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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的價值性困境:回顧、爭鳴與評論

    來源:UC論文網2018-08-09 08:32

    摘要:

      一、問題提出  當今的管理領域是一個讓人頗為興奮的領域,管理學進入百年的發展歷程,實踐中管理已然成為推動生產發展的“第四生產力”,學術界大量的理論觀點和學派也不斷涌現。當今的管理領域同時也是一個讓...

      一、問題提出


      當今的管理領域是一個讓人頗為興奮的領域,管理學進入百年的發展歷程,實踐中管理已然成為推動生產發展的“第四生產力”,學術界大量的理論觀點和學派也不斷涌現。當今的管理領域同時也是一個讓人頗為困惑的領域,百年的發展歷程,留給人們的并不完全是清晰的理論架構、統一的研究范式和系統的知識積累,人們對于管理領域的批評之辭仍不絕于耳。


      20世紀60年代,Grambsch(1960)就曾認為目前管理學界對于所開展的研究并沒有很好地加以梳理,學者們的敘述往往流于表面,缺乏思想性和系統性,盡管某些研究已經對管理實踐進行了一定的分類和梳理,但卻無法使我們成為管理思想上的巨人,這些膚淺的研究結果往往使得我們誤入歧途,最終一批所謂的技能得以產生,真正的學科基礎卻并沒有形成。Sayles(1970)也批評管理教育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一個核心的領域和研究基礎,大部分管理教育對于管理的基本問題并沒有予以更多地關注和更為深入地思考,而是越來越多地關注一些技術性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管理仍是一個“領養兒”。20世紀80年代,McGuire(1982)仍然認為目前管理理論的狀態在過去25年所發生的變化并不讓人感到滿意,甚至絲毫不比20世紀50年代中期所存在的理論的混沌狀態時讓人覺得滿意。著名的學者亨利·明茨伯格(Mintzberg,1989)也評價道:盡管有大量的研究,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管理者和研究者們仍然對于領導的本質沒有實質性的理解。Bedeian(1996)通過25年來對管理學相關論文的研究和考證,發現管理學研究者過度追求復雜變量,而忽視了人的行為因素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研究結論與管理實踐的相關度不高,也不關注政策實行者對研究成果的理解和采用。


      進入21世紀,管理領域的現狀似乎仍無太大的改觀,Miller、Vaughan和Beverly(2001)等人就認為,管理學界存在著幾個致命的缺憾:制度上缺乏自我批判機制;概念含糊不清、無法統一;流于時尚,存在著諸多更加嚴謹學科所無法包容的矛盾。McGrath(2007)也認為,盡管管理學教育和研究呈繁榮趨勢,但由于對學術合法性的過分強調,使研究者們過于看重其他傳統核心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對于管理學研究的支撐作用,從而忽視了針對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所涉獵的基本問題以及對管理實踐中所產生的現實問題的研究。從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價值體現以及管理研究之于管理實踐的價值體現都已受到了極大的質疑和挑戰!


      我們認為,管理學所面臨的這種雙重價值困境,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主體處于一種分裂的狀態,即管理學的研究主體和實踐中的管理主體不一致。也就是說,管理領域的研究人員們在精心構建自己的科學參照系并試圖對實踐予以指導的同時,卻并不是一個真正運行企業的管理者。今天,許多人樂于將管理學和醫學、工程學作對比,認為他們在學科屬性上具有某種相似性,但我們認為,醫生可以在臨床工作的同時,兼任醫學院的教師和科研人員的角色,也就是說,在醫學中,科研人員與實踐人員是一體的。但管理學中的科研人員與實踐人員卻是一種背離的狀態,所以實踐人員才會常常發出“管理無用”的呼聲,他們認為科研人員所關注的問題往往并不是實踐中最亟待解決的問題;而科研人員在構建學科體系和框架的過程中,對實踐中的紛繁變化和瑣碎現象也往往加以簡化、甚至無暇顧及。管理學的學科合法性與實踐相關性之間的矛盾似乎不可調和,管理學的學科價值體現和實踐價值體現也往往難以兼顧。


      除了管理學的研究主體與實踐主體呈背離狀態之外,管理學的受用客體也變得日益多元化、復雜化,使得管理學更加無所適從。McGuire(1982)認為,在傳統的泰勒和法約爾時代的管理研究中,僅有實踐中的管理者是管理理論關注的焦點,但現在,管理理論的指向標的已經發展為四種:管理者、管理的咨詢人員、管理專業的學生和導師以及管理學界的研究人員們。因循這種思路,我們認為,管理研究的指向標的和服務對象的復雜化就使得管理研究本身難以定位,以至于百年之后人們對管理學的基本學科屬性問題仍然爭執不休:管理學僅僅是對常識性知識的一種精煉,是一門職業教育學科,一門研究性學科,抑或是科學?在這些針對管理學基本屬性的不同定位與實踐導向的夾縫中間,管理學究竟該如何定位?


      與此同時,由于管理學中的很多問題都要從相關學科中獲得求解,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所有的管理問題都可以從相關學科中獲得解釋和解決,那么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的價值何在?更重要的,如果管理學的研究主體從其他相關學科借鑒了大量的概念、框架和方法,從而埋頭于完美的科學體系的構建,卻無法真正關注實踐中管理者所關注的現實問題(Khurana,2007),這種做法本身也使得管理學面臨著某種風險。管理學的跨學科發展與實踐相關性之間似乎也是矛盾重重。


      此外,由于美國經濟在全世界的領先地位,也可能是由于美國研究在眾多領域的主導地位,許多其他國家的管理研究人員都樂于效仿自然科學中所運用的實驗室研究和實證的方法。但由此而引發實踐人員與科研人員在“關注的焦點問題”和“主導話語模式”上的差異就使得管理學陷入一種發展的窘境。這一點在高水平的學術刊物中尤為凸顯,眾多的高水平學術期刊雜志更多地反映了知識生產者的偏好,是學科爭取合法性的見證和結果,而不是體現了管理實踐發展的結果(Whitley,1984)。通過對研究方法而不是對理論內容或管理的實用性等問題的強調和側重,管理研究和管理理論在“科學”的道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與此同時,管理學界在試圖通過學科方法上的科學化來實現學科合法性的同時,卻也面臨著與實踐相關性不足這樣一種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


      綜上,由于管理研究主體與實踐主體之間存在著兩分的狀況,另一方面,也由于管理學的受用客體正變得日益多元化、復雜化,就使得管理學中存在著學科合法性與實踐相關性之間的雙重價值困境,而這種困境又具體體現為管理學基本屬性定位、跨學科發展以及學科方法的科學化進程與理論匹配等多個方面與實踐的不相容狀況(參見圖1)。管理學正面臨著發展的多重矛盾和窘境。


      那么,針對這種情況,管理學如何在確保學科合法性的同時又體現對現實管理問題和管理現象的關注?管理學在借鑒傳統的、發展較為成熟的學科的同時,如何保證自身的獨立地位而自成一體?從學科的知識積累路徑來說,管理學應該以相關學科知識為基礎還是應該由實踐中所產生的管理問題為出發點來推動知識的積累?管理的“科學化”和“務實性”的斗爭中怎樣驅動了學科方法的不一致?學科方法的“科學化”與學科內容的界定(特別是來自于實踐的學科內容)之間是否不可調和?這些問題是令管理學界和實業界困惑了多年的難題,似乎今天也仍然無法求解。


