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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否遭遇了歧視性反傾銷?——兼與其他出口國的比較

    來源:UC論文網2018-08-25 08:17

    摘要:

      摘要:本文對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在宏觀經濟因素、報復性因素和制度因素方面的動因進行了整體檢驗,試圖通過與其他出口國遭遇反傾銷動因的對比,判斷中國出口是否遭遇了歧視性反傾銷;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分組檢驗...

      摘要:本文對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在宏觀經濟因素、報復性因素和制度因素方面的動因進行了整體檢驗,試圖通過與其他出口國遭遇反傾銷動因的對比,判斷中國出口是否遭遇了歧視性反傾銷;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分組檢驗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的歧視性及其原因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發現,一國通常基于不利的經濟形勢或者對貿易伙伴國的報復,提出更多的反傾銷訴訟,但是全球對華反傾銷增長并未表現出和其他出口國類似的規律性特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針對中國出口的反傾銷幾乎不考慮各類經濟因素,也并非對中國之前反傾銷行為的直接報復,均具有相當的主觀任意性和歧視性。從影響國際反傾銷的制度性因素來看,發達國家傾向于在貿易伙伴國報復能力較弱的時候發起更多的反傾銷訴訟,其對華反傾銷相比發展中國家更具歧視性。在實證結論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了有效遏制針對中國出口歧視性反傾銷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反傾銷;歧視性;中國出口;


      作者:鮑曉華


      一、引言


      反傾銷是目前國際上使用最為頻繁的貿易救濟措施之一,但是各國在國際反傾銷中作為應訴國和起訴國的地位并不對等,中國就是國際反傾銷訴訟中最大的“被告”,并且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呈遞增的趨勢。1981~1994年間,中國僅次于美國和日本,是全球排位第3的反傾銷目標對象國,累計遭遇反傾銷訴訟186起,約占全球反傾銷訴訟的6.9%(Zanardietal.,2004)。1995~2008年間,共有43個成員國針對100個目標對象國發起反傾銷訴訟3427起,中國出口遭遇反傾銷訴訟數量連續14年居首,累計遭遇反傾銷訴訟677起,占全球反傾銷訴訟的19.8%(WTO,2009)。2009年中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反傾銷目標對象國,當年遭遇77起反傾銷訴訟,占全球反傾銷訴訟總量的比重已經高達38.3%(WTO,2010)。


      中國相比其他出口國遭遇更多的反傾銷訴訟,是中國遭遇歧視性反傾銷的表現之一。根據一些研究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對華反傾銷具有明顯的歧視性: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反傾銷對象國;美國約一半的反傾銷訴訟都以中國作為唯一的訴訟對象;美國一半以上的對華反傾銷訴訟被實施了最終反傾銷措施,高于美國肯定性裁決的平均水平;并且,美國對中國的反傾銷稅率幾乎是平均水平的2倍(BownandMcCulloch,2005;Bown,2010)。即使在中國入世之后,美國反傾銷仍然呈現出“總體上減少,對中國激增;總體上分散,對中國集中”的歧視性特征(李坤望、王孝松,2008c;謝申祥等,2010)。而其他3個傳統使用者,歐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盡管它們對中國反傾銷的歧視性沒有美國那么強,但是也表現出了對待中國出口產品和其他主要反傾銷對象國的差異,它們的反傾銷總量在減少,但是以中國為對象的反傾銷訴訟份額卻在增加(Bown,2010)。可見,中國入世并未對美國等傳統使用者對中國反傾銷行為有顯著影響;而印度等反傾銷新興使用者在中國入世之后,反而加強了對中國的反傾銷(Bown,2010)。


      中國出口頻繁遭遇反傾銷的困境引發了對現實問題的相關思考:中國出口為何遭遇反傾銷,與其他出口國有何不同?歧視性反傾銷是美國對華反傾銷的特有行為,還是全球針對中國反傾銷的普遍現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動因有何差異?我國遭遇歧視性反傾銷的自身原因何在,如何應對?本文對全球19個反傾銷大國的行為動因進行經驗分析,試圖從實證的角度回答上述問題。除引言之外的正文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反傾銷動因研究的相關實證文獻進行總結和評述;第三部分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進行模型設定,介紹經驗方法并對變量及其理論預期進行描述;第四部分對計量結果進行分析;最后,對全文結論進行總結,并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相關文獻述評


      (一)關于進口國反傾銷動因的一般分析


      WTO允許的反傾銷是保護本國產業免受傾銷進口產品不公平競爭和產業損害的貿易救濟措施。而反傾銷文獻認為很少一部分反傾銷是受單純的經濟原因所驅動的,而是和經濟問題、政治力量以及尋求保護的壓力有著密切的聯系(Aggarwal,2004),一般假設反傾銷是以犧牲消費者福利和競爭為代價來保護產業利益(Tharakan,1995),由于政府在不利的宏觀經濟形勢下更有可能做出征稅的肯定性裁決,利潤最大化企業往往會選擇合適的時機提出反傾銷訴訟,游說政府施加保護,這就使得反傾銷訴訟的增減與宏觀經濟因素密切相關。此外,反傾銷兼具“多邊的有節制的授權報復機制”的特質,還可以策略性使用作為報復別國的手段,由此可能導致全球反傾銷增長(PrusaandSkeath,2002,2004;Debapriyaetal.,2006)。


