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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初探

    來源:UC論文網2018-08-27 07:50

    摘要:

      延安時期,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逐步形成與成熟。新民主主義政權與政治理論是其核心內容,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倡導法律的人民性是其基本宗旨與核心價值,堅持將馬克思法學理論...

      延安時期,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逐步形成與成熟。新民主主義政權與政治理論是其核心內容,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倡導法律的人民性是其基本宗旨與核心價值,堅持將馬克思法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法制文化相結合是其實現的基本途徑,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保證了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科學性。但是,由于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沒能和陜甘寧邊區傳統法制文化形成有機的契合,而帶有一定的局限性。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法律的人民性;實事求是;


      作者簡介:馬京平,男,陜西涇陽人,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博士,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法治文化研究。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般與特殊,整體與部分的關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每一次的發展和成熟,都會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成果的豐富與完善。隨著中國30余年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果的取得,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研究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并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但是這些成果主要研究的是社會主義建設初級階段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而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特別是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研究涉及不多。由于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為新中國以及改革開放后法治建設奠定了良好的理論沉淀與準備工作,因此,有必要對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進行深入研究,以使我們對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形成、核心內容、基本宗旨與核心價值、實現途徑以及科學性能有較為全面的理解,本文正是基于此,對這一論題進行初步研究。


      一、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形成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有機組成部分,兩者之間是一般與特殊,整體與部分的關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領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應用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所形成的。在新民主主義法制建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以及新民主主義法制建設實踐相結合,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進程。


      1938年10月,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涵進行了闡述,毛澤東指出:“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1](P534)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成果,其形成的關鍵在于中國的革命實踐,中國革命實踐的具體需要與特點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經驗統一起來,在實踐中,促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革命的關鍵是國家政權,列寧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2](P19)革命的最終目的是爭取政權,而在革命中為爭取政權必須組織政權,通過組織政權最終實現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的目的。隨著革命實踐的進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與戰爭的背景下創造性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陜甘寧邊區政府等新民主主義政權組織。在組織新民主主義政權時,中國共產黨沒有局限于必須要在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人民政權后,才進行法制建設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傳統認識,而是在革命與戰爭的時代背景中,將革命、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與革命法制建設統一起來,在革命與戰爭的同時,進行革命法制建設,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新視野。


      中國共產黨進行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時,在革命法制建設方面關注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重視司法權的建設工作,將司法權作為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的重要內容;二是重視革命法制的立法工作,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需要革命法律制度建設,離不開革命法律制度建設。


      對前一個問題,認識的重點是司法權與新民主主義政權的關系,謝覺哉對此明確地認識到:“司法是統治權的一部分。”[3](P469)對這一觀點,謝覺哉進一步提出:“司法既是政權的一部,自應受政權的指導。”[3](P411)值得注意的是,謝覺哉這里所稱的政權不僅僅是指行政權,他沒有將政權等同于行政權,而是認為政權包括了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對此,謝覺哉清楚地認識到:“不過司法受政權指導,并不等于受行政指揮,不是還原到封建時代的行政與司法無分。”[3(P411)]對后一個問題,董必武認為法律制度建設是政權建設的固有內容,他指出:“建立新的政權,自然要創建法律、法令、規章、制度,我們把舊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4](P41)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法律制度建設工作時,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法制建設。馬克思指出法律是“由社會上一部分人積極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規定下來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極地接受下來的秩序。”[5](P515)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需要的法律是能夠打破舊法律秩序從而建立新民主主義法律秩序的新型法律。這樣的法律從性質上而言是新民主主義的性質的,這樣的法律體現的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意志,從而與維護剝削階級的舊法律形成區別。因而,革命的法律制度建設必須要在新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創新,離開了新的理論指導下,革命法制建設將會失去前行的航標。而這一新的理論必須是符合新民主主義革命需要的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必須與新民主主義革命要求相一致,必須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新民主主義條件下革命法制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因為,無產階級“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6](P311-312)


      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法律制度建設過程中,為了使其能夠有效地建構新民主主義的法律秩序,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革命法制實踐相結合,促進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但是應該認識到,在革命與戰爭的時代背景下,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并沒有形成明確的概念。這不同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是通過提出新民主主義法律這一概念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精神內涵,這一概念的提出標志著早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形成。


