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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研究的理性回歸和道德堅守——管理學在中國的歷史與現實

    來源:UC論文網2018-09-14 10:28

    摘要:

      摘要:在分析當前中國管理學研究中的非理性問題的基礎上,討論了中國管理學研究中的學術道德與責任意識等問題。研究表明,產生非理性問題主要是因為沒有正確理解簡單與復雜、一般與特殊、數量模型與哲學思辨、西...

      摘要:在分析當前中國管理學研究中的非理性問題的基礎上,討論了中國管理學研究中的學術道德與責任意識等問題。研究表明,產生非理性問題主要是因為沒有正確理解簡單與復雜、一般與特殊、數量模型與哲學思辨、西方模式與中國現實之間的辯證關系;學術道德和責任意識的缺失主要在于學者受非學術因素影響而缺乏獨立的學術精神、盲目崇尚西方而缺少對中國管理實踐的關注、過分考慮現實利益而缺少客觀平和的學術心態。此外,針對有關問題提出了一些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管理學研究;獨立精神;社會責任;學術道德;管理實踐;


      作者簡介:金占明(1955~),男,內蒙古通遼人。清華大學(北京市100084)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博士。


      改革開放后,伴隨著經濟的騰飛和國力的增強,我國的管理學研究也取得了歷史的進步。但由于歷史原因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性,中國的管理學研究仍存在一些誤區。例如,研究的方向受到不正確的引導、以研究方法和工具上的規范性代替學術價值,以及管理學學科間的門戶之見和一些不良研究習慣等。這些態度或行為不僅干擾了管理學研究的發展方向,降低了管理學研究效率,還對學科生態起到了巨大的破壞作用,乃至滋生了學術造假行為。這些誤區過去、現在、乃至將來仍然是中國管理學研究進步的障礙。鑒于此,本研究試圖澄清一些管理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以期逐步消除這些誤區。


      1從“西風東漸”到刻意建立“中國的管理理論”


      國內早期的管理學研究缺乏科學、扎實的研究方法與規范。以企業管理領域為例,很長一段時間以強調洞察力和直覺判斷的思辨研究居多[1],研究的問題主要是涉及體制機制、政策環境等。例如,要不要搞市場經濟、是否要進行股份制改革、是否引進西方激勵制度等。這一階段出現了很多思想性和理論性都很強的學術成果,對推動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現了一批研究方法不規范,研究內容既缺乏理論意義、又缺乏現實意義的粗制濫造的假大空文章,大多為定性研究。有些“理論”研究缺乏實踐基礎和實證的支持,有些研究過于關注管理實踐,從表象到表象,淺入淺出,缺少透徹的分析和論證。


      由于缺乏扎實的方法基礎,同時又急于表達某種觀點,假大空類文章常常陷于顧此失彼、簡單偏頗。這個時期,采用復雜嚴謹的計量模型和統計分析方法的實證研究運用不足;一些使用實證方法的研究也常由于對有關方法掌握不夠透徹而出現問題。例如,對于研究方法的披露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分析手段、研究目的以及數據之間時有不相稱之處,誤以為基于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就是實證研究,對有效性與可靠性的問題進行討論和分析[2]。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規范管理學研究方法,一些國內外知名華人學者開始倡導規范和嚴謹的西方實證研究范式,并取得了長足進步。從學術期刊刊載論文的類型可以初步看出研究方法規范性提高帶來的影響。筆者就自己所在的戰略管理學科,采用許德音等[2]對論文類型的定義和分類方法(1),梳理了2012年發表在《管理世界》、《南開管理評論》以及《管理學報》上的戰略管理類論文,將近10年前后的實證類論文所占比例進行了對比。其中,各期刊的非學術論文、《管理世界》中的短論與翻譯文章均不計入樣本;《管理學報》創刊于2004年,故在對比時采用了2004年的論文樣本(見圖1)。