      反傾銷的宏觀經濟影響因素包括內部經濟影響和外部貿易壓力因素等。Knetter和Prusa(2003)選擇了實際匯率和實際GDP增長率指標,對美國、加拿大、歐盟和澳大利亞四國1980~1998年的反傾銷進行了研究,證實了在進口國實際GDP增長率和反傾銷訴訟之間的負相關關系,但是其他國家的實際GDP變動對反傾銷數量沒有顯著影響,本幣升值與反傾銷數量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實證研究的結論是有差異的,Feinberg(1989)利用美國對日本、巴西、墨西哥和韓國1982~1987年間的反傾銷數據,Tobit模型回歸分析發現美元貶值使得反傾銷數量增加。這一結果跟實證模型的選擇有關,Feinberg(2005)利用負二項式模型分析美國1981~1998年每季度反傾銷的決定因素,則證實了美元升值(而非貶值)引起反傾銷訴訟增加。此后的多數研究,包括Sadni-Jallab等(2005),Blonigen(2005),Irwin(2005)及Niels和Francois(2006)等均證實了進口國本幣升值對其反傾銷的刺激作用。Sadni-Jallab等(2005)對歐盟和美國反傾銷的分析中加入了進口滲透度指標來表示來自進口競爭的壓力對反傾銷訴訟的影響,并未獲得統計上顯著的效果。但是,進口滲透度與進口國反傾銷數量的正相關關系在Blonigen(2005),Irwin(2005)及Deardorff和Stern(2005)等研究中得到了驗證。


      Prusa和Skeath(2002,2004)在上述經濟動因的基礎上,提出了反傾銷可以作為策略性工具來使用,認為以前曾經使用過反傾銷的國家之間更容易相互提出反傾銷指控,并且很多國家傾向于對以前曾對自己提出過反傾銷訴訟的國家實施反傾銷,這意味著反傾銷很可能是一種直接的報復行為。他們利用美國1980~1998年的數據,研究發現無論是反傾銷的傳統使用者,還是新興使用者,都同時存在反傾銷的經濟動因和策略性動機。分組檢驗的結果發現,傳統和新興使用者在經濟動因上差別不大,但是在策略動因上有較大差異。此后,Aggarwal(2004)、Niels和Francois(2006)及Feinberg和Reynolds(2007,2006)等的研究也從不同側面證實了進口國報復性反傾銷將會導致國際反傾銷增長。反傾銷的策略性動機還有其他表現的方式,比如Blonigen和Bown(2003)證實出口國報復性反傾銷的威脅可能通過兩種途徑來抑制進口國反傾銷的使用。其一,報復性反傾銷威脅的存在使得國內企業減少對進口產品提出反傾銷申訴;其二,WTO爭端解決機制使得政府部門在反傾銷決策中較少做出肯定性決策。Feinberg和Reynolds(2006)利用1995~2003年間,40個進口國對72個出口國實施反傾銷的案件,來考察一國是否存在因為其出口產品遭遇別國反傾銷,而將反傾銷作為報復別國的動機。他們使用了20個HS產業分類的數據,因此不僅僅可以捕捉到類似于Prusa和Skeath(2004)的國家層面的報復動機,還可以識別產業層面的報復動機。在控制了雙邊出口流量、匯率效應等反傾銷歷史案件的非報復因素之后,Probit回歸分析發現,一國反傾銷行動可能引致別國反傾銷報復從而增加國際反傾銷的使用,也可能由于反傾銷威脅的存在減少反傾銷數量。


      (二)關于中國遭遇反傾銷動因的特定分析


      國內有少量研究專門針對中國出口產品遭遇反傾銷的動因進行了實證分析。一些研究主要關注美國對華反傾銷的影響因素:謝建國(2006)和沈國兵(2007)的研究發現,美國國內的宏觀經濟狀況和美中貿易等美國外部經濟因素仍然是美國對華反傾銷的主要原因;李坤望、王孝松(2008a,2008b)和王孝松(2008)則認為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對美國對華反傾銷起到決定性作用。潘圓圓(2008)分析了對中國發起反傾銷最多的13個國家的數據,發現中國在出口量增長和人民幣貶值的時候遭遇更多的反傾銷,申訴國的發展程度也顯著影響了對華反傾銷訴訟。田玉紅(2009)發現中國加工貿易的發展和中國貿易競爭力的提高都相應減少了國際對華反傾銷訴訟總量,而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的增長并無顯著影響。王孝松和謝申祥(2009)綜合了宏觀經濟因素、申訴國反傾銷特征、申訴國關稅減讓和參與FTA的情況、報復性因素和貿易偏轉因素對16個申訴國的對華反傾銷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但是,僅王孝松(2008)以及李坤望和王孝松(2008a,b)在其實證研究中提及了美國對華反傾銷呈現出歧視性的背后原因,前者考察了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裁定中國出口商品是否構成損害的影響因素,后者基于“保護待售”模型對美國商務部裁定對華反傾銷稅率的過程進行了經驗分析,兩者均證實美國政府將反傾銷這種貿易政策出售給了政治勢力較強的申訴者。


      縱觀現有文獻,關于反傾銷動因的實證研究已有較大進展,基本證實了國際反傾銷的宏觀經濟動因和報復性動因。然而,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進口國的角度對全球反傾銷的一般規律進行分析,或者是對美國等特定進口國反傾銷動因的國別分析。從出口國的角度探討中國出口遭遇反傾銷動因的研究相對有限,而對中國遭遇歧視性反傾銷的深度研究仍然幾近空白。一方面,李坤望、王孝松(2008c)和Bown(2010)等研究僅對美國和一些代表性反傾銷大國對華反傾銷歧視性的表象進行了描述性分析,未有專門的經驗檢驗來予以證實。另一方面,李坤望、王孝松(2008a,b)對美國作為申訴國的特定研究也無法判斷國際對華反傾銷是否存在普遍的歧視性;并且,僅從美國申訴者政治勢力來分析中國遭遇歧視性的原因是不夠的,這只能解釋為何美國傾向于自決和任意的反傾銷裁定,而無法有力解釋美國為何專門針對中國而非其他國家實施歧視性反傾銷。