      盡管如此,目前的管理學界仍需要好的理論,對理論的理解和認識是將管理學知識推廣至“一般性”的基石,事實上也是管理學學科化和學科合法化發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著名學者Ferraro、Pfeffer和Sutton(2009)就認為,理論非常重要,因為它能影響行為,并可以在某些情況下自我實現。理論的自我實現,要求人們必須首先清楚這種理論,并有能力根據它的口令做出選擇,其次社會和物質安排的改變要以理論為依據,同時還要求理論的支持者們有能力實施與理論相一致的社會安排。此外,實踐中的管理者們也必須繼續探求更為科學的模式和學術化的指引,這一點毋庸置疑。事實上,人們對于管理學的理解是一種長期而迫切的追求,管理學界所面臨的諸多爭議、探討和批判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學術的張力,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管理學本身。正如始終對管理學科的現狀和未來給予了密切關注和研究的Bedeian(1996)所言,管理學科既應該向外看,不斷關注實踐世界的發展,也應該向內看,密切關注我們自身所在的學科的性質。學科的未來在于學科內學術共同體的共同關注、質疑并對學科內的一些小瑕疵進行開放式的探討和交流。Poole等(1989)也認為,現代的大部分理論構建都試圖要建立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理論,相反或具有矛盾性的假設、解釋和結論都被認為是有悖于統一范式的構建,是學科不成熟的標志,但事實上人們對于張力所可能帶給理論的沖擊與機遇仍關注不夠。


      基于此,本文試圖從學科的理論基礎視角來回顧、比較和展望管理學的發展,追蹤有關管理學價值性問題的一些爭鳴性觀點和動態發展歷程。對于管理學的“價值性”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其一是指該領域的研究人員是否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能否做到價值無涉以及如何做到價值無涉的問題,這一點與學科的存在的意義與貢獻無關,是學科內的學術團體如何盡可能排除個人在文化背景、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哲學淵源等方面的不同傾向從而使得理論構建更具客觀性、科學性的相關探討。對于管理學“價值性”問題的第二種理解,主要指涉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所具有的價值體現,即管理學之所以存在的意義,特別是管理學在知識生產過程中所具有的獨特貢獻以及管理學之于實踐的指導性意義。這一點也正是本文所要考量和探討的重要問題,即我們將主要關注管理學的學科價值體現和實踐價值體現。事實上,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的學科的價值性問題,是關乎一門學科在科學體系中能否做出獨特的貢獻,能否取得獨立的地位,以及作為一門學科何以成為可能的重要問題,也是我們進行社會科學評價時所必需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針對管理學的雙重價值取向,即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合法性取向以及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實踐取向問題,歷經了近一個世紀的洗禮后的管理學,其境況如何呢?管理學是否、以及如何獲得合法性而成為一門更加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呢?在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之間管理學又應如何做出權衡、取舍,抑或可以兼而顧之呢?我們將對此予以回顧和探討。


      我們目前針對管理學的價值性問題所進行的這些探討,也許還無法將所有包羅萬象的觀點都收羅在內,更無法將所有的觀點統一在一個框架之下,但我們試圖針對學術界和實業界所共同關心的這些管理難題,特別是那些學術觀點相悖的相關研究做一個回顧、比較和評述,由此揭示出管理學領域目前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和所面臨的潛在風險。更重要的,我們希望通過展示這些學術上的爭議和交鋒過程來拓展理論的張力,利用理論的張力來豐富、完善理論構建的策略和方法。我們也相信此類基礎性研究將有利于對管理學科屬性的正確認識和對學科合法性的深化,進而促進管理學的健康發展(1)。


      二、管理學元問題的內部爭鳴


      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所提及的那樣,管理學在學科屬性與學科合法性、實踐相關性、跨學科發展以及學科方法的科學化進程及其與理論研究的匹配性等多維問題上,存在著多重矛盾和窘況,這些問題是關乎管理學命運和發展的最基本問題。它們并非獨立存在,往往彼此交織在一起、既矛盾又互相依存,也是近年來學術界和實業界最為關注、爭議頗多的一些“元”問題。“元”來自于英文的“meta-”一詞,有“根本性”、“一般化”或“普遍適用”的含義,我們這里用于指代管理學科中一些最為關鍵、最為基本的東西,這些東西往往關乎管理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得以生存、立命和發展的根本所在。在管理學界,所謂的“元”問題是對學科本身的一些基本問題的再思考和再定位,是關乎管理學學科價值和實踐價值的一些基本問題,學者們針對這種“元”問題所展開的諸多探討和爭議,也恰恰是他們彼此之間真正開展批判性交流的第一步。


      (一)管理學學科基本屬性之爭


      亞里士多德(Squires,G.,2001)曾對“科學”和“技藝”作了如下說明,他認為理論(Theoria)和知識(Episteme)是被認識了的東西,存在于科學和哲學領域;實踐(Praxis)與世界上尤其是社會、公民及家庭環境中的所做、行動、行為相聯系,并蘊含著實踐智慧(Phronesis),而技藝(poiesis)則與生產、制作相關,其中包含的更復雜的形式是藝術或技巧(techne)。那么管理學知識究竟是以實踐為基礎的技藝?是對常識的一種精煉,一種職業,一門學科,還是以研究為基礎的科學?對此學者們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觀點1:管理學是對常識的精煉


      在泰勒以前,管理者們作決策主要是依據于經驗、直覺和對于行業和企業的密切了解。時至今日,也有相當數量的學者認為管理學和目前的管理研究更多的不過是對常識知識的一種精煉而已。管理學課本中不惜筆墨、闡述頗為詳盡的不過是一些已經被人們當作常識性知識而掌握了的系統集合而已,比如說計劃、指揮、領導等概念,都早已成為了人們的一些常識性知識儲備,而管理不過是將這些知識系統化,歸結為不同的管理職能。Tsoukas(1994)認為,管理領域獲取正式知識的方法可以劃分為四種不同類型,具體來說包括形式論、機械論、語境論與有機論,但無論哪一種方法都更多的是一種精煉常識、實現綜合的有效途徑。Michlethwart和Wooldridge(1996)也認為管理學中鮮有超越基本常識之上的知識,管理學中更多的是一些流于時尚的理念。對此,Miller、Vaughan和Beverly(2001)等人雖然也有感于TQM與流程再造等都是盛行一時的理念,而提出管理理論究竟是一時的潮流還是亙古不變的真理這樣一個話題,但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們認為,如果說管理學知識不是“亙古不變的真理”,但至少可以將其理解為“有用的一般性原則”。


      觀點2:管理是一種職業,管理學是一種職業教育學科


      事實上,像泰勒、厄威克和法約爾這樣的人物,管理理論的構建和管理學的發展是同他們個人的經歷和事件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管理學和管理理論的構建不僅是歷史的、社會性和話語性的,也可以從他們個人的主觀體驗得以解讀(Roper,2001)。泰勒認為,科學管理的精髓在于一個更廣泛的、一般性原則的應用,而這些原則應用的具體方式完全是次要的細節性問題。他也將科學管理描述為“可以以不同方式加以運用的一個哲學思想”(Sheldon,1925)。泰勒“科學管理”理念的誕生和傳播,引領著管理領域進入“科學”發展的階段,其結果是在管理實踐中極大地促進了效率的提高和生產的科學化進程。但長期以來,人們更多的將泰勒視為一個實踐專家,將“科學管理”視為一整套技藝,所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管理大都以職業教育模式為主導,管理學在商學院所傳授的也主要是特定的車間工作慣例和技能。


