得重大進展,但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有差距。例如,我國紙和紙版綜合能耗比日本高499千克標準煤/噸,火電供電能耗比日本高23克標準煤/千瓦時,合成氨綜合能耗比美國高578千克標準煤/噸。總體看來,我國存在的問題是:一是部分高效節能減排的核心技術和關鍵裝備尚未完全掌握,一些自主研發的節能環保裝備性能和效率不高;二是技術集成不夠,裝備成套化、系列化、標準化水平低,難以提供系統性解決方案;三是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尚未形成,科技創新對重點行業轉型升級和區域節能減排效果不顯著;四是鼓勵科技創新和成果產業化的配套政策不健全,技術服務推廣市場機制亟待完善(張子瑞,2014)。[3]


      (三)節能減排的融資機制不健全


      資金投入是節能減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近年來我國不斷增加節能減排的資金投入,“十一五”期間,全國各級政府與企業的節能環保投入達1.6萬億元以上,比“十五”期間增加了70%;“十二五”節能減排規劃投資2.366萬億元,比“十一五”又增長了48%。但是,目前節能減排項目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推進的示范工程和企業自籌資金,資金量小,項目效果不盡如人意。一些省市雖然利用財政資金支持節能減排項目,但資金保障程度較低,資金無法滾動使用。同時資金和項目也不能做到公開公正,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項目評價監督體系,致使資金的利用效率偏低。


      此外,節能減排融資渠道以銀行信貸為主,直接融資比重小,社會資金基本上沒有得到利用。相關的利率補貼、稅收優惠、風險補償等激勵政策及對節能減排企業上市發行股票、公司債、企業債融資的扶持政策都尚顯不足,金融機構參與的深度和廣度有限,專業性的中介機構在節能減排業務之中的參與性不足,未能起到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項目風險的作用(張子瑞,2013)。[4]


      (四)節能減排目標考核機制還需完善


      行政手段是我國推動節能減排工作的重要手段。為了完成節能減排目標,對未完成節能減排目標的地方政府領導實施一票否決制。在如此高壓之下,“十一五”期間,除新疆外,其他省市都完成和超額完成;“十二五”前三年,大多數省市都完成了考核目標。但是,節能減排工作的難度越來越大,“十二五”期間,在經濟增速下行、能源需求壓力不大的情況下,一些省市節能減排年度完成進度亮了紅燈,全國節能減排完成程度有些滯后。為此,中央不斷強化目標責任制和問責制,出臺了2014-2015年節能減排低碳發展行動方案,督促各地區制定具體實施辦法,抓好工作落實。開展節能減排目標責任評價考核,考核結果向社會公布,接受社會監督。對考核結果為未完成的地區,必要時由國務院領導同志約談省級人民政府主要負責人,有關負責人在考核結果公布后1年內不得評優樹先和提拔重用,并暫停該地區新建高耗能項目的節能評估審查和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項目的環保審批。通過嚴格控制能源消費增量,確保實現“十二五”節能目標。


      但是,盡管節能減排成為政府的行動綱領,卻沒有成為企業和個人的自覺行動,沒有成為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機制雖然可能強化企業和其他能源消費者轉變消費觀念,樹立節能意識和價值觀,但是如果持續地實施這種做法和機制,不僅不利于轉變政府職能,而且節能減排成本將會大幅度上升。其原因是這種目標考核機制實際上是一個“剎車機制”,一些地方為了完成考核目標,拉閘限電,產業結構和企業技術水平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一些落后產能不能被及時淘汰出去。更重要的是,一些市場效益好、符合國家產業規定的項目也不能上馬,使得一些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失去了機遇(薛爽等,2013)。[5]此外,目標責任制考核指標的確立和分解,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帶來極為高昂的政策執行成本和監督成本。對于大量的“低、小、散”企業,由于監管成本高,節能減排監管不到位,政策執行效果不佳(張國興等,2013)。[6]國有大中型企業和規模以上企業是政策執行的重點,受技術進步規律的限制,大中型企業的能效改進的難度和成本逐年加大。


      四、政策建議


      針對目前我國節能減排工作存在的問題,應該按照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的精神,推動能源消費革命、供給革命、技術革命和體制革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逐漸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第一,通過制造業內部結構調整和優化降低能源消耗。鑒于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相對國際競爭力,以及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最近幾年內,不大可能通過發展服務業來完成節能減排的目標。因此,只能主要通過制造業內部的結構調整來完成。具體措施包括:(1)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過快增長,加快淘汰落后產能。鑒于目前節能減排的嚴峻形勢,可能需要在《行動方案》提出的“提前一年完成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等重點行業‘十二五’淘汰落后產能任務”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淘汰落后產能力度,如到2015年底為止再淘汰落后煉鐵產能1500萬噸、煉鋼1500萬噸、水泥1億噸、平板玻璃2000萬重量箱。(2)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調整能源消費結構,提高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具體目標是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提高到11.4%以上,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和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達到8%和47%以上,清潔能源發電比重達到15%。制造業內部結構調整對節能減排的作用是巨大的,但這類措施的實施效果與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必要時,需要政府通過稅收等措施,矯正市場上存在的價格扭曲,促進要素的合理有效利用(林伯強和杜克銳,2013;林伯強,2014)。[7-8]