      本文首度對中國是否遭遇歧視性反傾銷進行全面的經驗分析,其貢獻在于:(1)基于全球反傾銷背景探討中國出口頻繁遭遇各國反傾銷的共同原因,并通過中國與其他出口國遭遇反傾銷動因的比較分析,以實證結論來判斷全球對華反傾銷是否存在不同于其他國家的歧視性;(2)將對華歧視性反傾銷研究中的申訴國從美國拓展至占全球反傾銷訴訟總量約95%比重的19個申訴國,其結論更具一般性;并且,19個申訴國有不同的國別屬性,可以進一步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的差異進行比較分析;(3)尋求和考證我國出口遭遇歧視性的制度因素,結合我國自身原因而非僅僅從申訴國方面進行分析,更有力地解釋了為何是我國而非其他出口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反傾銷目標對象國;(4)采用了大樣本數據,包括1981~2009年期間,19個代表性反傾銷大國及其各自目標對象國的雙邊反傾銷數據,申訴國和應訴國的覆蓋面廣,代表性強,樣本持續期長,使得我們的實證結論更加具有說服力。


      三、經驗方法與數據


      (一)模型設定與經驗方法


      為了對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在宏觀經濟因素、報復性因素和制度因素方面的動因進行整體檢驗,本文初步設定如方程(1)所示的回歸模型:


      被解釋變量ADijt表示在t年時,國家i對國家j的出口產品發起反傾銷訴訟的數量。e、r、x分別是表示宏觀經濟因素、報復性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向量,α'、β'和γ'為系數矩陣;ε為誤差項。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即雙邊反傾銷訴訟數量是一個典型的非負離散計數變量(CountVariable)。對于嚴格正的因變量來說,通常可以利用自然對數變換log(y),并且使用線性模型。但是,由于計數變量可能較多取值為0,所以取對數并不可行,一種可行的方法是將其期望值模型轉化為一個指數函數,即令E(y|X)=exp(XB),由于exp(.)總是為正,也就保證了y的預測值也總是為正。對期望值模型取對數之后,本文的回歸方程變型為:


      其中ξ,t=lnvt,exp(ξt)服從γ(gamma)分布。由于期望值的對數是線性的,因此可以利用對數函數的近似特征,近似有:%ΔE(y|X)=(100Bj)ΔXj。即給定Xj提高一個單位,100Bj近似表示E(y|X)變化的百分數;若Xj取對數,則偏回歸系數Bj就是一個彈性(Wooldridge,2004)。


      在非負計數回歸模型中,負二項式(NegativeBinomail)模型和泊松(Possion)模型是較適用的兩個模型(1)。兩者的區別在于,泊松模型要求因變量的方差等于其均值,而負二項式模型則允許方差與均值有所差異。由于本文樣本中,各國反傾銷訴訟數量存在過度離散(OverDispersion)的現象,即方差大于其均值,因此,本文采用負二項式模型,利用準最大似然估計法(Quasi-MaximumLikelihood,QML)進行回歸分析。


      (二)樣本選擇、變量及數據來源


      1.樣本選擇


      根據1995~2008年間反傾銷訴訟數量的多少,本文篩選出全球反傾銷排位前20的反傾銷大國,依次為:印度、美國、歐盟、阿根廷、土耳其、巴西、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南非、墨西哥、韓國、哥倫比亞、印尼、馬來西亞、新西蘭、秘魯、泰國,埃及和以色列,其中有6個發達國家和14個發展中國家(2),這20個國家的反傾銷訴訟數量合計占全球反傾銷訴訟總量的94.40%。并且,其中除馬來西亞以外的18個國家同時也是對華反傾銷訴訟排位前20的國家,對華反傾銷訴訟合計占我國同期遭遇全球反傾銷約95%的比重。在此基礎上,我們選擇除中國之外全球反傾銷訴訟排位前20的19個國家作為樣本中的進口國,即反傾銷申訴國,這些國家既是全球反傾銷大國,也是全球頻繁對華反傾銷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反傾銷政策動因代表了全球反傾銷的一般規律。同時,我們盡可能保留了1981~2009年期間,這19個代表性進口國各自反傾銷的目標對象國(3),整體檢驗中的樣本總量達到了約12000個觀測值,大樣本數據使得實證結果更加準確,同時這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我國出口產品遭遇反傾銷不同于其他出口國的特征,從而判斷我國是否遭遇了歧視性反傾銷。


      2.變量及理論預期


      我們將解釋變量主要分成3組:可能影響國際反傾銷的“宏觀經濟因素”、由于進口國的實際報復行為可能導致反傾銷增長的“報復性因素”和由于出口國的報復可能抑制反傾銷增長的相關“制度”因素;除此之外,還采用兩國的距離指標等作為控制變量。其中一些變量是由現有的研究總結得出,而另一些則是本文首次提出的新變量。