      1958年管理學界的高端刊物AM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首刊發行,但當時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都反映了一種“職業”或“職能”的價值傾向,其內容也主要是關于計劃和控制、決策、生產等類似內容。Andrew(1957)發表于哈佛商業評論上的文章《商業管理的職業化》認為,管理正在迅速地轉變為一種職業。直至80年代初,這種狀況已大為改觀,此后AMJ幾乎只接受實證的研究性論文了(McGuire,1982)。管理學更多地體現了一種向“研究性”學科轉變的科學化趨勢。盡管如此,直至今日也仍有學者認為管理學既不是一門“研究性學科”,也不是一門科學,而是一種職業。Squires(2001)就認為將管理學的本質視為一門學科是有問題的。按照亞里斯多德的生產(制作)和技術(技藝)概念,管理學可以被視為像醫學、法律、工程或通過類似的手段、事件或過程進行教授的職業之一。他認為作為一種職業,管理建立于一個更加一般的道德問題情景之下來研究好的生活的本質;此外,專業工作是不可預料的,許多專業問題的答案是“看情況再說”;再次,專業學科包含著一些做什么的含義。Gedajlovic和Lubatkin等人(2004)也認為管理應該跨越從基礎管理到職業管理的門檻,實現類似于會計和醫學等學科的轉變。盡管管理學按照職業教育模式來發展的觀點一度盛行,但也不乏批評之辭。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有人提出雖然職業化和專門化課程正日益普及,但卻沒有任何的研究基礎來作為支撐(Bossard&Dewhurst,1931)。到了50年代,人們已經越來越多地洞悉了現有范式的不當之處,商學院教育被稱為是“服務于幾項技能的‘不明巨人’”(Gordon&Howell,1959)。Raelin(1990)也認為管理的職業化對于管理實踐是有害的。此外,對于現狀不滿的聲音也始終不絕于耳(Carzo,1960;Ericson,1960;Towle,1960),管理學科必須另擇蹊徑。


      觀點3:管理學是一門研究性和學術性學科


      在美國的商學院中,管理作為一門學術性的學科而被廣泛開設始于20世紀早期。起初在商學院的教育體系中,不開設管理學課程,原因之一就是人們認為管理是一門藝術,取決于個人的個性特征和工作經驗(Locke,1998)。當頗為著名的科學管理思想開始向大學中滲透時,管理研究才正式在商學院的課堂上得以展現。當然,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那樣,當時的管理教育主要將管理作為一種職業教育,所傳授的也主要是車間勞動方法。對此,Goodrick(2002)從制度的視角出發,分析了管理作為一種職業向一門學科、再至科學轉變的歷史環境。開始于20世紀初的科學模式的傳播速度由于學生需求和經濟蕭條的現實影響而受挫。一戰之后,學生入校率的激增使得職業教育導向更具合法化。商學院也越來越注重為初涉管理行當的低收入家庭生源提供就業機會。而且,雇主也要求學生在職業技能方法接受更多、更細致的培訓。至此,管理研究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反映了管理學處于前科學階段(AACSB,1970),商學院的任務也主要以描述和介紹實際的商業運作模式為主。


      二戰以后的10年里發生了眾多變化,學生的入學人數和專門提供商科教育的商學院數量都劇增。特別是1941年美國管理學會成立,反映了人們已經意識到有必要通過課堂教育的形式來教授管理學。成立之初,管理學會就將自己的使命界定為要將管理教育根植于科學,“旨在在那些樂于促進管理科學和管理哲學發展的人們之間建立一種更加密切的接觸和合作”是眾多目標中最為重要的一個。1958年由美國管理學會主辦的AMJ首次刊發,標志著管理學會是一個學術性的組織,而管理學也擁有了自己的學術性期刊。隨后,管理學開始了作為一門研究性學科而爭取學科合法化的艱辛道路。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學術期刊仍是知識傳播的主要渠道,也因而變成了管理學爭取學科合法化和學術規范化的主要戰場。


      1953年管理科學學院(TheInstituteofManagementSciences)成立,此后所謂的管理科學家大量涌現,發表于學術期刊的研究論文也層出不窮。此外,1949年OperationalResearchQuarterly、1952年OperationalResearch、1954年ManagementScience、1956年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相繼出版,標志著學界試圖追求屬于本學科的學術目標、規范和界限。此后,1963年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開始發刊;1964年JournalofMarketingResearch、1964年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以及1965年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相繼發刊,這些雜志更多的反映了知識生產者的偏好,是學科爭取合法性的見證和結果。


      此外,管理學作為一門研究性學科的發展史也離不開著名的福特基金會和卡耐基基金會的資助。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這兩大基金會的成立引起了廣泛關注。在學界的推動之下,兩大基金會都極為注重將管理學建立于更為科學化和學術化的基礎之上(Goodrick,2002)。在兩大基金的推動下,管理學教育和研究都與科學的方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由卡耐基基金會所資助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明確地提到,具有較高科學標準的研究成果應該在商學院教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Pierson,1959)。同樣,福特基金會的目標之一也是通過對科研予以資金支持,推動管理學領域發生革命性的轉變,改變僅存在有限的描述性研究成果的現狀。盡管兩大基金會在參與程度和資助力度等方面略有不同,但他們的關注點卻極為相似。兩大基金所資助的科研報告也大都由一些較為權威的經濟學家來完成,除了描述性的成果以外,他們也都提出了非常好的預測性的建議,這與傳統的學術規范略有不同。盡管如此,他們仍然應用了較為科學的研究范式,從而推動了管理學的合法化進程。兩大基金的努力使得管理教育中更多地注入了科學的因子,他們對于科學研究的資助也使得傳統的以職業教育為主導的管理學定位向基于科學研究的管理學學科定位轉變。


      觀點4:管理學是科學


      人們一般認為管理的科學化進程始于20世紀早期的科學管理運動。此后,學界對于“管理對于所有的商業企業具有一般性特質”這個理念頗為著迷,Nelson(1998)概括性地介紹了哈佛大學在推進這個理念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為了追求對科學的尊重,哈佛商學院的首任系主任將泰勒及其追隨者引進了課堂進行講學。其他一些大學直接效仿了哈佛大學的做法,但其更大的意義在于基于一般性原則和以科學模式為基本假設的管理理念的產生(Nelson,1998)。在更重要的意義上,科學管理為管理作為科學的基本理念提供了智力基礎(Wren,1994)。


      科學管理是通過使用科學的方法來處理問題和日常行為的管理形式。它也是一種基于人們經常使用科學方法而獲得的分類知識,根據標準原則和科學規律來開展工作的管理形式。因而在科學管理中,目標和形式方法并不為某個人的觀點所左右,而是通過對所有可供選擇的事實進行科學分析之后,基于這些事實來確定標準———標準的方法、標準的質量要求、標準的產品、標準的時間、標準的產出等(Sheldon,1925)。這里科學的方法,是指調研、測度、界定、分類的標準化過程,即將一個問題或命題分解成若干個構成要素,然后仔細評估各個要素,將他們加以改進,去除某些無關或無益的,引進一些有效的,最后再將這些要素重新整合為一個新的程序、產品、方法或結論。


      盡管如此,泰勒更多地被視為一個實踐專家。不管泰勒的追隨者們如何反對,泰勒事實上也是一個理論學家,他對于激勵、組織和管理過程等有自己在理論上的貢獻。例如有關工資的差別計件制,就是與激勵相關的理論。當然,在泰勒眼中,金錢是唯一的激勵因素,這一點雖然為世人所公認,但卻很少人去驗證這一主張是否可以推廣至一般。在泰勒時代,如果有大量的研究對此加以驗證的話,也許就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而今天的管理學也會更加前進一步(Grambsch,1960)。


