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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源起、流變與展望

    來源:UC論文網2018-10-05 08:49

    摘要:

      自20世紀早期起,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進程經歷了萌芽、興起、初步探索到全面發展的歷史進程,產生了一系列的本土化學術成果與研究主張。經歷百余年的探索后,當下中國心理學界已開始有意識地建構原創本土心理學理...

      自20世紀早期起,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進程經歷了萌芽、興起、初步探索到全面發展的歷史進程,產生了一系列的本土化學術成果與研究主張。經歷百余年的探索后,當下中國心理學界已開始有意識地建構原創本土心理學理論,但至今仍缺乏有國際競爭力的系統理論和具有本土契合性的研究方法,在理論內容、學科體系和隊伍建設方面處于較為弱勢的地位,仍需在學科范疇界定、核心框架建立和學術資源整合等方面做出進一步的努力。


      關鍵詞:本土心理學;中國特色心理學;文化心理學;中國心理學史;


      作者簡介:呂小康,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心理學系(天津300071)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文化與社會心理學研究。


      現代意義上的心理學學科體系產生于西方,并于20世紀初期經由中國早期留學生的翻譯與引介而進入中國。這種“輸入型”的學科,在其介紹與應用過程中一定會與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與實際情境產生某種沖撞和交織,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如何將西方的心理學知識中國化以及中國傳統的心理學思想現代化的疑問。總結中國本土心理學的百年學術歷程,對于梳理中國心理學的發展脈絡、厘清存在的問題與挑戰、提出未來的發展方向具有深遠的學科史意義。


      一、心理學中國化的早期聲音


      從源頭上講,將心理學研究本土化的學術愿景,自西方心理學進入現代中國之初就已經有所濫觴。例如,早期留洋心理學家張耀翔在1920年回國后,于1921年建立中華心理學會(現中國心理學會的前身),任首任會長,并于1922年創辦了《心理》雜志,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心理學刊物。在創刊號上,《心理》雜志就提出中國心理學者的三個研究方向:“一、昌明國內舊有的材料;二、考察國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據這兩種材料來發明自己的理論和實驗”,并要求“內容盡量求適合國情,形式盡量求中國化。”(1)早期心理學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潘菽在1937年發表的文章《把應用心理學應用于中國》中也提出“中國應當提倡應用心理學,還應提倡中國的應用心理學”的主張(2)。后來,張耀翔在1940年發表的著名文章《中國心理學的發展史略》中,提出了發展中國心理學的九條綱領性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發揚中國固有心理學,尤指處世心理學,期對世界斯學有所貢獻”(3)。這些都是極具前瞻性的意見。其他許多早期心理學留學生在回國后,也都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許多本土化的研究主張,如陳鶴琴在對中國兒童心理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就提出不能盲目以國外心理學為榜樣、而需結合國情進行實驗的研究思路(1);艾偉用心理學方法研究了漢字直橫讀、字形簡化、理解過程等內容,這是當時西方心理學家從未涉足、也無法深入理解的中國人閱讀心理學主題,并出版了《漢字問題》(2)一書,成為早期中國教育心理學研究的典范,其工作為后來的教育心理學者朱智賢稱為“是我國心理學界理論聯系實際,建立中國化的教育心理學典范”(3)。其他心理學家在把西方的心理測驗量表應用于中國情境時,也都體現出明顯而自發的本土化傾向(4)。


      除了專業心理學學家的努力之外,20世紀前半葉的許多學者也曾從不同的角度探索如何將心理學知識應用于中國社會的問題。如曾在德國萊比錫大學接受科學心理學熏陶的蔡元培,在回國后雖大力提倡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化,但這是基于當時的心理學尚未完全脫胎于哲學這一時代背景,他一直堅持心理學的建設應當文理并重的思想。如他在1934年回憶任北大校長的經歷時曾稱:“那時候我又有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5)此外,他希望以此在培養國人“科學的精神”的同時能夠有“藝術的精神”,并極力提倡傳統中國的美育方式對塑造國人身心健康的積極作用。