      接下來,我們按照宏觀經濟因素、報復性因素、制度因素和其他控制變量這幾個部分對上述解釋變量的含義及其理論預期進行討論,為后文的經驗分析奠定基礎。


      (1)宏觀經濟變量。


      grgdpit:進口國i在t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放緩,國內企業為了保持銷售和市場份額,尋求政府保護的意愿會加強。當出口國經濟在大環境下也隨之放緩的時候,出口國企業有降價銷售以保持出口量的動機,從而使進口國更容易觀察到傾銷的存在。而經濟蕭條時期,進口國企業的盈利減少,使得當國內企業申請反傾銷保護時,進口國政府更容易發現損害存在的證據。因此,經濟放緩通過刺激進口國企業尋求保護的動機,以及提高傾銷和損害認定的可能性,從而可能導致反傾銷訴訟的增加。該變量用于檢驗反傾銷的“逆周期增長”假說,其偏回歸系數預計為負。


      rexijt:在t年,i國對j國的實際匯率,rex的增加表示i國貨幣相對于j國貨幣升值。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放緩的情況相似,進口國國內貨幣升值削弱了國內產品相對于進口產品的競爭力,國內企業更有可能尋求保護,而且更容易獲得產業受到損害的證明。從這一角度而言,進口國貨幣升值將使得進口國企業發起更多的反傾銷訴訟。然而,由于國內貨幣升值,也使得進口產品的生產成本隨著外國貨幣貶值而變低,使得低于正常價值銷售的傾銷的認定更加困難。從這一角度而言,進口國貨幣升值反而抑制了本國反傾銷訴訟的增長。因此,在理論上,實際匯率波動對反傾銷訴訟的影響是不確定的。然而反傾銷實踐中,由于“傾銷”更易于被裁定,而反傾銷的關鍵在于企業向政府展示其受損害程度的能力(Feinberg,1989),因此進口國本幣升值往往是刺激本國反傾銷增長的,該變量用于檢驗“匯率波動假說”,并且預期為正。


      rimpijt:在t年,i國從j國的進口額占該年i國國內總需求的比例,也稱之為進口滲透度。進口滲透率越高,說明來自j國的進口產品對i國產品的競爭壓力越大,這將促使進口國國內企業尋求更多的進口保護。因此,可以預計來自于j國的進口滲透率的增加,將使得進口國對該國出口產品發起更多的反傾銷訴訟。該變量用于檢驗“進口競爭壓力假說”,其偏回歸系數預計為正。


      (2)報復性變量。


      tftijt:該變量為虛擬變量,如果j國在t-1年或其之前曾對i國提出過反傾銷訴訟,則該虛擬變量值為1;反之,則為0。該變量用于驗證Prusa和Skeath(2004)提出的“以牙還牙報復性反傾銷”假說,即一國反傾銷較多的目標對象國通常是曾經對其出口產品反傾銷的國家,因此該變量預期符號為正。


      retaliationit:其他所有國家在t-1年對i國發起反傾銷訴訟的數量。該變量用于檢驗“一般性反傾銷報復”假說,而并非如tftijt度量的有具體國別針對性的報復行為。這意味著,如果在前一年,i國遭遇了較多的反傾銷訴訟,那么它將在下一年發起更多的反傾銷訴訟,因而該變量預期符號為正。


      adclubjt:j國(針對所有國家)在t-1年反傾銷訴訟數量。這個變量取值較大則表明j國是“反傾銷俱樂部”中頻繁使用反傾銷的國家,反傾銷俱樂部成員往往更加容易遭遇別國的反傾銷訴訟(PrusaandSkeath,2004),因此可用于檢驗“反傾銷俱樂部”假說,預期該變量對反傾銷訴訟數量有正的影響。


      (3)制度變量。


      國際反傾銷訴訟可能由于進口國的報復性反傾銷而增長,也可能受制于出口國的報復性反傾銷威脅而有所收斂。首先,這要求作為目標對象國的外國必須具有報復的能力,反傾銷威脅才是可置信的,這與目標對象國相關的制度因素有關。如果外國具有反傾銷立法并且是頻繁提出訴訟的反傾銷大國,那么進口國可能會顧忌其較強的報復性反傾銷的能力,從而減少對該國的反傾銷訴訟,以免本國的出口產品遭遇類似的報復行為。我們還可以使用一些替代性指標來衡量目標對象國的報復能力,比如該國是否是WTO成員國以及該國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力度(BlonigenandBown,2003)。此外,該國的報復性反傾銷威脅應該有其預期的影響,并非微弱的制裁手段,這就要求作為目標對象國的該國是進口國產品的主要消費者。為此,我們用變量depijt來度量在t年,i國對j國的出口占其當年總出口的百分比,表示i國出口份額的國別分布。如果j國是i國的一個重要的出口市場,i國將不太傾向于與它發生貿易摩擦。在此基礎上,我們構造了3個表示出口國反傾銷威脅的指標,分別是3個制度變量與depijt的交互項。


      deterijt:該指標為adclubj(t-1)和depij(t-1)的交互項。如果一個國家對它提出反傾銷訴訟的某目標對象國有大量出口,而該國又是反傾銷大國,則進口國遭遇報復的可能性較大,這將抑制其反傾銷增長(FeinbergandReynolds,2006),因而該變量的偏回歸系數預期為負。


      WTOjt:該指標為表示外國是否為WTO成員的虛擬變量與depij(t-1)的交互項。如果一個國家對它提出反傾銷訴訟的某目標對象國有大量出口,而該國又是WTO成員,這意味著目標對象國可以通過WTO的相關機制進行報復,這將抑制進口國的反傾銷增長,因而該變量的偏回歸系數預期為負。


      disputejt:該指標為截至t-1年外國向WTO爭端解決機制提交的累計議案數量與depij(t-1)的交互項。如果一個國家對它提出反傾銷訴訟的某目標對象國有大量出口,而該國提交爭端解決機制的累計議案數量較多,這意味著該目標對象國利用WTO機制維權的次數較多,更有可能在面對歧視性待遇的時候進行反傾銷報復,這將抑制進口國的反傾銷增長,因而該變量的偏回歸系數預期為負。