      對此,Halff(1960)認為科學的方法要求首先將一個問題的參數變量界定清楚,將盡可能多的要素保持不變,然后針對與某些結果相悖的假設進行檢驗。假設通常表示一種隨機關系或以某種方式來解釋行為。如果結果和預期相吻合,那么假設就得到了驗證,在實驗過程可重復的情形下,結果也具有一致性的特點。以此為標準,那些宣稱科學管理的先驅們面臨著以下困境:第一,參數變量尚未清晰界定;第二,多種變量很難保持恒定不變,如果脫離情境,也面臨著不具現實價值的風險;第三,還沒有建立假設。盡管如此,仍有大量學者呼吁管理學必須堅持以科學研究為導向(Carzo,1960;Towle,1960),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方向,管理學科在統一性和明確性方面必須取得新的進步,基于科學方法的新的范式會使得管理教育受益良多(Goodrick,2002)。與其它的商科教育不同,管理教育從未獲得接近壟斷地位的職業資格認證而獲得合法性。比如會計,可以通過一系列的培訓而獲得資格認證,但管理教育直到二戰后也未獲得專門的職業資格認證。管理者們不必非得像醫生那樣只有獲得了醫學學位之后方可行醫,他們即使沒有獲得MBA學位也同樣可以勝任管理職位。事實上,當今人們已經越來越認識到基于科學規范模式下的管理學研究,在事實發現和預測方面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從長遠來看,從事事實發現和調研的管理研究對于管理實踐而言,是能夠將個人的怪念頭、偏見、預感和猜測降到最低程度的有效工具。Aken(2005)就認為,如同醫學和工程學等學科的科學化過程一樣,管理學也必須從以“實踐”為基礎的“技藝”轉化為以“研究”為基礎的設計科學(2)。


      實踐中,管理問題的技術和經濟方面已經在實現科學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依據于數學、統計學和微觀經濟學中的某些知識,定量的分析已經使得這些決策的制定更依據于科學的推理過程,而不是個人的判斷。管理依靠于技術和科學的階段早已經悄然展開,決策也從人類的不確定性決策轉向依賴于試驗室的確切成果。近年來,通過詳盡的市場分析和消費者愿望調研來降低市場和銷售妄想的做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對于管理中處理人的行為的部分,目前還無法實現這些科學化的過程,對于人的行為還無法找到確切的因果關系,對于這類問題我們也沒有一個預測性的分析,但這可能是由于構成行為科學的這些學科大都是新興學科,其發展歷史還較短,所以相關的研究還不成熟,還無法構建一個更一般性的知識體系。無論如何,管理科學在管理學科和管理實踐的發展過程中都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并且目前正沿著良好的事態進展,并且在某些領域比另外一些領域發展得更好,這可能是由于某些領域所面臨的問題是全部問題中比較簡單的方面。然而,沒有理由就此下結論說,管理科學中更加復雜的方面就無法獲得進步(Grambsch,1960)。


      在理論界,將科學同管理聯系在一起可能逾越了人們對管理的非學術化印象,從而為管理獲得合法性(Laidlaw,1992)。1958年AMJ的創刊,標志著管理作為科學的理念已經開始扎根。盡管60年代時仍有學者(Grambsch,1960)認為“盡管所謂的管理科學家大量涌現,發表于學術期刊的研究論文也層出不窮,但一個統一、具有內在一致性和密切相關性的‘管理科學’的產生似乎仍然遙不可及”;80年代后期,管理學界最重要的學術刊物AMJ所發表的論文實現了從以“職能描述”為主的研究范式向以“實證研究”為主的范式轉換,以科學為基礎的管理研究模式和科學理念更快地得到了傳播和推廣(Goodrick,2002)。此間,方法的科學化過程是管理學科學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人們對于學術合法性的追求也主要通過實驗室研究和統計推演等科學方法而得以實現。


      簡要評述


      以上幾種對于管理學學科屬性的基本認識,各有不同側重,也反映了特定的學科發展階段或制度環境下管理學發展的不同表征:基于“管理學知識是對常識的精練”的看法,反映了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于管理學發展現狀的不滿,特別是管理領域充斥著一些較為時尚的理念而缺乏深刻的反思和系統的知識構建的狀況。當然,這種觀點的存在也不無積極的意義,它或許可以提醒人們要對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學科內概念的演化和思想發展的變革過程予以系統、持續的關注和深刻的反思,包括管理學是怎樣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怎樣不斷開拓新領域,產生新的飛躍,它的各個分支怎樣互相滲透和支持,怎樣綜合又怎樣分化的系統演化過程。只有通過這樣一個系統、深刻的反思過程和漸進的積累過程,管理學才不會流于時尚、流于表面,才會取得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


      “將管理視為一種職業和技藝”的觀點,反映了一戰之后經濟蕭條的現實影響和學生需求的變化(Goodrick,2002),當時管理學被視為一門職業教育學科反映了理論對現實的支持。當然,今天也仍有大量的學者主張管理學要向醫學一樣,在管理職業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Grambsch,1960;Squires,2001)。然而,正如同醫學的發展也必須經歷從研讀和觀察個體病例向一系列原則和一般性的研究轉變一樣,管理學也必須有超越實際觀察和企業個案的研究興趣和好奇心而向一門研究性學科轉變,當然,這同時也必須有大量的個案來驗證這些一般性原則是否是有效的。


      事實上,管理學的發展歷程也確實經歷了從經驗和常識到一門職業教育學科和研究性學科、再到科學的轉變。管理學作為一門職業教育學科和研究性學科兩者之間并不矛盾,事實上,正如同醫學中臨床工作或醫師資格培訓的過程與醫學科研攻關二者之間的關系一樣,兩者應該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關系。學習管理學的人也必須學會如何去評估管理者所面對的具體情境,幫助他們了解最好適用哪些分析,認識到其分析工具的優缺點,并為實現其目標做出決策。學習管理的人除了學習如何針對這些企業發展的個案而做出“診斷”之外,還需要一個將這些個案和自己的觀察推廣至一般,即開展更為縝密的科學研究的過程。而且,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也不應該缺乏上乘的研究性成果。當然,研究所獲得的一般性結論是否為真,也仍然需要重新拿到實踐中去接受大量的個案驗證。因此,管理學也必須同時作為一門研究性學科而存在。


      長期以來,從什么意義上去理解“管理學是科學”的問題始終是令學術界和實業界頗為困惑的一個難題。事實上,管理學究竟是否是科學,以及在什么意義上是科學,又是怎樣一種科學,也始終是學術界爭執頗多的一個“世紀”難題。但無論如何,不管是學術界需要確立自己的合法性而提倡管理學的科學性也好,還是實踐中管理者們也越來越多地需要應用科學的元素來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也好,管理學似乎正在“科學”的道路上前進,盡管道路似乎布滿了荊棘、不無坎坷。


      此外,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管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的進程,并不意味著人們對于“應然”類型知識的放棄。對于“學術研究的基本使命是什么”這樣一個問題的思考也令眾多學者陷入困境:是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來揭示、描述實然的世界,即開展實然研究;抑或是預測未來,給實踐中的管理者以更多的“警示”或“原則性建議”而進行應然的探索。有學者認為,學術研究的基本任務無非是針對某些問題達成共識性理解,諸如描述、解釋現象,但也可能包括預測(Emory,1985;Nagel,1979)。而預測性知識的研究過程又是相當不學術化的,這類知識通常缺乏充分的依據、嚴謹的證明和規范的技術路線,對于學術和實踐的貢獻也通常無法作出清晰的判定。盡管如此,我們認為,如果管理研究旨在促進本領域內知識的積累,那么管理研究就必須涉足一些未知的、具有預測性的知識,也就是必須重視“應然”知識的構建,而不僅僅是關注對現有知識進行記載和描述的“實然”知識。這對我們來說并非易事,因為我們往往都是以行動為導向的,往往輕視那些近期不具有現實可能性的東西。如果我們真的打算促進本領域知識的發展,我們就必須對此做出改變。事實上,管理學領域的經典理論學家們,諸如泰勒、法約爾和巴納德等的相關研究成果都帶有“應然”的特質,但隨后的學科內的科學化過程卻極大地削弱了學界對于這類知識的重視程度。