      如果說蔡元培的心理學主張主要體現在一些基礎理念的宣揚和實際事務的推動上,以梁漱溟、熊十力、賀麟、錢穆等為代表20世紀現代新儒家,則實實在在地為中國本土心理學的理論創新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例如,梁漱溟從中西文化對比的視角,從人心和人性的角度提出對心理學學科性質與體系的理解。在他看來,心理學應當是介于科學與哲學之間的一門學科,中國文化傳統蘊含著豐富深邃的心理學思想,應該深入挖掘和弘揚。梁漱溟認為,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種心理學為其基礎;心理是事實,而倫理則是價值判斷。儒家是一個大的倫理學派,其代表人物孔子所說的許多話都應當是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上的倫理學觀點,“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類心理觀……要問孔子主張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須先看他心理學的見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學來和現在的心理學相較量、相勘對,亦即不必說到發揮孔子道理”(6)。這實際上已經明確地指出了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本,結合西方現代心理學而發展中國特有心理學理論的主張。


      熊十力早期研究佛教心理學,并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對佛家唯識學進行詮釋。在對佛家唯識論的理學思想進行了揚棄后,熊十力回歸到儒家心學體系中構建其“哲學的心理學”理論(7)。雖由于身體原因未完成相關著作,但仍提供了許多值得參照的觀點。熊十力指出:“科學的心理學,專以神經系統的活動或腦的作用與客觀世界的


      來闡明心理。易言之,直將心理說為物理。是其說行,而心之德性將無從明了也。”(8)他以中國傳統的體用合一論作為其儒家心理學的依據,認為心靈與生命同義、心與物皆是本體的功能,這種哲學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不同于科學心理學用測量、實驗方式研究的那種“心”,而是更高級的“仁心”,“其進修法以默識法為主,亦輔之以思維術”(9),即提倡傳統中國哲學中的靜觀修身、內在體驗的理路。


      錢穆也很早就發現了中西方心理學取向的不同,認為“西方心理學屬于自然科學,而中國心理學則屬人文科學”(1)。這是因為中國人討論的“心”不同于西方人討論的“心”,中國人的心是一抽象名詞,心的構成和所屬其實是次要問題,心之所欲所不欲才是分析的重點。而心之所欲,就在于心與心相通,這即包括與自己的心相通,也包括與他人的心相通,還包括心與物的相通。研究這種相通之學的學問就是中國的心理學,這是一門人文心理學和哲學心理學,“中國人之心理學,即宗教,即科學,而吾一道以貫之”(2)。而傳統的詩詞歌賦,都能反映出作者的內心所蘊,讀經典作家的編年著作還可見作者之生平,因此“文學乃通于史學,實亦即中國一種最高值得研究之心理學矣”(3)。


      這些新儒家的代表性觀點,實際上代表了20世紀前中葉中西方思想交匯時期的本土思想家建構本土心理學理論的最早嘗試,形成了中國人文主義心理學的代表性聲音(4)。其基本特征,無一例外地注重從中國人的視角來理解“心”、“心理”和“心理學”,力圖從中國傳統思想主要是儒家心學思想中發展一套能夠與西方現代心理學相并行且互補的心理學體系與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朱光潛對西方文藝心理學、變態心理學思想的比較與應用,以及潘光旦對西方性心理學的引入及在中國進行相關研究的倡導(5),這些對于促進心理學在中國的傳播以及與中國社會和學術思想的融合,都曾在不同時期和不同領域起到過一定的影響(6)。


      當然,由于現代學術專業分工的深入和心理學學科對自然科學地位的不懈追隨,以及各種實際因素的限制和時代的局限,這些本土化的聲音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除去戰爭、社會運動等“不可抗力”的干擾,單純在學術建設方面,中國心理學的發展思路主要還是沿著西方心理學的既定體系和方向前進,較少有突出的原創性成果問世。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工作還更多是表達為一種學科愿景,并未真正在學術工作中占據重要的位置。這一情況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有所改觀。