      (4)其他控制變量。


      distij:以兩國首都之間距離計算的i國與j國之間的距離。一方面,距離減少了兩國間的貿易往來,相應的反傾銷訴訟數量也會減小;而且由于兩國相距較遠,進口國企業掌握的出口企業的信息可能就相對較少,因此提出反傾銷的可能性就較小。另一方面,距離越大,運輸費用和保險費用等交易成本相應越高,這使得進口國企業更容易操縱成本核算,更加容易證明產品低于“正常價格”銷售。在這種情況下,較遠的地理距離將導致更多的反傾銷訴訟。因此,兩國距離對反傾銷訴訟數量的影響是不確定的。除了雙邊距離對反傾銷訴訟可能存在的經濟學意義之外,在對進口國采用固定效應的時候,distijt是一個僅隨出口國變動的變量,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起到出口國的固定效應作用,可以控制某些不隨時間變動的出口國之間的國別差異性。


      t:該變量用于控制反傾銷隨時間變化的趨勢。以印度發起反傾銷為例,反傾銷訴訟的起始年份1992年取值為1,依次遞增,至2009年取值為18,其他國家也做類似處理。


      3.數據來源


      (1)反傾銷數據來源。


      本研究中的被解釋變量(ADijt),解釋變量中的進口國報復性因素(tft,retaliation,adclub)和制度因素(deter)都與反傾銷有關。這些變量的構造有些復雜:部分涉及雙邊的國別反傾銷訴訟數量,部分涉及全球的反傾銷訴訟數量;部分涉及進口國發起的反傾銷數量,部分涉及出口國遭遇的反傾銷數量。目前已有的反傾銷數據庫,任何一個都不能提供本研究所需要的大量信息。為此,我們整合了來自于相當多來源的反傾銷數據,建立了本研究所需要的19個樣本進口國1981~2009年間的反傾銷數據庫。這些數據的原始來源包括:


      第一,ChadBown的國別反傾銷數據庫V6.0:這是目前信息最全的雙邊反傾銷數據庫,提供了各進口國針對其不同的貿易伙伴國發起反傾銷訴訟的年度數量等具體涉案信息,相關數據可以從以下網址獲得:http://people.brandeis.edu/~cbown/global_ad/。


      第二,WTO的反傾銷數據庫(1995~2008年):該數據庫提供各進口國1995~2008年間各年度發起的反傾銷數量和各出口國1995~2008年間各年度遭遇的反傾銷數量。但僅僅是反傾銷總量,而非針對某對象國的國別訴訟數量。相關數據來自于WTO網站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


      第三,WTO的反傾銷月度報告:對于ChadBown數據庫中沒有提供2009年反傾銷訴訟信息的國家,我們整合了WTO2009年前10個月的反傾銷月度報告(4),用2009年前10個月的反傾銷訴訟近似替代2009年的年度數據。具體信息參見WTO網站www.wto.org。


      第四,中國的反傾銷數據庫:我國2001年才加入WTO,對于WTO數據庫中缺失的或者有誤的數據,我們根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提供的我國反傾銷數據庫的相關信息做了補充和勘誤。相關數據來自于http://www.cacs.gov.cn/。


      第五,反傾銷文獻中的數據:對于1981~1994年的反傾銷數據,我們還整合了來自于Zanardi(2004,2006),Irwin(2005)及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研究中所使用的數據。


      (2)其他數據來源。


      解釋變量中的實際GDP增長率(grgdp)和雙邊實際匯率(rex)來自于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ers.usda.gov/。進口滲透度(rimp)和制度因素(deter,wto和dispute)中交互項之一,出口份額(dep)的計算,需要雙邊貿易數據,包括進口國從其目標對象國的進口和對目標對象國的出口,這些雙邊貿易數據均來自于聯合國貨物貿易數據庫http://comtrade.un.org/db/。制度因素中表示出口國是否為WTO成員的虛擬變量,其原始信息來自于www.google.com的搜索信息;各國向WTO爭端解決機制提交的議案數量根據WTO網站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by_country_e.htm的資料整理所得。進出口國之間的雙邊地理距離(distij)來自于CEPII數據庫(5)。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中國和其他國家出口遭遇反傾銷的比較分析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反傾銷訴訟對象國,為了考察全球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是否存在歧視性,我們將中國出口遭遇反傾銷的動因與其他出口國進行了比較分析。為此,我們針對出口國屬性增設了表示中國的虛擬變量china和表示非中國的虛擬變量others,依次構造了解釋變量與兩個虛擬變量的交互項,并據此利用負二項式模型得到了所有進口國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反傾銷動因的整體檢驗結果。表1中模型(1)~(9)是我們在計量方程中依次添加表示宏觀經濟因素、報復性因素和制度因素的解釋變量所得到的回歸結果。具體而言,模型(1)~(3)是在控制雙邊地理距離、時間趨勢和國家固定效應的基礎上依次納入宏觀經濟變量grgdp、rimp和lnrex的回歸結果;模型(4)~(6)是在模型(3)的基礎上,繼續納入表示進口國報復性因素的變量tft,retaliation和adclub的回歸結果;模型(7)~(9)則是在模型(6)的基礎上,繼續納入制度變量deter、wto和dispute的結果。所有宏觀經濟指標均滯后1期來反映國際反傾銷對宏觀經濟狀況變動的滯后反應。并且,所有方程中均采用進口國的固定效應來控制不隨時間變動、可能影響反傾銷訴訟的進口國的特征因素(6)。


      如表1所示,雙邊距離對反傾銷訴訟負顯著,由于距離與雙邊貿易流量之間的負相關關系,這可以理解為進口國傾向于對其較大的進口貿易伙伴國發起較多的反傾銷訴訟;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較長的距離增強了進口國企業和出口國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因而抑制了反傾銷訴訟增長。在通過距離指標控制了不隨時間變動的出口國差異之后,我們發現,樣本期間的全球反傾銷訴訟有遞減的趨勢,國別反傾銷訴訟數量年均減少4.0%~6.3%。但是,全球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訴訟卻逆勢上揚,以年均11.7%~13.7%的幅度增長。接下來,通過比較宏觀經濟因素、策略性因素和制度因素與表示中國和其他出口國的兩個虛擬變量的交互項,可以發現中國和其他國家出口遭遇反傾銷動因的異同點,中國出口是否遭遇了不同于其他國家的歧視性反傾銷也由此可窺一斑。