      (二)管理學的跨學科發展之爭


      從科學發展的歷史來看,西方學說一直是沿著分科治學的途徑邁進,但從20世紀70年代起,人們已經越來越多的認識到,許多社會現象和問題(包括教育)不是一門學科的學者能單獨解決的,而需要會同相關學科的學者,并以此為基礎發展出相關學科間共同的工作假設、共同的理論模型、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共同的語言(盂衛青,2003)。跨學科研究以及跨學科的方法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關于跨學科研究的可能性以及邊界問題,一直是一個引起諸多討論的學理性命題。事實上,在知識實踐的意義上,幾乎各個學科的邊緣地帶都擁有大量的探索和積累,跨學科研究和跨學科方法具有越來越強的生命力,并有可能帶來學科制度和知識結構本身的調整。


      對于管理學而言,管理研究和組織分析本身就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正如巴爾尼(武杰,2004)等所言:“組織理論的研究有著從其他學科借用理論的歷史,早期是從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中借用理論,建立了人際關系學派;后來,從社會學和政治科學中借用概念建立了權變理論和資源依賴理論;最近,從生物學中借用概念,產生了群體生態理論;而人類學則成為了研究組織文化的概念和思考方式的源泉”。


      事實上,不僅僅局限于概念的借用,管理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知識基礎也大都來源于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等相關學科。Tranfield和Starkey(1998)從管理學知識的來源出發,探討了管理學和相關學科之間的關系以及學科理論構建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問題(參見圖2)。


      該圖右側的上升箭頭表示知識的產生路徑是由理論到實踐,理論先于實踐,即理論研究者從相關學科中吸取有關知識,在此基礎上,形成本學科的知識體系,并用于指導實踐。此種知識產生路徑的極端形式是學術原教旨主義,即該學科成為其它學科知識的堆砌。另一條知識產生路線是沿著左手邊的路線,它根據政府政策和實踐工作者需要,以問題為導向,從相關學科中吸取某些對實踐有指導意義的知識,同時也會向相關學科回流、滲透相關知識,這種知識產生方式的缺點是缺乏體系性,有時又會受到政府政策和投資導向的影響而僅關注“有用”的項目的研究,從而偏離原來的研究導向。兩種知識的生產路徑各有利弊。跨學科研究作為一種理論方法,它主要是通過思考的方式在學科之間探尋理論的共通之處,并對研究對象進行系統的、整體的考慮,而不是通過實驗和技術等實證方法對實踐中的研究對象加以考察。因而,目前管理學界對于跨學科研究和跨學科方法也有諸多的批評之辭。圍繞著“依據于跨學科知識來形成知識體系、還是從實踐入手而形成知識抽象”、“管理學科對于外來學科的依賴是否會喪失自身的獨立性”這些問題,學者們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展開了激烈的爭執和辯論。


      觀點1:學科借鑒構成了管理學的基本知識來源,豐富了管理學領域


      Kilduff和Kelemen(2001)認為,相關學科為管理研究提供了更加廣泛的有用知識,而將實踐人員置于研究過程中的中心地位會使得研究具有短期化特征,而無法實現更為深入、系統的研究。管理學者們的研究角色同咨詢專家或企業中的培訓人員很不同,我們也沒有立竿見影的利潤或績效要求。我們的目標就是在學界和其他學科同仁之間建立聯系,使我們的研究深深地根植于對人類達成普遍共識的一般性理解當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成功地對社會的變化過程有一個更深入地了解,而不是僅僅追求下一個管理時尚。


      Pettigrew(2001)認為,在社會科學和管理學之間建立一種開放式、互惠的關系,是管理研究基本的生命力所在,并非會導向“學術原教旨主義”。


      Agarwal和Hoetker(2007)運用引文分析法,以1980-2005年間AMJ雜志上的引文數據為基礎,考查了管理理論研究在這25年間的發展演進過程,并重點分析了管理學科與其它學科的關系。研究表明,在管理學科發展的早期階段,為了獲得合法性,同時,也是為了獲得發展所需的資料與內容,管理學大量借鑒和參考了相關學科的理論成果,特別是心理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的成果。但各相關學科對管理研究的影響,以及應用這些學科理論的“主導模式”在管理研究的微觀和宏觀層次上存在著較大差異。在微觀層次的研究中,心理學處于主導地位。但是,在宏觀層次的研究中,各學科則各領風騷、并不存在主導理論,這一點再次說明這些學科并未有機融合,未來的融合之路還很漫長,管理學者們需要更謹慎地處理與相關學科的關系。管理學者們也應該走出自己所熟悉的領域,積極獲取跨學科的知識,學術期刊的編輯們也需要為學者們打破學科界限提供支持。


      Zahra和Newey(2009)提出了跨學科研究對于管理學理論建構的重要意義、跨學科研究的路徑與方式,以及跨學科研究可能帶來的影響。兩位學者強調了創造性的理論構建對管理學研究至關重要,同時認為跨學科研究是進行理論構建的最好途徑。他們認為,跨學科的理論交叉對于創新性的理論建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跨學科研究影響了對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的解釋和預測能力,能夠拓展或挑戰原有范式或催生新的范式。


      Whetten、Felin和King(2009)認為組織研究中常常會出現從心理學或社會學中借鑒理論或概念的情況,他們提出了一些與理論借鑒相關的意外結果和超理論的挑戰,并強調了理論借鑒的原因與途徑。他們采用了案例的方法,通過組織中兩個重要理論的借鑒,詳細地說明了縱向和橫向理論借鑒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肯定了跨學科發展和跨學科方法的重要意義。他們指出,在組織研究中,合理的借鑒理論關鍵是要將組織看作是社會行動者(socialactor),強調組織社會形態和組織社會情境的獨特性。


      觀點2:學科借鑒動搖了管理學的學科基礎,使管理學面臨著喪失獨立性的風險且于實踐無益


      學科借鑒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主要訴求是在方法論上有所發展,突破學科壁壘,它在管理學的發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有助于管理學披上合法的外衣(Agarwal&Hoetker,2007),但另一方面也招致了諸多批評之辭。以Kuhn(1962)對管理理論范式形成需要在理論、方法和焦點現象上達成共識為標準,盡管管理學具有天然的復雜性但并不缺少對焦點現象的共識,而在理論和研究方法上長期依賴多學科交叉的現實情況,使得管理學在研究范式的發展同經濟學、物理學等成熟的學科相比差距甚遠。不可否認,跨不同學術領域、學科或哲學范式的理論交叉,是產生新影響的非常普遍的方法(Colquitt&Zapata-Phelan,2007),套用知識(intellectualarbitrage)的典型過程賦予數據意義、明確現象、解釋現有發現,是推動新理論發現的有效途徑(VandeVen&Johnson,2006)。然而,成功的研究者不只是那些能夠產生契合現有潮流和時尚的新理論的人,還包括那些關注基礎理論內部產生的理論性問題的人,或者那些致力于理解實證研究方式的人,這些實證趨勢和模式雖然廣為知曉,但在學科領域內卻未獲得很好的理論解析(Pfeffer,1993)。管理學理論范式的欠缺是管理學理論缺乏獨立性的重要因素,也直接導致了管理學研究中理論構建的獨立性和交叉性的矛盾。管理學缺少自己的研究范式,經常依靠其他學科的理論作為母理論去解決管理問題,這個問題對一個學科的獨立性判斷是非常關鍵的。


      事實上,管理學早發展的早期,也曾非常成功地因襲了跨學科發展的模式。McGuire(1982)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許多管理學家都來自于其它相關學科,如泰勒和法約爾都是工程師,而埃爾頓·梅奧是個心理學家。甚至在整個50年代期間,這些相關學科的學者們也對理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赫爾伯特·西蒙的學科背景是公共管理學,肯尼斯·博爾丁、理查德·希而特和彼得·德魯克都是經濟學家,許多“管理科學”領域的創始人也都是數學家,而組織理論的鼻祖則是馬克斯·韋伯、艾爾文·古德納和菲利浦·塞爾茲尼克等社會學家。但是到了60年代,這種狀況已經有所改變,管理學家更多的出自于管理或組織等本學科內,管理理論實現了這種從“外部學術化”到“內部學術化”的轉變過程,其結果就是科學主義的興起,這使得人們過度相信科學的方法能夠更有效地解釋管理現象或較為緊迫的管理問題,這種情況在更為學術化的刊物中更明顯。同時,也正是由于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學者們大都是出自于管理學本學科內,他們既不熟悉那些傳統的、發展較為成熟的相關學科(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的歷史,對于甚至包括生物、物理等學科在理論構建過程中取得進步的漸進歷程也不甚了解,但他們實現學科合法化的路徑只能是在研究方法和學術規范上更貼于“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的標準,這就使得這些管理學家在往往處于一種較為尷尬的境地。