      二、中國文化心理的多元探討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改革開放帶來的學術研究的多元化趨向,使得國內一些從事哲學、歷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如李澤厚等人,自發地開始探討有關民族文化心理的內容。雖然這些研究的“心理學”氣息較弱、哲學氣息較濃,但其研究較少受西方心理學知識的束縛,一定程度上反而更加貼近中國的學術傳統,在寫作方式上也較少受西方概念與思維方式的影響,更加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因而在學術界和社會層面也有相當的影響力。這種帶有哲學心理學性質的有關國民性、文化心理、思維方式的探討,與當時不斷進入到大陸學術視野的海外華人的相關文化心理著作,可以視為當時學界從哲學和思想史領域建構本土文化心理學理論的先聲。


      從思想史的角度出發探討民族文化心理的典型代表是李澤厚。在最早發表于1980年的《孔子再評價》一文中,他就提出了后來反復提倡的觀點:“由孔子創立的這一套文化思想(指儒家思想),在長久的中國奴隸制和封建制社會中,已無孔不入地滲透在廣大人們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情感狀態……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人們處理各種事務、關系和生活的指導原則和基本方針,亦即構成了這個民族的某種共同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視的是,它由思想理論已積淀和轉化為一種文化——心理結構。”(1)在他看來,“思想史所應注意的是,去深入探究沉積在人們心理結構中的文化傳統,去探究古代思想對形成、塑造、影響本民族諸性格特征(國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結構和思維模式的關系”(2)。在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深入論述了“以‘一個世界’為根基,以‘樂感文化’、‘實用理性’為特色的華夏文化心理結構”(3),并嘗試建構以心理本體的建設為核心的人類學本體論哲學,成為了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心理學論說。


      差不多與此同時,華裔美籍歷史學家、自稱為“歷史心理學家”的孫隆基也在1983年于美國出版了英文專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最早于1988年引進出版,也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4)。孫隆基站在較為苛刻的批判性立場上,對中華文化的“良知系統”,即其所謂的深層文化結構進行了分析和抨擊。在他看來,“良知系統”是一個文化最為基本的結構,即“深層結構”,但它不是一個被壓抑掉的心理層次,也不是指個人發展史或民族性形成史上的一個屬于“史前史”的心理巖層,必須用釋夢、臨床治療或比較神話學的諸種方法去作“考古發掘”,它是指即使在日常生活這個“當代史”中也可以看得到的文化行為(5)。


      具體而言,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具有靜態的意向性,“中國人的‘良知系統’在個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與‘安心’,在整個社會文化結構中則導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團結’,而其政治之意向亦為‘鎮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亂’。換而言之,就是維持整個結構之平衡與不變”(6)。他廣泛采用報紙、期刊中的報道與其他史料,結合自身的親自經歷與觀察,對中國文化的深層心理結構進行了分析和批判。作為一名出生于內陸、成長于香港、求學于臺灣而治學于美國的文化移民,孫隆基的獨特經歷使其可以結合歷史學的文獻分析和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對中國人的民族性問題提出一些較為新穎的見解,這一論述在其后期的論文集《歷史學家的經線:歷史心理學文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7)。但由于其激烈的批判性姿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學術性,也容易引發相關的非學理化的、情緒化的爭議。


      20世紀80年代后期進入大陸學者視野的,還有人類學家許烺光的代表性著作《美國人與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的探討》(8)。該書最早成書于1953年,后不斷重版,在中西方人類學界和社會心理學界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力。他在該書中所提出的中國人行為的“情境中心論”,即“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是以情境為中心,而美國人則是以個人為中心的”(9),是這一時期對本土心理學研究影響最大的觀點之一。與純粹的人類學研究不同,許烺光尤其注重從內在的心理出發來解釋不同文化中的人類行為,其中,心理安全感滿足方式在行為模式的塑造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他認為:“每個人都有兩個世界——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他必須借助一種給予他適當的安全感的方式平衡這兩個世界。這種安全感的內容就是自尊感和堅定的意志。中國人由于保有維系著后來所有約束的主要聯系,所以他們在人際關系中尋找安全感。美國人由于把全部人類關系視為在個人需要時可以分割或重新組合的主題,他必然在人群之外尋找安全感。而且,由于上帝只幫助那些自助之人,所以一條取之不盡的安全源泉是利用其他方式謀取物質財富或征服客觀環境。”(1)正由于此,許烺光將其系列研究的理論立場概括為心理人類學,并堅持以跨文化的比較分析法研究文化與人格之間關系的工作,為西方學術界提供了一種觀察人類行為尤其是中國人行為的非西方視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了后續的中國本土心理學工作者的相關研究(2)。