      第二,必須進一步加強技術創新和推廣的力度,包括清潔和可再生能源技術、化石能源的清潔利用技術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技術等等。各級政府應加強科技研發的投入力度,提高R&D經費支出。到2012年,我國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1.98%,還沒有達到“十一五”規劃的2%的目標,也與“十二五”規劃的2.2%有不小距離。可以通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863計劃”、“973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等持續對低碳發展相關科學技術研究進行支持,加大支持力度。


      在技術應用方面,應實施節能減排科技專項行動和重點行業低碳技術創新示范工程,以電力、鋼鐵、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行業和交通運輸等領域為重點,加快節能減排共性關鍵技術及成套裝備研發生產。在能耗高、節能減排潛力大的地區,實施一批能源分質梯級利用、污染物防治和安全處置等綜合示范科技研發項目。實施水體污染治理與控制重大科技專項,突破化工、印染、醫藥等行業源頭控制及清潔生產關鍵技術瓶頸。鼓勵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多種形式的產學研戰略聯盟,引導企業加大節能減排技術研發投入。此外,加快先進技術推廣應用。完善節能低碳技術遴選、評定及推廣機制,以發布目錄、召開推廣會等方式向社會推廣一批重大節能低碳技術及裝備,鼓勵企業積極采用先進適用技術進行節能改造。此外,科技部和工信部應制定相關行動方案和目標,比如突破共性和關鍵技術150項,相關關鍵設備能效提高20%以上,制修訂國家或行業技術標準100項;在重點行業組織推廣先進適用技術300項,實施節能減排重大技術示范工程100項,應用普及率提高30%;建設20個國家節能減排科技創新示范基地,具備技術創新、集成服務和產業化推廣能力;形成節能減排相關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20個以上,形成一批節能減排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創新團隊,完善國家節能減排技術服務平臺,等等。


      第三,考慮到節能減排是一項長期工作,節能減排不能是政府單方面的行為和責任,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擴大節能減排的融資渠道,提高資金使用效果。要大力推進綠色融資和建立碳排放權、節能量和排污權交易制度等。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加快金融產品和業務創新,加大對節能減排降碳項目的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上市、發行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企業債券等,拓寬融資渠道。建立節能減排與金融監管部門及金融機構信息共享聯動機制,促進節能減排信息在金融機構中實現共享,作為綜合授信和融資支持的重要依據。積極引導多元投資主體和各類社會資金進入節能減排降碳領域。多渠道、多層次籌集社會資金,通過引導資金、貸款貼息、補助資金、風險補償、后補助等手段,增加節能減排科技領域的資金投入。加強財稅、金融等節能減排科技創新財稅激勵機制研究,引導和鼓勵企業增加研究開發投入。


      第四,制定更健全的管制與激勵措施。中央政府應綜合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節能潛力、環境容量及國家產業布局等因素,將全國節能減排目標分解到各個省市區,實現能源消費總量和單位GDP能耗“雙控制”,并制定詳細的單位GDP能耗考核體系。應以地方各級政府主要領導人作為第一責任人,國務院每年組織開展省級人民政府節能減排目標責任評價考核。考核結果必須作為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納入政府績效和國有企業業績管理,實行問責制,并對做出突出成績的地區、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獎勵。


      激勵措施主要包括價格和稅收方面,激勵企業根據市場價格選擇有利于節能減排的生產方式。政府在設計建立節能減排機制時,要注意建立激勵機制,降低政府的規制成本和企業節能減排的專屬成本。節能減排制度的完善是政府政策的完善,也是節能減排市場機制的完善。在節能減排中,政府是委托人,企業或其他能源消費者是代理人,二者必須形成激勵相容的關系,才能實現有效的結果。我國要借鑒英國等歐盟國家,無論是實行強制性政策還是誘導性政策都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做法,要使節能減排從政治走向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增長點。


      一方面,通過稅收方式提高能源資源的相對價格,以市場的方式激勵企業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減少能源使用量,從而達到節能減排的目的。我國能源價格偏低,主要原因是成本計算不完全,資源開采和利用所造成的資源匱乏和環境破壞成本沒有得到充分補償,資源的代內與代際補償價值也未得到體現。因此,提高我國能源價格水平,不能是簡單的提價,而是要通過提高能源稅收,把提高能源資源價格所產生的收益歸國家所有。這樣才能對能源生產和消費所產生的外部成本進行有效補償。否則,提價收益是轉移到生產者手中,激勵能源供給,使能源價格又回歸到較低水平。能源稅應包括針對生產者征收的資源稅和生態環境補償稅,也應包括針對能源消費者征收的環境稅。目前我國尚沒有環境稅,建議考慮征收。資源稅雖然由過去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但稅收水平依然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國有資源資產的流失和浪費。通過資源稅和環境稅,收回能源生產和消費產生的外部成本,為補償生態環境資源的可能損害提供財力準備,這既是對公共利益的一種補償,也是對代際利益的一種平衡(史丹,2013)。[9]


      另一方面,通過稅收減免激勵企業進行技術革新和能源技術研發。如對節能環保等高技術企業實施R&D稅前加計扣除政策及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對國內企業為開發、制造相關節能環保設備而進口的關鍵零部件、原材料所繳納的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實行先征后退(何輝和史丹,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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