      Agarwal和Hoetker(2007)認為,從較早的、發展成熟的藝術和科學領域借鑒有助于管理學科披上合法的外衣,然而,這種獲得合法性的方式也已經使得管理學將無法樹立起如同成熟學科那樣的獨立地位。而這種缺失反過來又使得學界進一步按照傳統的相關學科的固有模式來培訓自己,對那些領域的研究傳統更加著迷,對于管理者真正關注的問題反而有所忽視。


      McGrath(2007)也認為,管理領域50年以來一直試圖實現其學科的合法性。在福特基金的帶動下,實現其合法性的路徑也更多的是以學科為基礎的模式來培訓和提高師資,以在高水平的學術期刊發表高水平學術論文為基本參照(Agarwal&Hoetker,2007;Colquitt&ZapataPhelan,2007)。在諸如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中,一個重要的傳統就是將晉升、薪酬和職稱等盛譽授予那些能夠在學界比較認同的雜志上發表文章的人,越著名的學術期刊,則標志著越大的學術成就,而跟他們的職業生涯或實踐閱歷相關甚少(Crainer&Dearlove,1999)。管理學不僅試圖通過秉承這種傳統來構建理論,而且其學術團體也有相當數量的相關學科背景人員,這一點直接影響了管理學的發展,使得管理學與其它學科在研究主體和理論研究方法上很難區別開來,從而不利于管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也無助于解決實踐中的管理問題。


      McGuire(1982)認為,管理學在學科發展過程中,從以經濟學為主要依托學科轉向了對行為科學的過多依賴,從而使得管理學科發展更加迷霧重重。他們認為,在過去,經濟學曾經是管理學主要的科學基礎,經濟學與管理學之間的這種密切關系就使得企業的經濟績效和為所有者賺取最大利潤成為企業的主要目標。相應的,當時的管理理論也主要是關于管理者如何做才能使得成本最小、利潤最大。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就是典型的關于“選擇最合適的人以最好的方法去完成某項任務”的經濟理論。梅奧的理論也是經濟理論之一,盡管有些學者認為其理論更主要的是與“人際關系學說”有關,但仍有部分學者認為梅奧研究的一個初衷仍然是要想盡一切辦法以提高生產效率,這跟經濟學的利潤最大化理論是相吻合的。經濟學簡化了管理理論的任務,但是經濟學的目標似乎并不能令眾多的管理理論學家們滿意。學者們開始關注教堂、學校、政府等非營利性組織的目標,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管理學開始從簡單的經濟學模型轉為更為復雜的行為科學。一些學者開始相信經濟學和諸如心理學的行為科學可以實現互補,共同支撐管理學,一些對于動機、激勵和人格特質的研究大量涌現。直至60年代,這種和諧共存的局面被打破,管理學家們開始更多地受到組織心理學相關概念的影響,而經濟學的一些假設逐漸開始被摒棄。至此,理論學家們更加無法就實踐中管理者們究竟該做些什么、該如何去做達成一致的意見。換句話說,管理學對于相關學科的借鑒和依賴使得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客體更不清晰。


      而Markóczy和Deeds(2009)則針鋒相對、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反對管理學研究中過多地從其他學科引用理論或觀點,并提出了這樣做的危險性。他們認為,跨學科研究對于管理學理論建構最大的危險在于,管理學學者們越是尋求從其他學科領域借用理論,就越容易使管理學偏離構建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主體、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合法性的學科這一終極目標。為了達到將管理學建構成具有獨立合法性學科這一目標,需要一個范式化的學科,學者們應該從管理學學科內部尋求理論建構的方向,而不是從學科外部。管理學距離實現這一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因而他們強調“對于管理學科來說,是時候好好審視一下我們自己,我們應當首先從學科內部尋求對現象的解釋,而不應當繼續從學科外部其他學科那里尋求理論的整合與綜合。”


      簡要評述


      這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方面確實讓人有些覺得無所是從,另一方面也的確各有其深刻的道理。但我們認為,管理學之所以具有跨學科性,除了管理學在學科規范上和研究傳統上受到了傳統相關學科的影響之外,還由于實踐中,管理的過程中(也即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既包括了“人”(個體人和群體人),又包括“物”。由于對于個體人的問題我們必然要依賴于心理學,而對于群體人的問題我們又要訴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甚至是政治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而對于“物”的問題有可能應用到物理、機械、計算機等自然科學的知識,所以管理學與相關學科之間的依賴關系并不是單純地維護學科合法性的需要,也同樣是管理實踐的需要。而且跨學科研究近十年來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取向,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正如Birnbaum(1979)所言,在某些針對復雜問題的開創性研究中,或者是那些試圖理解復雜問題和現象的元級(meta-level)研究中,跨學科研究可能是一種正確的方法。就管理學而言,跨學科性是管理學科的固有屬性,而跨學科研究則是使管理學研究卓有成效的條件之一和必然選擇。由于管理實踐和管理現象具有多維性和復雜性的特征,因此,跨學科研究不是可供選擇的條件,而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當然,管理學在借用其它相關學科的概念、構架或研究方法的同時,也必須十分明確屬于本學科之內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研究假設,管理學并不是各種相關理論各自為戰的簡單集合,而是一個試圖擺脫單一視野限制的、有著嶄新的研究對象、研究假設和可通約性語言的獨立學科。管理學不應因恐懼喪失自身的獨立性而徹底劃清自己與其它傳統學科之間的相關性,但也不應淪落為若干學科的簡單綜合或堆砌。管理學必須對相關學科綜合、利用并升華。更重要的是,要在這個過程中真正站在管理學的平臺上針對管理特有的問題進行溝通和交流,實現不同學科之間的“可通約性”。


      在這個過程中,對于“管理領域特有的問題”的確定,也即管理學邊界的確定,成為了焦點問題。Hambrick和Chen(2008)提出對于一個領域或一個學科而言,要使自己獨立起來需要3件事情。第一,需要有一個與眾不同的領域;第二,領域或學科的成員需要有一個共同的興趣和社會基礎設施;第三,領域或學科需要在學術領域中建立合法地位。根據Kuhn(1962)的范式理論,管理學并不乏焦點現象,但是往往出現于管理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地帶,因此也就難以形成一個與眾不同的領域。Agarwal和Hoetker(2007)及McGrath(2007)認為,管理學者們在學科邊界間交互方式的探索方面應變得更有創造力。然而,目前交叉學科“交互作用”完全顯現的地方,極有可能以每一個學科都以一種爭論的模式提出自己的“邊界”(Hauser,2007;Le,Oh,Shaffer&Schmidt,2007;Osterman,2007)。這樣雖然可能令人產生興趣,但卻不可能鼓勵跨學科邊界的合作。Pfeffer(1993)就曾很惋惜地指出,管理學的研究者們將管理學科看作是一個大帳篷,在這個帳篷里,各種理論觀點或研究方法基本上并行存在,與此類似,管理學院往往都是受過經濟學、社會學或心理學學術訓練的研究人員。Montgomery和Oliver(2007)也曾建議,專業群體需要構建起使自身區別于其它專業群體的社會界限,這些社會界限通過界定知識領域及特定專業群體的活動范圍,使專業群體合法化,這些邊界也有助于促進專業身份的建立。然而,管理學研究植根于一個較龐大的大學、商學院和媒體排名的體系之內,這也會將關注焦點直接投放在改善那些衡量地位和合法性的短期指標上,而短期內追求合法性和地位的排名可能會妨礙更廣闊環境下的長期合法性(Rynes,2007)。