      另外,還有許多哲學文化學者也從思維方式、國民性、文化心理結構等不同角度探討了中國文化心理的相關內容。例如,劉長林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概念,認為文化系統發生和演進的基因表現為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和心理底層結構(3)。實際上,這一時期以來中國哲學界關于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研究(4),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自發的、文化心理意義上的學術尋根之旅,為心理學采用實驗法、量表法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問題提供了很好的參照。這些討論也是中國心理學本土化所需充分重視的學術資源之一。


      三、“中國本土心理學”與“中國特色心理學”的提出


      上述理論觀點主要是由心理學界之外的學者提出。中國心理學界真正明確地將本土化作為一種心理學研究趨勢,最早應當源自港臺心理學者。受國外心理學研究本土化思潮的影響,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當時學術氛圍上更加開放的港臺學者開始真正致力于追求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其思考與探索隨著兩岸三地之間學術交流的日益頻繁,也逐漸影響到眾多的大陸學者,從而興起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本土心理學研究。


      1980年,中國臺灣心理學家楊國樞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中國化”研討會上的報告《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層次與方向》中正式拉開了中國心理學本土化的序幕。他認為,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層次與方向為:(1)重新驗證國外的研究發現;(2)研究國人的重要與特有現象;(3)修改或創立概念理論;(4)改良舊方法與設計新方法(5)。研討會的論文集于1982年在臺灣出版后,也成為了當時引導中國心理學本土化方向的著作。包括楊中芳、黃光國等在內的諸多學者在探討了“什么是中國本土心理學”、“中國心理學為什么要本土化”等問題,形成一些較寬泛的共識后,楊國樞在《本土心理學研究》雜志的創刊號又提出了本土心理學研究的“本土性契合”標準,意指“當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觀念與當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為之間的密切配合、貼合、接合或契合”,“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重點即在使心理學的研究能夠達到本土性契合的標準”(6)。


      在這些基本思想的指引下,港臺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取得一系列的進展。這主要體現在對一系列本土的詞匯,如人情、面子、孝、關系、中庸等進行了較為細致的理論提煉,對傳統的思維方式進行集中的概括,并對其中一些概念進行了量表構建,如中庸思維量表等,從而將西方的問卷法與心理測量技術應用于傳統概念的操作化實踐(1)。對本土詞匯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成為港臺心理學界本土化研究的一大特色。


      在使用中國人的傳統概念、思維方式及行為方式作為本土心理學研究素材的同時,研究者還在不斷反思如何建構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取徑與研究方法的問題。在大的取徑上,楊中芳提出不排斥外國研究成果、不一定使用本土詞匯、不一定要由本土人來做本土進路研究的開放性理念,但也承認“目前唯一一個一直沒有開展起來的工作,就是探討適合中國人的本土研究方法及工具這方面。目前我們還在一個依賴西方研究設計及工具的階段,而且太過依賴問卷法。長時期,許多人都感覺到這些設計及工具并不太適合研究中國人,而且也試圖探索一些新方法及新途徑。但是直至目前為止,成績乏善可陳,有待號召更多人一起努力去做‘零’的突破”(2)。雖然她是在1991年作出這一論斷,但此后20余年在本土心理學研究方法自身的拓展上仍然成果有限,心理學本土化的更多進展還是在傳統概念的操作化、量表化上。這也是值得后續學者持續攻艱突破的一大難點。