      1.宏觀經濟因素


      (1)總體來看,全球反傾銷訴訟是逆周期增長的,進口國實際GDP增長率每降低1個百分點,針對非中國貿易伙伴國的反傾銷訴訟將增長1.9%~2.3%,這一結果符合理論預期;但是,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訴訟反而是順周期的,進口國即使在經濟上升期,也會對中國發起較多的反傾銷訴訟。(2)一般而言,進口國在面臨較大進口競爭壓力的時候,傾向于提出更多的反傾銷訴訟,進口滲透度rimp每增加1個百分點,全球針對非中國貿易伙伴的反傾銷訴訟將增長12.1%~19.7%;但是,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是一個例外,即使我國出口產品占據對方國家國內總需求的比重并不高,這些國家仍然對我國出口發起較多的反傾銷訴訟。(3)進口國在本幣升值的時候傾向于提出更多的反傾銷訴訟,這一點無論針對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出口產品均成立,區別在于反傾銷對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更大,進口國對人民幣匯率每升值1個百分點,對中國的反傾銷訴訟將增長0.122~0.158個百分點;而雙邊實際匯率對其他國家反傾銷訴訟的彈性為0.047~0.084。


      2.報復性因素


      (1)全球反傾銷訴訟表現出顯著的“以牙還牙”的報復性特征,進口國對曾對其出口產品反傾銷的貿易伙伴國發起的反傾銷訴訟比其他國家多64.3%~81.0%;但是,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并非針對我國之前反傾銷訴訟的報復性行為,未遭遇我國反傾銷的國家反而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更多的反傾銷(tft_china負顯著)。(2)就總體而言,進口國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反傾銷訴訟都未表現出一般性報復特征,進口國發起反傾銷訴訟并非由于之前它們遭遇了較多的反傾銷訴訟(retaliation不顯著/負顯著)。(3)進口國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反傾銷訴訟均驗證了“反傾銷俱樂部”假說的成立,進口國傾向于對活躍的反傾銷大國發起更多的反傾銷。


      3.制度因素


      (1)就總體而言,全球反傾銷訴訟數量沒有受到其他國家反傾銷威脅的影響(deter_others不顯著),即使該貿易伙伴國是一個反傾銷大國,并且是申訴國重要的出口貿易伙伴;但是全球對華反傾銷卻由于中國的反傾銷威脅而有某種程度的收斂(deter_china負顯著)。(2)貿易伙伴國是否是WTO成員,對全球反傾銷訴訟并沒有顯著的影響,這一結論同時適用于中國和其他出口國。(3)貿易伙伴國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力度,對全球反傾銷訴訟也沒有顯著的影響,這一結論對中國和其他出口國均成立。


      (二)中國遭遇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反傾銷的比較分析


      從所有進口國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反傾銷的整體檢驗,可以發現中國遭遇的反傾銷訴訟具有與其他出口國不一樣的特征,這意味著全球對華反傾銷確有歧視性。為了進一步考察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出口產品是否存在歧視性反傾銷及其差異,接下來我們對發達進口國和發展中進口國進行分組檢驗,回歸結果詳見表2。模型(1)解釋了在控制雙邊地理距離、時間趨勢和國家固定效應的基礎上,宏觀經濟變量grgdp、rimp和lnrex究竟如何影響了進口國的反傾銷訴訟數量;模型(2)解釋了在控制宏觀經濟因素的基礎上,進口國報復性因素(tft、retaliation和adclub)如何影響了進口國的反傾銷訴訟數量;模型(3)~(5)在同時控制宏觀經濟因素和進口國報復性因素的基礎上,分別解釋了制度變量deter、wto和dispute對進口國反傾銷訴訟數量的影響。


      總體而言,發展中進口國對中國的反傾銷訴訟有顯著的增長趨勢,年均增長17.4%~19.8%;但是,發達進口國的對華反傾銷訴訟在樣本期間內并無顯著增長,這可能是由于發達進口國自反傾銷立法以來,一直就將我國作為主要的目標對象國所致。并且,發展中國家傾向于對其較近的進口貿易伙伴發起較多的反傾銷訴訟(lndist負顯著),但是發達進口國未明顯表現出類似特征。接下來,我們通過比較表2的左欄和右欄,從宏觀經濟因素、策略性因素和制度因素3個方面來觀察發達進口國和發展中進口國在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動因上有何差異。


      1.宏觀經濟因素


      (1)發達進口國的經濟增長變動就其對中國的反傾銷訴訟沒有顯著影響;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訴訟則表現出顯著的親周期性,發展中進口國即使在經濟處于上升階段的時候,也沒有放松對我國產品的出口管制。發展中進口國的gr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其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訴訟將增長11.1%~11.8%。(2)發達進口國在面臨較大競爭壓力的時候,傾向于提出更多的對華反傾銷訴訟,但rimp僅在部分方程中正顯著;而發展中進口國rimp卻負顯著,說明即使我國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占其國內總需求的比重不太高,這些國家仍然會對我國發起更多的反傾銷訴訟。(3)發展中進口國在本幣相對于人民幣升值的時候傾向于提出更多的對華反傾銷訴訟,但是人民幣匯率波動對發達國家的反傾銷訴訟沒有顯著影響。


