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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脆弱地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調控機理分析

    來源:UC論文網2018-09-29 10:29

    摘要:

      摘要:運用“壓力—狀態—響應”(PSR)概念模型,分析生態脆弱地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調控機理,并對貴州省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系統綜合協調度、系統協調率進行測算與分析。結果表明,貴州省農業生態資本...

      摘要:運用“壓力—狀態—響應”(PSR)概念模型,分析生態脆弱地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調控機理,并對貴州省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系統綜合協調度、系統協調率進行測算與分析。結果表明,貴州省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總體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從2000年的0.442逐漸上升到2012年的0.565,從[0.4,0.5]不太安全的區間步入到[0.5,0.6]基本安全的區間,但個別年份的系統協調率理想差偏大。從全國來看,中國的生態脆弱地區大多是在生態貧困的偏遠農村,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呈現出明顯的動態變化和階段性,需要采取自然和人工相結合的措施構建安全調控體系,切實提高生態脆弱地區生態產品生產力和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


      關鍵詞:生態資本;生態脆弱區;生態貧困區;安全調控;


      作者簡介:鄧遠建,經濟學博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湖北武漢430073),湖北師范學院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引言


      中國是世界上生態脆弱區分布面積最大、脆弱生態類型最多、生態脆弱性表現最明顯的國家之一,不僅生態脆弱區域面積廣大,而且脆弱因素比較復雜。據統計,中度以上生態脆弱區域占全國陸地國土空間的55%,其中極度脆弱區域占9.7%,重度脆弱區域占19.8%,中度脆弱區域占25.5%[1]。生態脆弱區大多位于生態過渡區和植被交錯區,處于農牧、林牧、農林等復合交錯帶,是中國目前生態問題突出、經濟相對落后和人們生活貧困區[2]。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系統抗干擾能力弱、對氣候變化敏感、時空波動性強、邊緣效應顯著、環境異質性高。加強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源保護,增強農業生態環境監管力度,促進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有利于維護脆弱區農業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是建設“美麗鄉村”,促進脆弱區農業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


      脆弱性問題起源于流行病學領域,后來逐漸延伸到生態領域和經濟社會領域。生態脆弱性(EcologicalVulnerability)概念最早源于美國學者Clements提出的生態過渡帶(E-cotone)概念,1981年,Timmerman首先提出了脆弱性的概念[3]。國外的生態脆弱性研究已較為成熟,不僅借助遙感、GIS、GPS技術深入到各類型區域,而且出現了與景觀學相結合或針對特殊條件的生態脆弱性評價體系。國內相關研究較晚,最早始于朱震達針對中國荒漠化研究提出的在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區存在一條地跨半濕潤、半干旱和干旱區域的生態脆弱帶[4]。生態脆弱性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系統變化的評估,系統響應變化的敏感性評價,變化對系統造成的潛在影響估測,以及系統對變化及其可能影響的適應性評價等。目前,生態脆弱性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情景分析與模擬的不確定性、適應性能力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明晰、自然因素與社會經濟因素脆弱性研究相對不足。生態脆弱性進一步研究的重點是推進脆弱性研究多學科、跨尺度的融合,生態適應性方面還應深入研究適應性能力閾值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以及國家、區域和群體之間適應性能力的總體協調與管理。


      在生態資本運營研究方面,大多結合某一區域實際來展開,如結合北京市密云縣進行案例分析,構建了生態資本運營的理論框架[5],闡述了生態經濟區生態資本運營的目標與模式[6]。黃愛民等系統剖析了環境資本運營的具體運作過程[7]。劉加林從經濟學角度闡述了生態資本運營最低安全標準設立的基礎,設立了生態資本運營安全標準的評價框架及其生態安全閾值[8]。生態資本運營深入研究的趨勢是結合特定區域或具體產業,探索總結各自領域中關鍵生態資本運營的制度設計和機理分析。因此,本文將區域定位在生態脆弱區,并借用PSR概念模型分析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的安全調控問題,從理論上分析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調控機理,分別從壓力、狀態、響應層構建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性評價指標體系,測算貴州省2000—2012年的壓力、狀態、響應層指標值和系統協調率,為合理運營農業生態資本提供依據,避免“扶貧—開發—破壞—貧困”的惡性循環,實現生態脆弱區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綠色發展與包容性發展。