      由圖1可知,《管理世界》的戰略管理類論文中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的論文比例從2003年的26.1%上升為2012年的68.2%(22篇中占15篇)。《南開管理評論》的戰略類論文中的實證型論文比例由21.1%上升至2012年的100%(16篇中占16篇)。《管理學報》的戰略管理類論文中的實證型論文比例從2004年的18.2%(11篇中占2篇)上升為2012年的56.3%(32篇中占18篇)。可見在近10年前后,這3種管理學學術期刊上的戰略管理類論文中的實證型比例均有大幅增長,實證型論文所占比例已呈現出壓倒性優勢。以《南開管理評論》的轉變最為猛烈;《管理學報》的論文類型相對多元化,但其實證型論文的數量也已過半。許德音等[2]曾指出的作為高水平研究“標桿”的實證型論文比例過低的問題,到2012年似乎已不存在。


      近10年,國內的管理研究者們對實證方法的理解和運用有了明顯的提升;然而,實證方法的推廣和影響卻似乎超過了預期。一些管理學期刊和學者過于迷戀實證方法,出現了矯枉過正和扼殺研究方法多樣性的趨勢。同時,向西方學習實證方法使我國管理學研究在選題上也受到影響,出現了以下幾種不良傾向:(1)不加辨識地追隨西方研究熱點,迅速大量跟進并模仿,脫離了中國的管理現實。這樣既難以產生原創性成果,又不能指導我國的管理實踐。(2)熱衷于在中國情境下利用中國數據驗證西方的管理理論。(3)在已有模型中添加一些并不十分必要的調節或中介變量,有時甚至畫蛇添足[3]。(4)對文獻中檢驗結果不一致的問題進行一些并不高明的重復驗證,了無學術新意。


      以上這些問題隨著定量實證方法普及而大量產生,使中國管理研究在避免過去假大空問題的同時陷入了無病呻吟的誤區。即花費大量筆墨,采用高深、優美的數學模型,對管理理論的某一細小分支或者方面,甚至是共識和常識的問題進行過于細化的研究。一些學者認為管理學研究主要依靠運用統計模型或嚴密的數學推理才能得出科學結論。這種方法論偏好下的研究對管理中復雜情境因素和內在邏輯的關注越來越缺少,有淪為一種“數學游戲”的危險[4]。這類研究過于重視實證方法而忽視了研究的內在價值,對于管理理論或實踐都沒有什么貢獻。席酉民等[5]指出,想要揭示管理學的真理,不能完全依靠數學模型和統計學。


      研究模型復雜化和研究內容的雷同化有多方面的原因:(1)為了提高論文的合法性和發表的可能性。學者職稱晉升或博士畢業都有發表論文的壓力。實證研究的普及使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期刊偏好定量研究。無模型或采用簡單模型的論文常被期刊編輯或審稿人詬病。如果采用了比較復雜的模型,容易使審稿人認為該論文“達標了”。(2)國內一些知名商學院在成果評價時只重視論文,尤其是在所謂頂級英文刊物上的論文。這種單一的激勵機制使很多學者不得不模仿這些英文刊物中流行的復雜模型,其注意力也不得不用于西方所謂的熱點問題。(3)部分知名學者,尤其是海外華人學者推動中國管理研究規范化和國際化的良苦用心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上述不良傾向。在國內整體研究水平尚待提高、自信心不足的情況下,知名學者的提議和倡導很容易引發認知上的趨同,從而造成跟風效應。一些海外學者也意識到中國管理學研究出現了套用西方理論和借用西方研究方法的思潮,在研究方法方面“嚴謹有余”但內容“切題不足”[6]。


      隨著實證范式的普及,我國不少學者在研究的規范性上已逐漸接近西方先進水平,但在建立原創性理論方面還有較大差距。此時,一些學者開始呼吁關注“中國的情境化”,熱衷于闡述和形成“中國的管理理論”或“管理的中國理論”。一些研究對此進行了深刻和細致的分析[7]。筆者擔心中國化、情境化可能在將來引發另一種錯誤思潮,即所有的管理學理論研究都必須關注中國的情境化,認為我國學者需要進行的研究無非是“西方范式加上中國情境”。雖然目前出現了一些質量較高的、采用西方范式加上中國情境的研究論文,但筆者認為我國學者能做的遠不止于此。中國的管理學研究不應該也沒必要過于關注所謂的“本土化”或“中國化”。事實上,在學術研究領域,一種理論通常不會因其提出者的國籍而成為“某某”國的本土理論。例如,牛頓定律并未被物理學界稱作“英國的力學理論”,人們也從未見過“巴西的控制論”等。雖然與自然科學相比,管理研究有一些特殊性,但在不少管理問題上,中國的管理實踐環境與西方國家并沒有實質差別。研究這些東、西方普遍性的問題并提出普適性的理論是各國學者的共同責任。管理研究者應準確地認識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在強調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同時不要忽視人類社會的共性。也許人類的共性遠大于差異性。基于中國企業和中國情境的研究結論未必沒有普適性,不必稱之為“中國理論”。同樣,在西方情境下所得出的理論也未必都要在中國情境下進行修正才能用于解釋和指導中國的管理實踐。