      1947年1月16日毛澤東給時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陳瑾昆的信中指出:“從新的觀點出發研究法律,甚為必要。”[7](P280)而毛澤東把這樣的法律就稱為了“新民主主義法律”[7](P280)同年11月18日,毛澤東再次給陳瑾昆致信,指出了新民主主義法律應該具有的基本原則,并對新民主主義法律基本原則的含義進行了闡發。毛澤東在給陳瑾昆的信中指出:“兄及諸同志對于憲草,……以工農民主政權為基本原則(即拙著《新民主主義論》及《論聯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原則)。”[7](P288)


      綜上所述,延安時期,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形成,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也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的進行而形成,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雷經天、馬錫五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法學家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形成與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二、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核心內容


      法學理論的內容在邏輯結構是自成系統的,即包括了建構國家政權的法學理論體系又包括了保護個人權利系統的法學理論體系,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也是這樣的一個理論體系。但是由于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在延安時期是在革命的時代背景之下產生的,其首要的歷史任命是要保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順利進行與最終勝利。這就決定了馬克思法學理論中國化的核心內容不是別的,是與新民主主義政權和革命密切相關的法學理論。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認為法律是伴隨著國家而產生的,國家因素是法律的一個重要屬性。即“法是出自國家的社會規范。”[8](P42)離開了國家的制定與認可,法律將失去產生與存在的源泉。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此指出:“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9](P812)國家作為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不是代表著該社會的所有階級與個人,而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共同利益的形式。”[10]P212)所以法律只能由取得了國家這一表現形式的統治階級,在革命勝利后通過國家將自己的利益上升為法律的表現形式。即是說:法律是占有了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哪個階級占有了國家的表現形式,法律就反映哪個階級的意志和利益。如果革命階級沒有取得革命勝利就不能掌握國家政權,也就沒有取得國家的表現形式,這時,法律就不是革命階級的法律,而是統治階級的法律。某一階級要想使自己的意志取得法律的表現形式,必須先要掌握國家政權,獲得國家的表現形式,而取得這些的前提是取得革命的勝利,由此,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一般認為,革命階級的法律是革命勝利以后的事實。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革命法學家在延安時期沒有局限于馬克思主義對法律的這一傳統認識,而是將法律與革命統一起來,將法律作為了反對統治階級,奪取政權的一種對敵斗爭的手段。即在重視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的同時,也注重運用法律手段進行革命斗爭。并在運用法律手段進行革命斗爭時,將法律置于政治領域之中,使法律手段成為政治斗爭的一種形式與途徑。對此,謝覺哉指出:“法律是表現國家權力的工具。”[11](P642)馬錫五在對陜甘寧邊區司法工作的經驗進行總結時也曾指出:“政權的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而法律則是政權的重要工具之一。”[12](P7)


      基于上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革命法學家在爭取新民主主義政權時,將法律作為了奪取政權的一個重要手段,這樣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政權理論不僅構成了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應然部分,更成為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核心內容。延安時期,毛澤東通過《新民主主義論》、《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論聯合政府》等著作系統地闡釋了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政權理論。此外,陜甘寧邊區政府領導人林伯渠、謝覺哉結合陜甘寧邊區的具體實踐也對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政權理論進行了更為細致的闡述,豐富和發展了新民主主義政權理論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這些著作與成果也是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主要成果形式。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政權是新民主主義的國體與新民主主義政體的結合。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國體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1](P677)而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政體———是“民主集中制”。[1](P677)同年3月,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進一步提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1](P741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政治,……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13](P1056)從毛澤東的上述表述,可以清晰地看出,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在延安時期的核心內容是各個革命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如何組織自己的政權,制定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這體現了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最為本質和最為靈動的內容。


      對如何組織這一政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要按照“三三制”原則來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組織,“三三制”原則實現的典型即是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但是還應認識到,體現了“三三制”原則的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只是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形式,還不是內容,還必須將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形式與內容要統一起來。對此,林伯渠在1942年指出:“今天,邊區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內容是《五一施政綱領》,其中心問題就是打日本,就是生產,就是減租減息,就是統一戰線中的團結與斗爭。三三制,參議會選舉,都是以此為基礎的。”“我們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適合于這個內容的。”[14](P307)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還要體現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內涵,這就要求在邊區“參議會是最高權力機關,政府由參議會選舉;參議會閉會期間政府是最高權力機關。”[14](P308)“政府要總攬行政與司法。”[14](P30189)