      二、基于PSR的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安全運營調控機理理論分析


      (一)PSR概念的界定


      “壓力—狀態—響應”(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概念模型主要是用以解釋發生了什么、為什么發生以及如何應對和反應這三個問題。“壓力”(P)是造成發展不可持續的人類活動、消費模式或經濟系統中的一些因素,是影響可持續發展的“負效應”———消耗生態資源和產生環境污染;“狀態”(S)反映可持續發展中各系統的狀態,既反映經濟的狀態又反映生態系統的狀態,表示發生了什么,是問題的核心;“響應”(R)過程表明人們在促進可持續發展進程中所采取的有效對策,是“正效應”———減少對生態資源的耗竭和對環境的污染,對生態資源實行投資。“狀態”的變化不會只與一個或一類特定的因素有關,也不是只與一個或一類特定的反應有關,而是與許多因素包括自然的、社會的各因素有關,各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程度相當復雜[9]。


      (二)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PSR因素分析


      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PSR框架從總體上反映了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與農業經濟發展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人口增長、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給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帶來了巨大的壓力(P),人們耗竭性地攫取農業生態資源,通過各種農業活動向農業生態系統排放污染,改變了農業生態資源的質量和農業生態資源存量的狀態(S),從而也影響了人類自身的發展和后代人的福利。壓力和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問題向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理論研究和安全管理決策提出了挑戰,要求采取應對措施(R),首先要對區域(如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源狀況和開發潛力、農業生態資源供求態勢、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管理政策、農業生態技術發展水平和社會經濟狀況等做出精確的診斷和評價;然后依照農業可持續發展目標制定出體現農業生態資源最優配置和代際公平的開發、利用和保護政策;最后還要對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狀況進行動態監測和評估,對政策執行效果實時跟蹤,以便適時調整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管理政策,確保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


      (三)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調控機理


      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就是把農業生態資源和農業生態環境作為一種資本來進行運營,利用資本的保值增值屬性獲取利潤,這種現象在形式上表現為運營主體對農業生態資源進行管理和運營的措施與行為,在內容上體現為農業生態資源和生態環境的資本化演變過程[10]。即在農業發展過程中,農業生態資源的所有者或經營者將“農業生態資產”作為一種具體的生產要素,投入到農業經濟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之中,利用農業生態技術實現農業生態資產的形態變換,通過生態產品或生態服務實現農業生態資產的價值轉化,依靠生態市場實現農業生態資源保值增值的全部活動和過程[11]。


      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調控機理的核心是要對影響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相關因素予以篩選,在此基礎上進行分類,以便客觀地描述同類因子內部以及非同類因子之間的耦合關系,解釋各因素對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影響過程、結果和調控方式。在研究過程中,把生態脆弱區的農業生態、經濟和社會作為一個系統來觀察,有助于理解和分析與其有關的各要素相互作用過程及影響程度。利用PSR概念框架可以簡單地揭示這一過程,同時解釋影響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各類因子的相互作用過程及所產生的結果,從而揭示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機理(如圖1所示)。


      中國的生態脆弱區大多也是資源供給區、生態貧困區。生態脆弱區安全科學地運營農業生態資源,有利于推進資源價格改革,建立反映農業生態資源稀缺性的市場化配置機制,杜絕不合理的農業生態資源開發方式,切實提高生態產品生產力和脆弱區的發展能力,變資源“詛咒”為資源“保佑”。保護和擴大自然界提供生態產品能力的過程也是創造價值的過程,保護農業生態環境、提供生態產品的活動也是發展。總體上看,中國提供工業品的能力迅速增強,而提供生態產品的能力卻在減弱。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生態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強,因此,必須把提供生態產品作為發展的重要內容,把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作為農業生態資本安全運營的重要任務。在PSR模型中,人地關系是一個以時間為方向軸的開放性螺旋形循環鏈關系[12],反映在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實踐中,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的安全性是一個動態過程,并呈現出階段性變化,其“壓力—狀態—響應”演變過程如圖2所示。