      在很多普遍性管理問題尚未被認識與解決的情況下,以及中國的管理環境與世界逐漸接軌的大趨勢下,為何一些學者認為必須采用西方范式加上中國情境?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2點原因:(1)中國管理學者探索真理的愿望受到了部分海歸或華人學者的偏向性引導。這些學者為國內管理學研究提出建議時或者限于自身研究領域的見解,對我國管理學發展的多種可能方向未加關注;或者出于自身研究興趣的需要,過于強調文化及情境因素造成的影響,忽視了其他重要問題。(2)當今國內商學院(管理學院)對教師的不正確的評價機制。一些院系在對待中文與英文學術期刊時出現了嚴重傾斜,使中文學術期刊難以為學者的晉升帶來價值,學者不得不轉向英文期刊。一些學者誤認為在英文刊物上發表論文時必須突出中國情境,喪失了立足國內做出世界級研究的信心。事實上,在進行學術探索時不應在發現真知之前先去刻意描述該成果的適用性。同樣,一種理論如果能切實解決中國管理實踐的問題,很可能在世界范圍內也具有很高的適用性和啟發意義。


      回顧我國管理學研究的發展歷程,筆者認為:(1)管理學科的自身特點決定了以實證方法為代表的量化研究和強調直覺與洞見的思辨研究必將共存。(2)雖然實證方法和計量模型有其局限性,但在管理學學科的成長及其科學化、規范化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強調研究選題上要有創新性和實際意義并不是要否定實證方法和數學模型的作用。(3)在國際化背景下做出理論貢獻可以但不一定非要從中國特殊問題或情境化入手,理論創新的首選仍是追求普適性的、重要的原創理論。


      2從引導者社會責任的缺失到研究選題和理論上的趨炎附勢


      商學院(管理學院)的學者是創造與傳授管理知識的主力,其中對管理學研究發展方向起到引導作用的通常是以下3類人:(1)商學院(管理學院)的領導者,一般具有更全局化的視野,且其觀點容易轉化為現實中對教師的激勵機制;(2)管理學領域中的少數資深學者,在管理學領域從事工作多年,熟悉本土情況,經驗豐富;(3)有聲望的海歸學者或華人學者,通常研究基礎扎實,具有寬闊的國際視野。這三者之間可能有一定的重疊。


      在這些學者的引領下,一方面,我國的管理學研究在近20年來取得了長足進步;另一方面,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某些引導和做法也產生了問題:(1)部分商學院(管理學院)的領導者是因其他方面能力較強而走上領導崗位,缺乏足夠的學術研究背景和經歷。他們難以準確找到當今管理學急需關注的問題,制定政策時也較少考慮學術研究自身的規律。還有少數領導有意無意地側重發展自己所在的學術領域,在制定政策和發表觀點時顯得偏頗,甚至造成本來有發展潛力的細分學科得不到支持。(2)由于各種會議和媒體更看重發言者的頭銜、社會兼職,以及學歷表上是否有海外名校光環,本土學者近年來發出自己聲音的較少。由于歷史的局限,少數學者可能片面強調本土化和定性研究,甚至抵制西方規范和實證研究。(3)海歸或華人學者在研究的規范化和嚴謹性方面具有優勢,系統的管理學研究訓練以及國際化的視野使他們本可以為中國管理學研究提出更多的好建議。但是,一些學者在尋找值得研究的管理學問題時,似乎過于從自己熟悉和感興趣的問題出發,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自己不太了解或不擅長領域中的重要問題。