      與港臺學者的本土心理學研究相比,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大陸本土心理學研究更多地偏向于傳統中國心理學思想的發掘、整理、詮釋與建構的工作,多數的研究者直接來自或間接涉及中國心理學思想史的研究。文革結束后,重新開展心理學研究工作的老一輩心理學家們,率先提出了發展“中國特色心理學”的主張。1979年,在《論心理學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一文中,潘菽首次提出“中國心理學”的概念,并就這一提法發表了自己的看法。1983年1月10日,他以“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心理學”為題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這是最早公開發表的關于“中國特色心理學”的提法,其特征可以歸納為三點:(1)從指導思想上看,應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必須貫徹辯證唯物論原則。(2)從內容上看,既要批判地繼承我國古代已有的心理學思想,又要批判地吸收國外心理學的研究成果;還要有自己的心理學體系,在基本理論問題和研究方法上也要有自己的觀點。(3)從作用上看,要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這些觀點至今仍有原則性的指導意義。


      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挖掘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心理學成分,就成為建設中國特色心理學的一項重點工作。潘菽和高覺敷主編了《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研究》,揭開了中國心理學史學科創建的序幕(3)。隨后,高覺敷的《中國心理學史》(4)、燕國材的古代心理思想史系列(5)、楊鑫輝的《中國心理學史研究》陸續問世(6)。這些著作本著古為今用的原則梳理傳統中國思想家的心理學思想,主要體現為史料研究與整理。雖然這些教材和著作本身并不明確地聲稱以心理學本土化為導向,但在客觀上為后人認識中國傳統心理學思想、探索本土心理學的新路徑做了奠基性的工作。進入21世紀后,有關中國心理學史的教材和著作仍在不斷地重版或出新(7),有些心理學史的教材(8)也注重將中國心理學史作為整個心理學史的重要部分,與西方心理學史一起構成整個心理學史內容體系的有機成分,這也間接地說明了本土思想在當下教學與研究中的生命力。


      四、心理學本土化的全面深入


      從20世紀90年代起,受港臺與海外心理學本土化思潮的影響,加之心理學學科內部對實證方法在心理學研究中壟斷性地位的不斷質疑(1),這一時期大陸的心理學研究逐漸采納“本土心理學”這一提法,并使用理論概括與實證驗證相結合的研究方式,以中西比較的視角,也對一系列的本土概念和本土現象進行了操作化測量和實證調查,提出了一系列發展中國理論心理學的構想,同時也開始了一些原創性的理論工作。


      建立本土化的心理測量工具是這一時期心理學本土化工作的突出表現,較有代表性的如王登峰的中國人大七人格理論。受西方人格特質論及其研究方法的啟發,王登峰等人采用人格特質形容詞的途徑開始對中國人的人格結構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調查,最終建立了中國人的大七人格理論模型,編制了由215個項目組成的中國人人格量表,歸納了中國人人格的七個維度:外向性、善良、行事風格、才干、情緒性、人際關系和處世態度(2)。當然,大七人格模型的意義還不止在于提供了一個中國版的人格測量量表,王登峰等人還將量表與西方的大五人格量表進行了跨文化比較和深層解讀。除此之外,梁寶勇等人的中國人應激量表及中國人心理健康測評系統中的多個本土化量表(3),邢占軍的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4),等等,都是本土化心理測量工具建構中較有代表性的成果。這些工作可以概括為“測量工具的本土化”,而不完全是“研究方式的本土化”,其要義在于完善西方的量表法,使之更加適合中國情境,更能有效地測量中國人的心理。


      對本土觀念、現象與行為的經驗分析,是這一時期本土心理學研究的另一主要內容。之所以用“經驗分析”而不是“實證分析”,是因為這些分析既有理論反思性的,也有實證調查性的,但都是針對實際生活中的現象與行為,其所使用的方法也更加寬泛,既有量表、問卷和實驗,也包含著更多質性研究的方法,如個案訪談、參與觀察、文獻分析等等。這方面的研究受臺灣本土心理學研究者的影響較大,較多地關注當下社會現實,并與社會學、人類學視角的研究交集較多。例如,翟學偉關于關系、人情、報、面子、土政策等“中國人行動邏輯”的系列研究和中國社會心理學方法論的研究(5),楊宜音等人關于轉型期社會心態的研究(6),方文等人關于當下中國轉型心理學的研究(7),汪新建等人關于本土心理咨詢與治療現象的研究(8),等等。相對而言,此類研究更注重經驗層面的具體分析,也嘗試在方法論貼近分析中國人某些層面的現實行為,但還較少直接指向系統性的本土化理論建構。