      以上內容集中反映了新民主主義的憲法理論和新民主主義法律的基本原則,而新民主主義的憲法理論和新民主主義法律的基本原則既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重要內容,又是新民主主義法律實踐的根基,所以新民主主義的憲法理論和新民主主義法律的基本原則是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核心內容。


      三、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基本宗旨和核心價值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在延安時期貫徹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路線,所以其基本宗旨和核心價值在于維護人民利益,信奉與堅守人民性是新民主主義法律的本質屬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從唯物史觀出發,認為法律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而統治階級的意志就是占有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即法的本質是物質生產關系,馬克思對此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是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15](P2)而物質生產關系的根本屬性是利益,所以法律是利益的法律表現形式。馬克思在對資產階級的法律進行認真的分析之后提出資產階級的法律:


      “在他們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的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后面的全部是資產階級利益。”[10](P411)


      這樣無產階級的法律必須要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保護無產階級的利益是無產階級法律的根本目的。所以,法律只是形式,不是目的,法律的目的是人,是為了人的解放,是為了人真正成為人。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對德國革命的前途進行分析,德國革命的前途必須要實現人的解放,他對此指出“德國唯一實際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的解放。”[10](P36)在后來馬克思繼續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種關系回歸人自身。”[16](P46)所以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的目的就在于解放人,解放廣大工人農民等被剝削被壓迫者。


      曾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代院長的雷經天指出陜甘寧邊區法律的宗旨即是保護人民的利益,雷經天指出:“邊區的法律,是建筑在人民的基礎上的,保障人民的利益,鞏固抗日人民的政權,這是邊區法律的最高原則。”[17]林伯渠也認識到確認新民主主義司法的人民性是新民主主義司法工作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林伯渠指出:“邊區司法工作的目的,在于保證抗日民主制度及邊區人民的合法利益。”[14](P120)謝覺哉認為:“司法工作:內容上是為人民大眾———工農兵服務,還是和人民大眾有多少隔離甚至對立?即是說和群眾結合或者否?”“必須把這根本思想弄清楚,才可言司法建設,才可解決其他問題。”[3](P556)董必武也指出:“這樣新的法令、規章、制度,就是要大家根據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來擬定。”[4](41)在對法的本質進行認識時,謝覺哉明確地認識到:“法律就是保護那一定的社會階級怎樣去組織自己反對敵人的統治,即保護他所需要的秩序。”[3](P469)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謝覺哉指出:“必須抓住這一基本本質,貫徹到所有法律中去。”[3](P469)


      可見,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在延安時期從馬克思倡導的人是價值本身的基本觀念出發,與中國傳統法制文化中所倡導的人本主義相結合,倡導人民性是新民主主義法律的本質屬性,將維護人民利益作為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在延安時期的基本宗旨和核心價值。


      四、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實現途徑


      法律和法學理論的產生及其內容是有一定的社會條件的,總體來說,任何法學理論都是對一定社會實踐的回應。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認為法律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上,對此,馬克思指出:“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險公司等,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獲得財產的形式”[16](P586)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法律沒有自己的歷史。法律是對一定社會關系的反映。所以,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必須與一定階段的社會文化、經濟以及政治相結合,必須從中國傳統法制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有機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華民族化,才能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在中國的成長培育文化根基。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必須要重視中國的傳統法制文化。有論者就指出:“不應割斷歷史,歷史是割不斷的。”“今天的法律文化建設正是以古往今來的中國實際為起點的。”[18](P756)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正是沿著這一路徑而展開,在新民主主義法制建設中,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相結合,促成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地飛躍。


      謝覺哉認為:“合理合情,即是好法。”[19](P1082)“合理合情”的前提是法律要與理性相一致,即法律要體現出合規律性的品性,而“合理合情”強調的是法律與人的主體價值取向相契合。所以謝覺哉的這一觀念是將法的合規律性與中國傳統社會的情和理統一起來,即法律只有既合規律性又合目的性,這樣的法律才能對社會生活發揮真正的規制作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科學性在于其反映了社會規律,但其生命力不僅在于科學性,還在于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能否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傳統法文化形成有機的結合。謝覺哉深刻地領會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對此指出:“法就是根據情和理制定而行使的,我們要研究這個東西。”[11](P1132)這即是謝覺哉的情理法觀念的核心。謝覺哉的“情理法”觀念表明情、理、法是建立在已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之上,所以只有將“情、理、法”辯證地結合在一起,法律才能建立在堅實的社會物質條件之上,這樣的法律才能為人民接受,所以謝覺哉的“情理法”觀念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的典范,貫徹和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法學理論有其堅實的物質基礎,其是人的頭腦對現存的社會關系的理論反映,是人的意識世界的現象。而這樣的意識在產生后,卻又獨立于社會存在,在功能上,不僅對人的行為起著塑造的作用,還對一定的社會關系起著穩定與保護作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亦是如此。而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對工業化生產基礎上的社會關系的反映,而在延安時期,支配人民群眾的還是傳統的社會關系,與此相適應,傳統法制文化在這些地區還占著一定的統治地位。因此,要想使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成為中國人的法律觀念,一方面要通過改變物質關系,進而達到改變整個社會關系來實現。另一方面要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人的傳統思維相結合,從而通過中國化的語言與思維表現出來。