      有些海歸學者或華人學者試圖將自己熟悉的西方管理學環境與體制照搬到中國,用冷漠的眼光和不變的標準來分析和評價中國的管理研究和管理實踐活動;發現哪里與印象中的歐美模式不一樣或差一點,就提出要加強哪里。國內不少商學院(管理學院)已經把在國際一流期刊上發表論文當作對教師的最重要的考核內容。這種導向雖可幫助青年學者盡快熟悉英文刊物關注的熱點和寫作的方式,在國際管理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但也容易給眾多學者造成錯誤認識,即中國管理學研究目前最重要和緊急的任務是如何發表一流論文,而不是在研究中探索真理和解決重要問題。事實上,僅僅參照和模仿西方的研究,無法識別中國社會中的重大理論問題。由于制度環境和發展階段等方面的差異,西方管理學研究的熱點或重點問題不一定是中國管理學研究的熱點或重點[8]。一些學院領導或知名學者出于對自己熟悉的研究領域的偏愛和小團體利益的考慮,不是根據實際需要來提出引導性意見,其結果常以偏概全,缺少對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的思考。


      不恰當的學術引導造成的一個問題是管理研究與實踐的脫節。全世界的管理類院系在致力于建立研究性的學科基礎時,逐漸忽視了以管理者為代表的管理知識需求者。很多學者不僅對管理者日常面對的管理環境和核心任務缺乏了解,甚至缺乏基本的誠意去試圖讓管理者理解現有的理論和工具。單是研究中“創造”出的大量拗口的專業詞匯就令人費解。有些術語名字很相似,但所指的概念差得很遠;有的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的詞匯,在定量衡量指標上又差別不大。管理者并非一開始就對管理學研究采取不信任的態度[9]。但如今,管理者已經難以理解管理研究的語言體系和知識體系。西方學者指出,要防止管理學研究偏離管理者日常關注的核心問題而糾纏于一些技術性問題[10]。


      另一個由不恰當的引導和不完善的考核評價體系所導致的問題是研究主題和理論觀點的趨炎附勢。有的學者拋棄獨立的學術精神和客觀的立場,有意識地迎合利益集團、學術領導、大眾媒體的需要,做一些趨炎附勢的研究,降低自己的學術品位。例如,一些學者曾熱衷于為蒙牛等企業唱贊歌,到中國奶制品發生質量危機和信譽危機時,他們又改頭換面用另一種理論來說明為什么它們做的不好。在我國,不少流行的熱點問題都會招致一窩蜂的研究,其中不乏在研究方法和觀點上都毫無新意的論文。例如,當國家宣傳全球變暖問題時,難免有些學者迅速發表一些支持這種觀點的文章。我國剛批準部分轉基因食品進口,一些專家就開始在媒體上論證轉基因食品為何無害。近期我國部分城市霧霾成為關注點,相信不少缺乏根據的觀點將會匆忙出現。在我國,支持政府或有關部門所持有的觀點會更容易發表論文和受到重視,但實際上政府持有的觀點不一定在學術上成立,或者真正關鍵的問題并不是政府提出的那個問題。


      除了容易發表論文,趨炎附勢的研究背后還有其他利益聯系。例如,有學者在特定問題上有意支持領導的學術觀點,不管該觀點在不同環境下是否總是成立,或者有沒有更準確的觀點。有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大量引用來自領導或學術權威的文獻,不管這些文獻與本研究的實際關聯有多大。同屬一個研究團隊的學者有時會在研究結論上有意互相靠近,犧牲研究的嚴謹性以換取形式上的合力。在缺少規則與制約的情況下,這種抱團容易形成爭搶資源投入和影響學術發展方向的“勢力”。當前,國內商學院(管理學院)的一些年青學者不得不放棄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主題,盡力加入某位領導的研究團隊以獲得在學術界生存和發展的機會。甚至有的商學院(管理學院)大部分教師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一個重要領域的課題。學者無奈的選擇背后是扭曲的學術生態。在現有的學術評價、項目資助、晉升機制下,學術領導對研究方向控制權的渴望,使他們不斷地膨脹自己領導的團隊規模、擴大自己領域的研究勢力,這已成為一種利益最大化的所謂理性選擇。正是學術團隊的勢力干擾了學者的自由競爭,使一些本來有希望做出創新研究的題目由于得不到良好支持而難以推進。