      2.報復性因素


      (1)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反傾銷的以牙還牙報復性假說均不成立(tft_China不顯著),即使我國之前并未對某國發起反傾銷訴訟,其仍然可能對我國出口發起較多的反傾銷訴訟。(2)發達進口國對中國的反傾銷并未表現出一般報復性特征,但是這一假說對發展中進口國的對華反傾銷是成立的,即發展中進口國會由于它們遭遇了較多的反傾銷而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更多的反傾銷。(3)中國作為反傾銷俱樂部的積極成員,更容易遭遇發達進口國的反傾銷;但是,“反傾銷俱樂部”假說在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中并不成立。


      3.制度因素


      (1)發達進口國的對華反傾銷訴訟會因為我國反傾銷訴訟數量的增加和占申訴國出口份額的增加而有所減少,但是發展中進口國的對華反傾銷訴訟不受我國反傾銷威脅的影響。(2)在我國出口份額相對不變的前提下,中國入世對發達進口國的對華反傾銷訴訟有一定抑制作用;但是我國入世并未對發展中國家的對華反傾銷產生抑制作用。(3)我國提交WTO爭端解決機制的訴訟數量,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對華反傾銷訴訟均無顯著影響。


      (三)實證結果的總結性分析


      為了對實證結果進行總結性分析,并且從多個維度來判斷中國出口是否遭遇了歧視性反傾銷,我們在表3中對表1和表2的實證結果按照進口國類別和出口國類別進行了總結,共涉及6個不同的組別檢驗。其中,某特定進口國類別下的兩列結果,即列1、2,列4、5和列7、8有助于通過比較中國作為出口國和其他國家作為出口國遭遇反傾銷動因的差異,來判斷中國是否遭遇歧視性反傾銷;列1、4和列2、5的比較,則有助于我們了解發達進口國和發展中進口國對中國的反傾銷動因差異以及對其他國家反傾銷動因的差異。


      同時,由于表1和表2的結果主要對中國和其他出口國的反傾銷方程系數進行了數值比較。為了進一步說明中國是否遭遇了歧視性反傾銷,我們增設了一個回歸方程,并將其實證結果總結在表3的列3、6和9,從實證上說明中國的反傾銷方程系數在統計上是否顯著不同于或相同于其他國家(7)。


      1.宏觀經濟因素


      總體而言,全球對非中國貿易伙伴國的反傾銷訴訟和宏觀經濟狀況密切相關,一國傾向于在本國經濟放緩、本幣升值和面臨較大進口競爭壓力的時候發起較多的反傾銷訴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反傾銷均表現出類似的特征。但是,全球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訴訟與其他國家具有明顯的差異。發達國家對華反傾銷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不顯著,但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在其本幣相對于人民幣升值的時候,對中國反傾銷更多,使得整體上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仍然表現出隨人民幣貶值而增加的特征。


      除雙邊實際匯率之外的其他兩個宏觀經濟指標均不符合理論預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際GDP增長率不顯著和正顯著,使得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與進口國實際GDP增長率反而是正相關的,進口國即使在經濟形勢有利的時候,也會對中國發起更多的反傾銷訴訟。發達進口國在面臨來自于中國產品的進口競爭壓力的時候,會提出更多的反傾銷訴訟;但是發展中進口國反傾銷數量與中國出口占其國內總需求的比重是顯著負相關的,并且這一效應起到了主導作用,使得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與從中國的進口滲透度并無如理論預期的正相關關系。可見,總體而言全球對華反傾銷沒有明顯的針對宏觀經濟狀況變動的規律性特征,相比其他出口國,中國遭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反傾銷訴訟都表現出一定的主觀性和任意性。


      2.報復性因素


      總體而言,全球對非中國貿易伙伴國的反傾銷訴訟受到報復性因素的驅動,一國傾向于對曾對其出口產品反傾銷的貿易伙伴國提出更多的反傾銷訴訟,這對發達進口國和發展中進口國均成立。但是,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并非對中國反傾銷以牙還牙的直接報復行為,仍然傾向于以中國作為其主要的目標對象國。盡管反傾銷俱樂部假說的檢驗獲得了較一致的結果,對發達進口國和發展中進口國均成立,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反傾銷也都成立。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在一般報復性假說的檢驗上表現出較大的差異。發展中進口國處于國際反傾銷的被動地位,會由于自己遭遇了較多的反傾銷訴訟而發起反傾銷報復,包括對華產品的反傾銷報復。而發達國家處于主動地位,它們的反傾銷,包括對華反傾銷,并非由于其遭遇較多的反傾銷;反而,上一年度遭遇較多的反傾銷訴訟,使得發達國家的反傾銷數量有所減少。這可能是由于發達國家擔心早期反傾銷行為遭到別國的報復而有所收斂。可見,從反傾銷策略來考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對華反傾銷增長主要是由于中國作為一個反傾銷新興使用者更易于成為各國反傾銷的目標,但是并非對中國之前反傾銷行為的報復,這意味著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尤其是發達國家對華反傾銷訴訟是攻擊性的主動出擊,具有一定的歧視性。


      3.制度因素


      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的歧視性與我國反傾銷相關的制度因素有密切聯系。檢驗結果證實,中國等出口國的反傾銷報復能力越強(出口份額較高和反傾銷訴訟數量較多),發達進口國的反傾銷訴訟數量越少。如果用WTO成員國資格來度量反傾銷報復的可能性,發達國家的對華反傾銷訴訟在我國入世之后有所減少;但是,發達國家對其他出口國的反傾銷與它們的WTO成員身份并無顯著關系。如果用出口國提交WTO爭端解決機制的訴訟數量來度量反傾銷報復的可能性,發達國家反傾銷訴訟數量會由于其貿易伙伴國報復能力的增強而有所減少,但是發達國家對華反傾銷訴訟并未隨我國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而減少,可能是由于我國提交WTO爭端解決的案例仍然較少,在這方面尚未形成可置信的反傾銷威脅。無論用何種制度指標來度量出口國的反傾銷報復能力,發展中國家反傾銷都沒有受到中國和其他貿易伙伴國反傾銷報復的限制。就這一意義而言,發達國家對華反傾銷訴訟更具歧視性,這與我國曾經的非WTO成員身份有關,和我國反傾銷立法較晚也有顯著的關系。