      由于陜甘寧邊區所管轄的地區是中國最為落后的農村地區,是典型的鄉村社會。中國的鄉村社會,多以某一姓氏人口為一村落人口的主體。這種鄉村社會成員結合的方式是靠血緣聯結在一起的,即每一個鄉村的成員多具有同一宗族或同一宗族的共有血緣族群關系,以血緣族群關系形成的社會關系使鄉村社會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體現出了帶有濃厚親情性質的互幫互助性,但對不屬于同一血緣族群的其他人,則帶有了極強的排斥性。如邊區風俗習慣中就有:“老戶同客戶(筆者按:在邊區,客戶指因為自然災害、戰爭等原因而遷移到一個村落的外姓人,即移民)之間仿佛形成了一道不團結的鴻溝,移民中以四川、河南、山西、山東等省為多,彼此各分成一個小集團,常相互有斗爭。”[20]


      所以,靠著血緣關系與高度密切感情的群體不是法治的社會,“因為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21](P47)這種“禮治”社會在文化傳統上對糾紛的解決不是訴訟,而是無訴。費孝通先生認為在無訟的文化傳統下,“每個人知禮是責任,社會假定每個人是知禮的。”[21](P52-53)而禮治的文化使“打官司也成為了一種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夠。”[21](P53)對這樣的禮治文化傳統塑造的社會,對新型法律的反映是不接受,不認同。


      在這種情況下,陜甘寧邊區領導人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提出在“邊區提倡并普及依雙方自愿為原則的民間調解,以減少人民訴訟到極小限度”[14](P360)。并提出:“訴訟手續必須力求簡單輕便,提倡馬錫五同志的審判方式。”[14](P361)所以馬錫五審判方式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在延安時期結合的典型代表,其良好地契合了當時中國鄉村社會的無訟法律文化傳統,又堅持了新民主主義法律的人民性,將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直到今天,以馬錫五審判方式為代表的將審判與調解相結合的司法審判方式依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成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


      五、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科學性


      延安時期的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對處于鄉村社會中的邊區新民主主義法制的創制與有效實施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其之所以具有實踐上的力量是因為具有了科學性的品格,也正是由于其具有了這一品格才使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具有了實踐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時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理想路線,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具有科學性品格的思想保證。


      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所堅持的基本思想路線,實事求是集中反映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馬克思認為:“社會生活本質是實踐的。”[10](P139)實踐觀在本質上是唯物主義史觀,馬克思主義由于實踐觀的確立,使其建立在堅定的唯物主義基礎之上。而實踐又是具體的、歷史的,所以只有實踐才能將理性與感性辯證地結合在一起,實事求是正是實踐觀的中國化與具體化。毛澤東提出:“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1](P662)實事求是就是要注重理論聯系實際。


      以實事求是為指導,中國的革命法學家在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指導中國革命法制的建設時,極為重視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革命實際相結合。這一結合就要在創新法律時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指導,通過理論聯系實際來實現。


      雷經天在1938年指出:“邊區實行的法律,以適應于邊區的環境及抗戰的需要為標準。”[17]1943年雷經天再次提出法律要“適用與民主政治的需要;適應于邊區歷史環境的需要。”[22](P22)


      陜甘寧邊區政府領導人謝覺哉在起草邊區憲法草案的過程中,更為科學地認識到應在實事求是精神的指導下起草邊區憲法草案,寫出有邊區自己特點的憲法草案。他認為:“最后決定我們的是寫邊區的,寫中國的邊區的憲法,不學英美也不學蘇聯。”“我們是寫自己的憲法,要句句是自己的。”[19](P1032)在對憲法草案起草過程中如何處理法學專家意見與革命實踐的關系時,謝覺哉指出要理論與實際相聯系,他指出:“專家的意見要尊重,……但不是聽了就得,而要去參考其來源及是否合乎實際。這里非專家應向專家學,把經驗提升到理論,專家應向有實際經驗者學,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有助于實際,且可開展新的理論。”[19](P1032)