      隨著生態脆弱區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活動的壓力呈非線性上升的趨勢。當人類活動的壓力小于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的安全調控閾值時,區域農業生態系統要素之間保持動態平衡,處于良好的生態狀態(圖2A-B段);當人類活動的壓力接近或剛剛超過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的安全調控閾值時,區域農業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受到損害,處于臨界狀態(圖2B-C段);人類活動的壓力繼續加大,會造成農業生態系統的惡化,甚至出現不可逆的變化(圖2C-F段);采取調控措施對農業生態系統進行人工恢復,如提高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的安全調控閾值或者降低人類活動壓力,會使農業生態系統向臨界狀態,乃至良好狀態回復(圖2D-H段)[13]。


      三、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安全運營調控機理實證分析:以貴州為例


      貴州是中國南方典型的生態脆弱區和生態貧困區,其農業經濟發展和生態可持續錯綜復雜的關系一直受到廣泛關注[14]。本文基于PSR視角,試圖從貴州在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和自然災害壓力下的農業生態資源、生態環境、生態服務狀況及其對相應壓力做出的經濟和社會響應的動態變化過程,來闡述貴州省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調控機理,具體測算其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的安全水平。


      (一)分層數據


      1.壓力層(P)指標及數據。改革開放以來,貴州省社會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給當地的生態環境帶來巨大壓力,使得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受到嚴重威脅。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長,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生態系統遭受破壞,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加之貴州屬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生態系統脆弱、敏感性強、環境容量小、生態系統承載力低,極易產生水土流失、石漠化等自然災害,2008—2011年間貴州省耕地受災面積分別占當年耕地總面積的47.2%、20.2%、44.6%和31.5%(如表1所示)。


      2.狀態層(S)指標及數據。在人口數量和GDP高速增長,糧食、水、能源等資源需求快速增加,化肥、農藥環境破壞不斷加劇以及頻繁自然災害的壓力下,貴州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的狀態也在發生著快速的變化。森林覆蓋率、人均水資源量等生態資源,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積、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等生態環境狀況,以及人均糧食產量、萬元產值耗能、自然災害直接經濟損失等生態服務能力的動態變化狀況如表2所示。


      3.響應層(R)指標及數據。貴州省認識到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生態資源需求快速增長、生態環境污染以及自然災害等多重壓力下,其生態資源萎縮、生態環境破壞、生態服務功能下降的現實狀況,做出了一定回應,不僅從經濟上加大對農業生態資本運營主體以及對象的投入,而且還從社會角度做出了系列回應。就經濟響應而言,通過多種方式不斷增加區域內農民人均收入,不斷加大農業機械化和環境污染治理投入;就社會響應而言,通過延長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開展業余培訓來提高農村勞動力科學文化素質,對水土流失嚴重和不易耕種土地進行退耕還林,并提倡使用可再生能源(如表3所示)。


      (二)確定指標權重


      由于計算簡便且能保證權重賦值的相對準確性與實用性,選擇客觀賦權法中的熵權法進行指標權重確定。它是根據指標值提供的信息量,也就是以客觀定量數據為基礎,算得一個指數來確定指標的權重。結合貴州省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性評價所選指標數據實際,運用熵權法確定權重的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第一,形成原始數據矩陣。本文共選定24項評價指標,13個樣本(即參與評價的年份數),Xi為第i項指標在第j年的原始數據,其中,i=1,2,3……23,j=1,2,3……10。故原始數據矩陣為


      第二,通過將原始數據無綱量化。其中,X'ij為無綱量化數據,Xmax、Xmin是第i項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若標準化后的值越大,對總體評價效果越好則選(1),反之,則選擇(2)。將原始數據進行無綱量化處理,形成新的樣本數據矩陣


      第三,算出第i項指標在第j年樣本數據比重Yij。計算公式為:


      由此可建立數據的比重矩陣D={Yij}24×13。


      第四,計算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值ej:其中K為常數,一般定義K=1/lnm。


      第五,算出第j項指標效用值fj:dj=1-ej


      第六,算出第j項指的權重值rj:


      通過以上步驟計算獲得的貴州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PSR模型的指標權重如表4所示。


      (三)評價結果及分析


      1.系統綜合協調度評價結果及分析。一方面,用各項指標權重乘以對應指標的標準化數據,將數據按照壓力、狀態、反應三個子系統進行數據匯總;另一方面,求出三個子系統的協調系數,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C為系統綜合協調度,wB1、wB2、wB3為系統指標權重,I為系統標準化數據。具體結果如圖3所示。