      表3對整體和分組檢驗結果的總結下載原表


      表3對整體和分組檢驗結果的總結


      注:“+”、“-”和“ns”分別表示正顯著,負顯著和不顯著;“+(ns)”和“-(ns)”分別表示在部分方程中正顯著和負顯著;“Y”和“N”分別表示進口國對中國和其他出口國的反傾銷存在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和無顯著差異。


      除了本文實證結論中涉及的上述制度性因素,現實中還存在其他一些可能導致對華歧視性反傾銷的誘因。首先,中國屬于轉型國家,國際上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采用替代國的慣例使得傾銷的認定更加容易,因此中國過去長期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同樣可能激發其他國家更多的對華反傾銷。其次,中國是一個出口大國,對很多貿易伙伴國保持較高的貿易順差。貿易伙伴國,比如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不斷增加可能導致其頻繁采用反傾銷措施進行貿易保護。再次,我國很多出口企業試圖搭便車,不積極應訴,無形中降低了外國企業的指控成本,增加了其反傾銷指控的勝訴率,因而這也成為我國頻繁遭遇反傾銷訴訟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盡管我國反傾銷法賦予我國以反傾銷措施作為策略性工具,對向我國出口產品實施歧視性反傾銷的貿易伙伴國進行報復的權利(8)。但是,我國反傾銷動因的實證研究卻表明,我國的反傾銷實踐并沒有表現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復性特征(BaoandQiu,2011)。這對遏制其他國家對華歧視性反傾銷是不利的,因為反傾銷有時候是國家之間的一種利益博弈,善加利用將有助于改善我國在反傾銷訴訟中的弱勢地位。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對全球反傾銷訴訟和對華反傾銷訴訟在宏觀經濟因素、報復性因素和制度因素方面表現出的動因差異進行了比較分析,試圖通過與其他出口國遭遇反傾銷動因的對比,判斷中國出口是否遭遇了歧視性反傾銷。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的歧視性及其原因進行了比較分析。


      負二項式回歸模型的檢驗結果顯示,宏觀經濟因素和報復性因素很好地解釋了全球反傾銷訴訟增長;但是,除雙邊實際匯率之外,全球對華反傾銷沒有明顯的如理論預期那樣針對進口國實際GDP增長率和進口滲透度等宏觀經濟指標變動的規律性特征,也并非對中國之前反傾銷行為的報復。這意味著宏觀經濟因素和報復性因素對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增長的解釋力度不足,即使在有利的經濟形勢下,在中國并未率先發起反傾銷的前提下,各進口國仍然以中國作為主要的目標對象國。因此,相比其他出口國,全球對華反傾銷訴訟,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對華反傾銷訴訟均存在一定的任意性和歧視性。


      無論用何種指標來衡量貿易伙伴國反傾銷報復的能力,發展中國家的反傾銷訴訟,包括對華反傾銷訴訟和對其他出口國的反傾銷訴訟均無減少的趨勢,而發達國家的反傾銷訴訟則受制于貿易伙伴國的反傾銷威脅而有所減少,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從影響國際反傾銷的制度性因素來看,發達國家反傾銷相比發展中國家更具歧視性,因為發達國家傾向于在貿易伙伴國(包括中國)報復性能力較弱的時候更多地發起反傾銷訴訟。


      中國出口產品遭遇發達國家歧視性反傾銷與我國反傾銷立法較晚有關,也與曾經的非WTO成員身份有關,因為非WTO成員更容易遭遇任意的反傾銷規則,并且通常被當作非市場經濟國家對待或者采用結構定價方法從而更容易被認定存在傾銷行為(FrancoisandNiels2004)。而WTO成員國身份則意味著我國擁有WTO所賦予的對等報復的權利,擁有了將不公平貿易措施提交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權利。分組檢驗結果也證實,在我國對進口國主要產品消費能力相對不變的前提下,發達國家在入世之后對我國出口的反傾銷訴訟有所減少;并且,發達國家在我國作為新興使用者頻繁發起反傾銷的時候,對我國出口的反傾銷訴訟有所減少。這是由于我國在制度上具有了對進口國進行反傾銷報復的能力,從而對我國遭遇發達國家的歧視性反傾銷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我國對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參與力度仍然不夠,自2001年底入世到2008年底,我國提交WTO爭端解決的議案僅有3起,并未有效建立利用爭端解決機制來有效遏制發達國家歧視性反傾銷的能力。


      既然我國已經具有反傾銷立法和WTO成員身份,就應該對這種制度資源善加利用。我國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也是全球排位第二的進口國。一方面,我國作為進口國也應該在必要的時候主動反傾銷,作為貿易救濟機制的反傾銷不僅可以保證國外進口產品履行獲得我國市場準入的基本承諾,那就是遵循公平貿易的國際原則;同時,反傾銷還兼具“多邊的有節制的授權報復機制”的特質,可以對國外對華出口產品濫用反傾銷起到威懾作用。另一方面,我國作為出口國在遭遇別國歧視性待遇的時候,應該充分利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這不僅有利于解決我國與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摩擦,而且可以在國際上樹立我國充分利用WTO維權的形象,也有利于有效遏制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的歧視性反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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