      此外,對于管理學的獨立性和交叉性的矛盾更還要從管理學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判斷。如果將管理學仍視為一個不成熟的學科,那么可以通過母學科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解決問題,可以通過跨學科的“借鑒”不斷創造更多的理論,甚至通過這種方法擴大管理學的影響。然而Markóczy和Deeds(2009)認為,管理學科已經發展成熟到可以首先從自身尋求解釋現象的途徑,而非率先從其它學科中尋求整合和綜合各種理論與方法,我們應首先從管理學自身尋找解釋現象的途徑,而不應總是首先從其它學科尋求理論整合。McGrath(2007)也認為,對于學科而不是我們自身的過分關注可能會阻礙管理學成為一個真正成熟的、有著整體觀念的學科,這對于從整體上理解管理問題來說是十分必要的。按照Hambrick(2007)所倡導的,管理學應成熟起來并避免對理論的“過度熱衷”,因為這會使成果局限于解釋現實;同時管理學也應更加關注那些在當時無法解釋的有趣的實驗結果,這可能或產生有趣的新的研究思潮。因而,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管理學的日益成熟,我們不應該再過多地糾結于管理學是否應該借鑒相關學科的知識,而應該更多地關注管理學如何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以怎樣的方式來解決學科內的現實問題。


      (三)學科方法與理論構建之間的背離


      在那些研究管理學理論如何發展和構建的研究文獻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就是理論的構建與研究方法的應用相背離,一種管理理論無論是對管理過程的描述還是對組織戰略的分析,理論能否確立是以其內在的統一性、邏輯性、有機整體性、清晰性和可讀性為評價標準的(Klein&Zedeck,2004)。然而,如果將研究視為一個認知的過程,那么即使是一個符合上述標準的理論,也會由于缺乏實證支持讓人感覺如同一個虛無的推測難以信服,實證方法對于研究的作用主要體現為能夠提供一系列幫助理論形成的數據,這些數據對于進一步認知事實進而發展理論都是非常重要的(Bailyn,1977;Weick,1989)。


      對管理學的研究過程而言,無論是管理理論還是研究方法都面臨著各自的挑戰。社會系統的復雜性以及各種隨機“噪音”的出現都會使我們真正感興趣的管理過程變得模糊和紛亂,進而難以理論化;而用于解決社會系統管理問題的方法又是那么不完全和缺乏方向感,以至于如果我們過于關注那些可利用或者有可利用潛力的數據,就會受限于操作層面而將理論扼殺,而如果忽視那些數據,得到的理論也只能局限于建立概念的層面。無論哪種情況,理論和方法的相互分離都將使管理學研究受到極大地限制,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才能更加接近社會系統中管理問題的真實情況。盡管人們在對管理理論的構建和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已經逐步意識到了理論與方法之間是一種互為發生機制和互相塑造的關系,但是這種認識還只停留在教科書的層面,即一般認為的理論分析的深度、結構類型和描述形式都會推動方法的選擇和改進(Edmondson&McManus,2007;Harrison&Klein,2007),而方法則能夠產生出對檢驗理論的有意義的數據,這些數據一般能夠檢驗理論的信度,在考慮到適度嚴格的邊界約束時,將能夠檢驗理論的效度(Blalock,1969;Bryman,1989;Dubin,1978;Yin,2002)。這種認識在具體的管理研究情境下,對于理論與方法復雜的互動關系而言還過于淺顯,關于如何設計研究的結構與變量,如何通過增強或限制方法的選擇解釋和發展現有理論,以及如何通過誘導和推演等策略限制或放寬理論的選擇、并確立基礎,還需要在管理學的理論構建中深入思考(VanMaanen,Sorensen&Mitchell,2007)。在這個過程中,某些問題一直以來都為學者們頗為困惑和迷茫,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問題1:學科方法和理論構建之間的契合度和貢獻度


      對于理論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認識,Merton(1973)將理論定義為“在邏輯上相互聯系并在實證上能夠獲得具有一致性的若干命題”。同時,他也指出“理論這個詞所指代的東西多種多樣,從輔助假設,到綜合但卻模糊無序的推測,再到公理性的思考”。一般認為理論是用一些基本法則解釋世界,而這些基本法則能夠表示為學術變量,Abbott(1988)稱作為“一般的線性事實”。Gouldner(1970)將理論視為一種啟迪思想的超級機器“一系列分類和假設的目的是肅清傳統觀念的統治為巧妙和精彩的見解創造空間”。Collins(1981)認為,理論就是對現實世界做精彩的表述,用于描述變量關系的假設能夠表達出真實世界中被社會預測和觀察到的人的行為。而Sutton和Staw(1995)從相對的視角分析了不能作為單獨“理論”的要素,即參考文獻、數據、變量、圖表和假設這五塊內容,如果只說明了“是什么”,而沒說明“怎么樣”和“為什么”那就不是理論。DiMaggio(1995)對Sutton和Staw(1995)的觀點作出了重要的補充,他認為好的理論由于“好”的多維度標準很難獲取,很多公認的好理論都是趨近過程,最好的理論需要將方法結合到理論化當中,結合的過程是方法和理論化相互競爭和各自不相容價值的平衡;理論建構是作者與讀者合作的冒險行為,接受一個理論并不只是理論本身的科學潛力,短期來講我們需要將理論壓縮為一個標語,這需要理論家有判斷力和勇氣,而長期來講好的讀者和繼續研究者能夠將糟糕的理論變為傳世杰作,而這需要的則是環境和www.yulu.cc運氣了。Weick(1995)強調了理論化過程,認為Sutton和Staw(1995)過于關注理論作為一個產出結果而不是一個過程,而正是因為將理論視為一個過程,參考文獻、數據、變量、圖表和假設這五種在文章寫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能夠增加理論的抽象性和普適性,因此就構成了理論的一部分。他提出了四種只是趨近理論而非理論的情形:(1)在總方向上一個寬泛的框架明確地說明了在研究中應該考慮的變量類型,但是并沒有規范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2)分析了概念,將概念進行了明確說明、闡述和定義,但是沒有概念之間的相互關聯;(3)假設來源于對單一現象的觀察,沒有繼續探索替代性的解釋或新的觀察;(4)孤立的命題概括了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而沒有進一步挖掘相互關系。