      五、建構原創本土心理學理論的嘗試


      對原創性的本土心理學理論構建的嘗試,可能是整個本土化過程中最困難、最有挑戰性的任務。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類別,反應出建構原創性理論的兩種不同思路。一類研究主要借助傳統心理思想的豐富資源,在進行全面梳理和總結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的闡釋、轉換與跨文化比較,從而形成專注于某一心理學主題的、帶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理論。這部分學者多從事中國心理學史與心理學理論方面的研究,可以視為對老一輩中國心理學史研究者工作的深入與細化。例如周一騎等關于感應與意義體悟視角下的心性修養之學研究(1),彭彥琴等關于佛教心理思想、傳統人文資源的心理學轉化及其當下應用的研究(2),汪鳳炎等關于心理學研究中國化路徑的分析、對中國傳統心理學思想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對傳統智慧觀的理論建構及實證研究(3),郭斯萍等對傳統幸福觀及中西方心理學體系整合可能的思考(4),奚彥輝關于人文化成思想的本土心理學研究(5),等等,都是這一方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是目前為止大陸心理學本土化工作成果最為豐富的一種研究類型。


      此外,本土心理學思想的梳理方面近期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2012年出版的“文化·詮釋·轉換:中國傳統心理學思想探新”系列專著。這一系列叢書共有11部,其研究思路可概括為“文化·詮釋·轉換”,即“從過去科學(科學心理學)的視角擴展到文化歷史的視角,從義理詮釋拓展到實證實踐詮釋,從挖掘整理擴大到轉換應用,從而使中國傳統心理學思想更充分地體現古為今用的原則,并有助于心理學中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結合”(6)。整個系列包含傳統智力心理(7)、情欲心理(8)、人格心理(9)等方面的研究,集中代表了中國心理學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這些研究已經不僅僅滿足于傳統思想的整理,更體現出本土學者在傳統思想上建構相關心理學理論并驗證其當下效用的學術努力。這代表著中國心理學史研究的一個新方向。


      另一類本土心理學理論建構研究則體現出更強的建構性和整體性,不滿足于建立某個心理學專題的“小理論”,而力圖從根本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統的本土心理學理論體系。這方面的主要代表就是葛魯嘉的新心性心理學理論(10)。該理論認為中國本土文化中的心理學傳統可以稱之為心性心理學,而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創新性中國心理學理論就是新心性心理學,它包括六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心理資源論析、心理文化論要、心理生活論綱、心理環境論說、心理成長論本、心理科學論總,其具體內容將在后面的代表性成果評介中展開。這一理論集中體現了本土學者在原創性理論方面的建構性努力和建立統一的、可以解釋中國人心理生活的心理學體系的宏大抱負。


      除此之外,隨著從事西方心理學理論和心理學量化研究的學者對西方心理學理論及其研究方式的深入反思,許多理論心理學工作者也在引介、評述和應用西方心理學理論的同時,開始思考中國理論心理學的發展方向、理論出路以及本土心理干預思想的轉化與應用等問題,并發表了相關的成果(1)。這些成果具有明顯的中西對比的寬廣理論視野,對于發展中國本土心理學理論可以提供很好的參照價值。


      六、展望


      從前面近百年時間跨度的學術史回顧中可以看出,本土心理學在當下中國(包括大陸與港澳臺地區)心理學學術界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力量,但是其力量還相對分散。相較于科學心理學,其內容體系、研究方法、機構設置和隊伍構成等方面仍處在相對薄弱的狀態。這使得我們在解釋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時,不得不過分地依賴西方的理論、工具和技術,而這些理論、工具與技術又很容易產生一系列的文化隔膜和心理疏離感,使得心理學研究未能很好地滿足實際生活中的心理需求。這種對西方理論的過分依賴性,既與當下學術界的西化思潮有關,也從側面反應出本土理論建構薄弱和既有理論解釋缺乏競爭力的事實。尤其在國際心理學界甚至是華人心理學界,有代表性和國際影響力的本土化理論還很罕見,這仍有待進一步的摸索與創新。