      3從學科間的門戶之見到不良習慣的泛濫


      管理學的不同細分學科有時會借鑒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甚至地理學、生物學等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方法,如果只看到學科基礎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差異,而忽略各細分學科的共性,將導致學者的視野狹窄,對管理學中的其他細分學科采取輕視和不信任的態度。例如,有的財務管理教授認為,對學生而言,把財務、會計學好,以后最為實用;市場營銷教授認為,市場營銷是企業最核心的競爭力,也是企業所有職能中最核心的一個;公司治理領域的學者則表示,只要搞好了公司治理,源頭正了,企業其他方面的管理問題也就不難了。這些看法或許體現了學者對自己細分學科的熱愛,也有揶揄和調侃的成分,但其中折射出來的狹隘的學科觀念客觀上阻礙了各學科知識融合與管理學的健康發展,還可能造成那些認真學習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MBA學生們在認識上的困惑和偏見。研究者或者缺少興趣,或者學科知識過于狹窄,局限于某個職能部門的領域,對企業家、管理者關心的問題給不出系統性解答。


      管理學研究中的門戶之見還體現為一些學者固執地把本學科的規則套用在其他細分學科上作為評判標準。在跨細分學科的管理學學術討論中,不難看到不同細分學科的學者爭論于這些各有特點的規則。有的細分學科中大量使用數學工具,論文以數學模型為基礎。該學科的學者看到有些論文較少使用數學模型,便武斷地認為該研究不科學。有的學科中包含了大量互不兼容的理論,論文中常習慣性地對以往多種理論進行比較,然后進行定量實證分析等。該學科的一些學者看到有的論文只基于一種理論提出研究假設,便誤認為該研究態度不嚴謹,文獻整理工作沒做好。有的學者忽視各類細分學科的不同研究要求以及客觀限制,對各類研究題目都建議采用同一種方法,或不顧研究目的一味建議論文增加樣本數量或采用更復雜的回歸分析等。筆者認為,偏見背后不僅是無知,更多的則是一些學者習慣性地進行吹噓式的宣傳。其出發點主要是借助本學科存在的一些局部相對優勢來擴張學科勢力,而不是出于獨立、客觀的學術精神和求知態度。


      一些學者對不同的研究方法帶有偏見。習慣使用實驗方法的學者常習慣性批評回歸分析等方法的內部效度問題,甚至宣稱只有實驗方法才能做出科學的研究;而習慣做回歸分析或定性研究的學者則樂于指出實驗方法一般具有很差的外部效度,結論的適用性很有限。對研究方法的偏見主要源于學者自身利益與研究方法之間較強的結合性。一些學者對特定研究方法比較熟悉,想通過宣傳該方法的優勢使其更具主流地位,從而提升自身的價值與影響。筆者擔心,這種偏見會使一些容易寫出文章、相對快速發表的方法占據商學院研究的主流。博士研究生或年青學者被宣傳影響,或迫于論文發表壓力也容易選擇這些方法作為自己的研究起點,形成一定的學科生態惡性循環。


      與學科上的門戶之見同樣具有危害性的是管理學研究中的一些不良習俗與套路。管理學研究中存在不少八股文式的習慣性做法。從積極的意義上說,這些做法有助于研究的規范。但也有一些習慣,其自身不太“有益”,或是容易被有意無意地不當使用。例如,一些定量實證論文依據不同的理論,提出正、反2個方向的研究假設(如變量關系的符號相反),并聲稱論文的研究將使讀者看到哪種理論更有說服力。這種“正反比較”無法鑒別理論的正確性;即使某種理論所預測的關系符號未被支持,也不能說明對應理論本身是錯誤的,也許只是影響的程度較小而已,或是與具體樣本關系較大。提出正、反向2個研究假設是對西方文獻中的不良習慣的模仿和套用。當現有文獻較多且觀點不一致時,不愿進行深入剖析而過早地進入定量實證步驟,這是實證研究套路容易出現的缺點。