      六、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局限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要通過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法制文化和一定時期中國法治建設的具體活動之間的有機結合來實現,有機結合的程度越高,表明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越成熟,反之則表明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就會有一定的不成熟。而理論與實踐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這種辯證統一關系在實踐中就會造成這樣一種局面:即只有在成熟理論的指導下,才能有成熟的實踐活動,如果理論不能為當下的實踐活動的充分開展提供充足的理論與思想支持,就會造成實踐活動中的種種困境,而實踐困境的出現反過來說明了指導該實踐的理論具有局限性。


      所以,在分析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是否成熟,是否帶有局限性時,就必須從延安時期的新民主主義法制建設實踐來考察。史料顯示,延安時期,邊區政府在建設新民主主義法制過程中就遇到了一定的困難,而且有些困難一直存在到新中國成立之際,這說明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對邊區法制建設中所遇到的困難沒有找到有效的解決對策,從而未能有效地指導邊區的法制建設工作,其局限性是明顯存在的。


      例如,邊區法制建設的目標是打破邊區固有的、落后的體現了封建宗法性質的舊法律秩序,從而在邊區建立與新民主主義性質相一致的新型法律秩序。如果說邊區舊法律秩序堅持著宗族家族對個人的支配,是對不平等的保守,那么邊區新民主主義法律就是要改變這種不平等并建立能夠彰顯平等與關注個人獨立為基本價值取向的新型社會關系。為此,邊區法制在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土地關系、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之后,采取了從建設邊區的新型家庭關系入手的路徑,來改變封建宗法對邊區的支配地位,而這又必須要在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指導下進行。


      如邊區從成立時起就依照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基本理論確立了婚姻自由原則、實行一夫一妻制,禁止買賣婚姻等新民主主義性質的婚姻法律規范。1946年陜甘寧邊區對邊區婚姻法進行了第三次修改,形成了《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該《條例》繼續規定:“男女婚姻以自愿為原則,實行一夫一妻制。禁止包辦強迫買賣婚姻。”[23](P2)對婚姻自愿原則與一夫一妻制,邊區法官蘭作馨解釋到:“男女婚姻,不管訂婚結婚,均需出于本人意愿。自愿的意思,是指婚姻之成立不得違反其自由意志。最合理的是實行一夫一妻制。納妾與招夫養夫,不但觸犯重婚禁條,且根本與男女婚姻自由之精神不合。”[23](P2)對包辦、強迫及買賣婚姻,蘭作馨繼續解釋到:“第三者不問男女雙方本人意志如何,竟以自己意思,決定其婚姻者,為包辦婚姻。第三者不論男女雙方本人對婚姻意思表示如何,而竟以自己意思強迫為之者,為強迫婚姻。第三者以圖利為目的,按財物或勞力之多寡,決定男女雙方婚姻之成立或否者,為買賣婚姻。以上三種婚姻,均違背婚姻自愿原則,故禁止之。”[23](P2)但是體現了不同于中國傳統法制文化的這一制度在實踐中卻因為邊區人民群眾不接受、不認可而在實施中遇到了難題。


      1944年,邊區高等法院組織邊區司法人員對邊區的民事習慣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邊區人民群眾中違反邊區婚姻法的現象很突出,如在延安縣“買賣婚姻已成為普遍的現象,平常一個女子總在六七十萬元,甚至有一百萬元的。”[20]對這種現象邊區采取了遷就落后意識的做法,直到1949年,這種現象依然存在,這說明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沒有為這一問題的有效解決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持。1949年初,邊區婦聯會對邊區的婚姻狀況是這樣描述的:“邊區婚姻條例雖不完善,不徹底。但亦未見付諸實施,更未廣泛為我各級干部領會。加之,1942年,邊區婦聯以下組織被精簡后,群眾中所發生的婚姻糾紛問題即沒有群眾婦女自己的團體去控訴,而農村地區鄉干部則多采取單純調解或因牽連太多不好處理,抱以推拖態度。總結以上,說明黨的婚姻政策,這幾年來基本上沒有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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