      有沒有原創的系統化理論和與之配套的系列研究方法,是判斷一個學科本土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基于此,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工作還至少面臨以下三項基礎性的工作。


      首先,“中國本土心理學”這一概念還需進一步的厘清。是不是以中國傳統思想來解釋當下中國人心理的學說就可以稱之為中國本土心理學?是不是以中國人的心理為研究對象的心理學就是中國本土心理學?中國本土心理學與中國心理學、科學心理學、西方心理學的概念關系與學科邊界為何?也就是說,中國本土心理學有沒有屬于自身的、特殊的研究對象?它是不是只是對同一個研究對象的不同的研究視角?如果中國本土心理學要成為一門學科、一個范式,它究竟是靠研究對象的獨立來獲取學科地位,還是靠方法的獨立來獲取學科地位,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一般而言,研究對象的相對獨立與研究方法的相對統一,是塑造一門學科之專業認同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如果不能在這兩個問題上達成較為一致的意見,中國本土心理學就難以成為一種有代表的學科范式,而只能稱為一種寬泛意義上的學術運動,從而無法塑造出屬于自身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心理學理論,其理論價值就將受到極大的局限,也就無法為中國心理學話語體系的建立與創新貢獻出足夠的力量。


      其次,假定中國本土心理學是一門學科范式,那么,它有沒有具有足夠“理論辨識度”的核心主張?在心理學中,一個理論、一種學說的價值,往往不在于它能夠對人類心理提供完整的、沒有偏差的解釋,而在于它能不能為人類心理的某一側面提供深入的、與其他學說不同的見解。從心理學發展的歷史上看,無論是精神分析、行為主義、人本主義、認知主義這四大傳統流派,還是如今發展迅猛的進化心理學、社會建構論心理學、積極心理學等新興理論,沒有哪一個流派能夠完全統一心理學界對于人類心理本質及其研究方式的認識,但都基于自身的方法論立場提出了獨樹一幟的核心觀點和基本概念,從而推動心理學的整體發展。那么,中國本土心理學的核心框架是什么?它涉及哪些基本概念和范疇?它們之間的關系為何?這些問題不解決,就難以建立本土化的心理學理論,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運動也就難言成功。


      再次,中國本土心理學如何在當下的教育體系和研究體系中獲得更大的學科認同和發展資源?學術力量的壯大,離不開學科制度的匹配與相關資源的支持。當下中國的心理學研究,其主流仍然是西方化的科學心理學研究,所謂心理學的本土化更多地還停留在以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人的特有心理現象這種“工具性移植”的階段。許多心理學的研究普遍性地采用源自西方的概念,如“自我損耗”、“自我憎恨”、“群體寬恕”、“心流”等,有些概念離中國人的本土情境很遠,也不太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在進行學術交流和日常溝通時難免產生隔閡之感。但由于這些概念在西方往往已經得到了操作化、量表化,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就容易進行移植和對照,從而更容易發表一系列的“跨文化”研究結果,并以此獲得進一步研究的所需資源。相反,一些傳統的、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概念,如人情、面子、關系、拿捏分寸等,雖然也有一些操作化的量表問世,但一來這些概念本身較為模糊難以進行操作化測量,在華人心理學群體中就沒有獲得統一的理解,二來由于文化異質性的阻隔,使得此類研究成果無法或很難直接進入西方心理學的主流發表陣地,也很難獲得西方主流心理學界的認同,而這似乎就意味著這類研究“不夠檔次”、“不夠有說服力”,于是也就較難獲得相關的資源,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在當下的心理學教學體系中,中國本土心理學的相關內容也較少,更多地只是體現某些研究者個人性的研究或教學行為,偶爾通過研討會等小眾化的方式進行傳播,但還未形成真正的制度化力量。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應當說,如何破除“學術邊陲”的學科發展思維,是包括中國心理學在內的中國社會科學和中國自然科學等學科所面臨的一大共同挑戰。從事中國本土心理學研究的學者要通過更加努力和富有成效的工作,以實實在在的成果建立自身的理論自信和方法自信,從而真正讓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走出屬于自己的學術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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