      另一個不良習慣是過于關注統計顯著性,甚至以統計推斷的顯著性來推測研究本身意義顯著性。在這種錯誤觀念的影響下,一些學者關注的不是問題或理論的重要性,而是漂亮的顯著性符號。連西方學者也在感嘆,不少博士研究生忽視研究本身的意義,而一味尋找代表著統計顯著性的“星號”[11]。一些具有啟發性的結論常常被學術界的“行規”認作不合格的研究。為此,很多學者不得不絞盡腦汁去修改自己的研究設計,盡量得出更顯著的結果,以致于出現改變量、改模型、改假設,甚至篡改數據等學術道德問題。


      向讀者隱瞞論文研究的前提假設和限制也是常見的不良習慣。不少研究都先要對一些未有定論或難以檢驗的問題做出前提假設或給予簡化,以便于研究的開展,這無可厚非。但是一些研究者在得到結論后,對前面的簡化與假設只字不提,以十分肯定的語氣向讀者推介其結論,甚至宣稱企業只要如何如何做就必然帶來多少銷售額或利潤提升。這顯然不夠穩妥甚至具有欺騙性。當現實與前提假設或簡化的內容不符時,研究結論可能不成立,或者無法知曉結論正確與否。例如,有的研究從在校生、街頭閑雜人員中抽樣,研究的卻是企業管理者的行為,其結論不能說一定不成立,但其結論的可靠性有很大的疑問。研究者或許聲稱在該項研究上,學生、街頭人員與管理者沒什么差異。事實上,只是現有知識沒有直接表明他們在此類行為上有差異,而不是肯定沒有差異。在介紹結論時有意無意地忽視其前提條件,對讀者理直氣壯地宣稱其重大發現卻不提及可能的應用限制,不能不說是一個學術道德問題。


      4回歸研究的本源:總結與建議


      筆者認為,中國管理研究中非理性問題的產生主要是因為沒有正確地理解和處理簡單與復雜、一般與特殊、數量模型與哲學思辨、西方模式與中國現實之間的辯證關系;而學術道德和責任意識的缺失主要源于管理學學者受非學術因素影響過多而缺乏獨立的學術精神、盲目崇尚西方而缺少關注中國管理實踐的社會責任意識、過分考慮種種現實利益而缺少客觀平和的學術心態。


      解決非理性問題主要是要提高國內管理研究者的認識水平,具體如下:


      (1)正確處理簡單與復雜之間的辯證關系,不要以研究所采用的模型“簡單”還是“復雜”作為判斷論文學術水平高低的標準


      學術論文的內在價值更多地在于其選題的意義以及分析思考的新穎或深入,而不在于數學模型的復雜或多種相關理論的堆砌。牛頓的三大力學定律的表達和描述很簡單,卻揭示了物理世界的很多奧妙,但也不能據此否認較為復雜的薛定鍔方程的重要意義。現實中存在一些看上去模型十分復雜的研究論文,其基本概念、理論邏輯和研究過程卻經不起多少推敲,建議不要做此類徒具復雜的外表卻不能貢獻什么真知的研究。


      (2)理性的認識到一般性常常隱藏在特殊性之中,而特殊性只不過是一般性在特定條件下的映射


      解決中國的某些特殊管理問題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模式和經驗,而研究中國的管理實踐和關注中國情境不一定就要犧牲普適性。要懂得區別哪些管理問題是普遍性的問題,哪些是中國環境下的特殊問題,選擇適當的研究模式。在進行學術探索時不應在發現新知識之前先去刻意描述該成果的適用性。一種理論如果能切實解決中國管理實踐的問題,很可能在世界范圍內也具有很高的適用性和啟發意義,“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以及管理學研究的快速進步,未來應該有一批普適性的原創管理理論出自中國學者的研究,并且是基于中國企業的實踐所做出的研究。


      (3)辯證看待各種研究方法,既不抵觸西方的科學研究方法,包括復雜的數量模型,也不摒棄東方的哲學思辨


      有些管理問題的研究不需要或無法數量化,而有些則必須精確數量化。筆者不否定規范化與科學化的重要意義,只是認為,管理學研究在范式或指導思想上不應再出現一陣風似的反復矯枉過正的動蕩過程,而應該盡早抓住研究的根本,做出具有思想性、科學性的嚴謹而規范的研究。