      總體看來,貴州省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三個子系統呈現出密切的聯系,系統壓力增加會帶來系統狀態體系的惡化,但響應能力的提升能有效緩解壓力對狀態的影響效果。從綜合協調度來看,貴州省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總體上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從2000年的0.442逐漸上升到2012年的0.565,從[0.4,0.5]不太安全的區間步入到[0.5,0.6]的基本安全的區間。


      具體而言,能較清晰地看出從2000—2005年貴州省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在持續壓力下,狀態有一個持續的下滑過程,但該壓力仍然處在農業生態系統自我修復的能力范圍之內,即使在沒有相關部門響應的情況下,從2002—2005年貴州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狀態也有一個平穩的回升過程;2006年GDP達到11.6%的超高速增長和農藥、化肥使用量均超過9%的增長,加之當年自然災害面積比上年增加了7.1%,眾多因素使得當年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壓力突然爆發,即使在政府各部門積極響應的情況下,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狀態還是有較大幅度的下降;2007年隨著響應能力的不斷加強,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狀態不斷回升。2008年以后,在壓力增加和響應提升雙重作用情況下,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狀態開始了一個大幅震蕩的過程,特別是2010年以后這一震蕩過程明顯變強,主要原因是2011年前后南方持續干旱帶來了區域內大面積糧食絕收、水資源嚴重匱乏,在政府部門和當地民眾積極響應、克服困難的情況下,農業生態資本運行狀況才沒有繼續惡化。


      2.系統協調率評價結果及分析。為了更進一步描述三個子系統之間的關系,找到系統運行安全的內在規律,本文運用系統協調率來刻畫系統間的變異的匹配程度。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CI為系統協調率,C1、C2、C3分別為三系統的綜合得分,壓力、狀態、響應三子系統綜合值越接近,整個系統越趨于平穩,系統抗風險能力越強,故而協調率越接近于越好[15],并將定義系統協調率理想差Φ。計算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明顯看出,2000年、2011年是兩個特殊的年份,這兩年的系統協調率理想差均大于0.1,特別是2011年更是大于0.2,表明這兩年的壓力、狀態、響應子系統之間呈現出嚴重的不匹配,也表明這兩年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問題比較嚴重,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壓力系統和響應系統,特別是壓力系統中的自然風險帶來的災難。


      四、研究結論與展望


      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問題來源于人類農業活動與農業生態資本之間的不和諧運動。這種運動的逐漸升級將產生一些危害性較大的農業生態安全問題,而大量農業生態安全問題積累、疊加和放大,就會對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產生威脅,這在生態脆弱區表現尤為明顯。從資源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既要求保障農業生態資源供給的穩定,又要求農業生態資源足量地滿足需求,它是農業生態資源供給和需求相互均衡的結果。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包括三方面的核心內容:一是充足的數量;二是穩定的供應;三是合理的價格。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的基礎是健康的農業生態系統循環,農業生態系統循環包括天然循環與人工循環,或稱自然循環與社會經濟系統循環。因此,調控生態脆弱區的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要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農業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功能,給予適當的人工干預措施。本文借鑒PSR概念模型框架,結合貴州省的實際案例,集中探討了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的安全調控問題。研究認為,“PPE怪圈”(即人口—貧困—環境)是生態脆弱區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制約因素。中國貧困與脆弱生態區在地理空間分布上具有一致性且相對集中,需要通過安全預警體系構建、生態適應能力建設、生態產業布局、人口發展等調控措施,促進生態脆弱區科學而安全地運營生態資源,實現生態脆弱區生態資源積累與脫貧的雙重目標,走出要“溫飽”還是要“環保”的兩難困境。


      進一步地,由于生態資本運營安全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生態脆弱區的特殊性,針對生態脆弱區的生態資本運營安全問題還需要從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角度展開深入研究。一是全國性的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調控機理問題,因為中國的生態脆弱區不僅面積廣闊,而且類型多樣,不同的區域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在評價指標的選取、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指標權重的確定、評價方法的選擇等方面都會有所差別。二是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運營安全閾值設定,包括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安全運營的價值取向、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安全運營的動態標準、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安全運營的預警閾值及設計方法等內容。三是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資本安全運營與減貧的關系,包括貧困與生態脆弱區分布的地理耦合、生態資本與貧困的相互關系、生態脆弱區消除貧困與農業生態資本安全運營的辯證關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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