      解決學術道德和責任意識的缺失問題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1)在管理學科學院內部各系所、不同研究領域之間的互相競爭較為激烈的環境下,學術領導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


      學者們應意識到自身言行將對管理學研究產生重大的引導作用,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中國管理學研究的發展方向,以及年青學者的學術生涯。要避免或減少從個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需要出發考慮問題,減少商學院(管理學院)生態環境中的學術政治和扶植團隊勢力等問題。一些具有影響力的學術領袖要避免完全出于個人興趣或利益考慮,刻意制造“理論熱點”,給眾多年青學者造成誤解。


      (2)學者應保持獨立的學術精神,做真理的探求者和管理創新的先行者


      在管理學研究本身的科學規律上下功夫,不被政治、媒體、利益集團的觀點所左右,不被流行思潮干擾而隨大流,不逢迎學術領導的觀點。學者也不應盲目崇尚西方。當前西方管理學研究在客觀上領先于中國,一些學者沒有用歷史和發展的眼光正確看待差距,認為中國的管理學研究未來仍注定要落后。學者應在積極吸收西方管理學先進研究方法和經驗的基礎上,以解決中國的現實管理問題、促進中國管理實踐為導向,關注重大理論問題,率先發現和提出普適性的管理學理論,并發展出在中國應用這些理論的方法與工具。由于國家的歷史、制度、文化以及管理學發展所處階段的不同,西方管理學研究的熱點不一定是中國的熱點。在管理學研究的選題上,不可不加辨識地跟進西方研究熱點,而脫離了中國的管理現實。這樣可能既不會產生原創性成果,又不能指導我國的管理實踐。


      (3)學者要關注管理者對知識的需求,有效地創造和傳遞管理學知識,提升管理學理論的應用價值


      以企業管理方面的研究為例,學者應該了解不同行業中企業管理者所關心的管理問題,了解對企業生存與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因素、決策制定的環境和流程。少做高射炮打蚊子的細枝末節式的研究,少做晦澀難懂的脫離核心管理問題的研究,少做不解決實際問題也沒有理論意義的假大空式研究。


      (4)學者應保持客觀、平和的學術心態


      對待管理學中的不同細分學科,對待各種研究方法,對待本土學者與海歸學者,都采取客觀平等的態度。研究方法的選取要契合研究內容和目的,鼓勵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既不盲目跟風,也不有意夸大自身的局部優勢以獲取更多的發展機會。研究方法本無高低貴賤之分,在管理學研究方法和工具的選擇上,要適應環境變化和發展階段的要求,也要根據研究的性質和目的而合理采用。不能陷入對某種研究方法的崇拜中,而提出的命題和所研究的問題本身卻缺乏學術意義和影響力。忽略了所研究的問題本質以及所研究的問題是否具有實際意義,單純的以方法為導向,就變成了只有“科學形式”而無“科學精神”了。學者們倡導的學術研究是“科學精神”和“科學形式”的完美結合,而不是顧此失彼。


      行文至此,讓我們回歸學術研究的本源,即我們為什么要做學術研究?


      為了沽名釣譽和一己之私而做學術的人,也許會做出高水平的研究,因為他們有研究的動力;但他們也可能做出糟糕的研究,因為他們可能為了功利目標不惜降低學術品味。也許他們會短期內衣食無虞,甚至聲名顯赫,但難以留下有歷史價值的東西。為了指導實踐的人,可能會成為布道者,他們自己無法做出原創性的學術研究,但是可以將學術界的理論成果介紹到實踐中,這同樣會受到人們的尊重。為了滿足自己好奇心的人,可能一輩子做不出什么研究,也可能一下做出驚世的研究,因為他們為自己的品味負責,而不是為自己的腸胃負責。


      希望通過本研究的討論,為中國管理學研究澄清一些基礎性的問題。學術環境與規則也許一時難以改變,筆者呼吁學者保持獨立的學術精神,商學院(管理學院)也應在規則制定層面盡力維護學者的學術自由。大力倡導不受非學術因素影響的、獨立、客觀的研究精神,呼喚學者的社會責任與學術道德意識,促進中國管理學研究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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