      所謂“方法的匹配”(methodologicalfit)是一個植根于管理和組織研究中的概念。McGrath(1964)認為,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相對于實驗模擬(實驗室模擬和計算機仿真模擬)而言,在激發新理論和交叉驗證新建理論能否反映現實世界方面,實地調研是最為恰當的方法,而其他非實地調研的研究方法則對于理論拓展更為適合。Bouchard(1976)關注了如何通過面試、提問、觀察和記錄等方式施展研究技術,認為針對某一特定問題挑選正確和有力的提問方法是做好研究的關鍵。而Campbell等(1982)則認為,研究者往往將一種方法運用的很好之后就將其視為手中的錘子,所有的問題都成了釘子,以這種認識尋找所謂的正確方法極具片面性。事實上在管理與組織的研究方法中,吸引最多研究者的還是如何確立那些用于定量方法的描述和分析數據的原則和指導方向(Cohen&Cohen,1983;Miles&Huberman,1994;Pedhazur,1982;Rosenthal&Rosnow,1975;Tabachnick&Fidell,1989)。而定性研究則作為不斷擴充組織知識的方式逐漸在研究中獲得合法性,并隨著研究的成熟和深入而不斷完善,很多定性研究的倡導者(Morgan&Smircich,1980;Miles&Huberman,1994)都認為定性研究方法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尤其有價值的研究方法。Lee等(1999)提出定性方法對于理論的產生、描述甚至是檢驗都具有重要作用,并能夠激發研究者開闊思路、深入研究的興趣,幫助研究者從更大和更集中的經驗中學習和避免錯誤的方向。在另一個層面上,一部分研究者在爭論一系列更為廣泛而深入的問題,那就是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能否在同一個研究計劃中調查同一個研究現象,是否具有哲學上的一致性,以及能否融合使用等(Greene,Caracelli&Graham,1989;Morgan&Smircich,1980;Sale,Lohfeld&Brazil,2002;Yauch&Steudel,2003),其中,Yauch和Steudel(2003)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認為,當研究的目標在于找到面對一個存在多種解決方法的問題時哪種方法更有效,或者至少從新角度和新領域對定量分析結果背后的機制有更好地了解時,這兩種方法就能夠成功結合。然而,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具有相同的感受,只有與問題相匹配的方法才是合適的方法,而定量研究的指導原則和方向并不能明確而有力地幫助研究者在各種潛在的數據資源中選擇與問題最相匹配的方法,只有少部分研究者能夠如愿以償地使方法和問題相匹配(Bouchard,1976;Campbelletal.,1982;Leeetal.,1999;McGrath,1964)。


      管理研究中存在這樣一種矛盾,即管理頂級期刊主導下的管理研究范式主要以實證研究方法為主,這是因為管理學期刊致力于通過管理學研究的規范性推動管理學科成為具有范式一致性的學科,而具有范式一致性的學科更可能允許編輯團隊在審稿過程中強調概念化和方法化上的嚴謹性(Pfeffer,1993)。這種對嚴謹性的強調意味著這類學科會對與理論相關的實證研究有極大的需求性。而對于理論構建而言,無論是DiMaggio(1995)、Mohr(1982)將理論定義為描述或解釋事件的過程或結果,還是Bacharach(1989)、Campbell(1990)將理論定義為因變量與自變量的關系,實證研究最為突出的局限性就是缺乏對理論要素的詳細闡述(Barley,2006)。盡管很多管理學領域的頂級期刊都要求撰寫實證性文章要對管理理論有所貢獻(Rynes,2005;Sutton&Staw,1995;Zedeck,2003),但是那些最為受尊重的管理理論往往來源于(或首先被驗證于)書籍、書中的章節或理論性的研究文獻。如此一來,作為主流研究范式的實證研究對管理理論構建的貢獻究竟是指什么?


      已有的研究文獻至少給出兩種回答:一是理論構建中理論與方法的匹配關系角度,如我們前文所述,理論構建是一個完整的研究設計過程,理論是這個過程最終的輸出產品,而方法則是理論構建不可缺少的工具(Weick,1995),或許理論和研究方法都是理論建構過程中所要追求的東西,但能夠平衡好研究力量或者合理的將理論和方法相匹配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是當理論構建過程呈現出“多樣性”和“階段性”的時候,實證研究對于能夠反映管理問題的數據的收集和處理方法本身就是識別、檢驗和推動理論構建“多樣性”和“階段性”的基本途徑,因此是理論本身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是從實證研究對理論構建的不同作用角度,如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將實證研究對理論構建的作用分為驗證作用和構建作用兩種。驗證作用是指實證研究通常以觀察結果來檢驗由理論設定的假設(Hempel,1966;Popper,1965)。而構建作用則是指通過利用一個案例到多個案例的實驗性證據來創造理論構念和命題(Eisenhardt&Graebner,2007),或涉及建立關于行為者如何解釋日常現實而進行收集數據、分析數據的迭代過程的扎根理論(Glaser&Strauss,1967;Locke,2002;Suddaby,2006),本質上都是作者通過歸納法利用這些觀察結果生成理論(Chalmers,1999)。并且,即使是假說演繹的實證性文章也能夠構建理論,這又是因為理論發展具有階段性。理論發展早期主要通過檢驗關注構建理論核心命題的有效性,而在隨后的檢驗中,研究者開始探尋能夠解釋這些核心的關系的中介變量或能夠反映理論邊界條件的調節變量,在后來的一些檢驗中,作者通過納入不是原來規劃中一部分的前因與后果進而開始擴展理論。通過這種方式,實證研究中檢驗結果、假設和圖表可能不會包含真正的理論(Sutton&Staw,1995),但是他們或許會把文獻中的理論構建過程推向成熟(Weick,1995)。


      盡管Miner(2003)曾對管理學領域包含的73個理論的科學有效性進行回顧,結果顯示,它們缺乏范式一致性。但是從近年來管理學的理論構建與實證方法各自的發展趨勢看,在微觀和宏觀層面上管理學的理論研究范圍具有相對集中的趨勢。從一些頂級期刊上也能夠看出,在組織行為和組織理論研究領域中很容易見到諸如目標設定理論、期望理論、社會學習理論和制度理論等,管理學在獲取理論范式上的一致性上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而采用的實證研究方法的趨同,例如更多地使用結構方程模型(例如Henley,Shook&Peterson,2006;James,Mulaik&Brett,2006)似乎在嘗試檢驗這些理論時帶來了更多的一致性。也就是說,研究者越來越對屬于管理學研究領域的關鍵理論、合適的模型以及理論與方法的相互關系和匹配程度抱有更多的認同。


      問題2:理論構建中的“多樣性”與方法匹配


      相比較一般的實驗研究科學,對管理學問題的理論研究過程需要分析在計劃實地調研過程中獲得的數據集并進行計算機處理和模擬,那種在選擇取得數據的種類與理論貢獻之間把握合適程度的過程是動態的和具有挑戰性的。因此,方法是否適合就成了保證實地調研質量的核心標準。盡管已有的學術研究論文大多都向讀者展示了所用方法是如何適宜,但是除了觀察所使用的定性數據能否與研究的管理問題相當外,沒有一個有效的體現理論貢獻類型和實地調研類型之間互動性的有效標準(Barley,1990;Bouchard,1976;Eisenhardt,1989)。


      ASQ1995年關于理論本身及理論化過程的特別論壇,以及AMR2007年關于理論與方法匹配與互動關系的特別論壇,都集中發表了極具針對性與啟發性的研究論文,其中Sutton和Staw(1995)、DiMaggio(1995)關于理論本身的論文,Weick(1995)關于理論化過程的論文,Harrison和Klein(2007)提出多樣性結構理論的分離化、多樣化和差異化標準,以及Edmondson和Mcmanus(2007)提出的成熟理論、初生理論和中間理論等,對于研究管理與組織理論構建類型以及理論構建的方法非常有價值。


      在管理與組織研究中,無論是定量研究還是定性研究,對于組織多樣性問題的認識都是模糊不清的。Webber和Donahue(2001)、Jackson和Erhardt(2003)對已有文獻的元分析表明,幾乎沒有任何可辨認的模式可言,原因是對組織多樣性的測量以及對組織變化研究獲得的結果都是混淆不清的。Bloom和Michel(2002)則認為除了統計組織多樣性的困難之外,究竟什么樣的離差是最優的難以確定,有時離差大一些組織變化對于組織績效的貢獻大,而有些情況則完全相反。所以無論怎樣繼續凝練理論,或是精確描述中間變量,研究中出現的這種問題依然不會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原因就在于應該首要解決組織多樣性結構本身的檢驗和凝練問題。


      Harrison和Klein(2007)試圖將組織中的多樣性進行清晰界定,他們認為“多樣性”是用以描述組織成員差異性分布的,就類似于代數中的X變量,“多樣性”構成了組織結構的基本要素,包括在實質、模式、操作性以及這3個方面的明顯差異可能帶來結果。“多樣性”可以區分為分離化、多樣化和差異化3種,其中分離化是指在職位和觀念上與組織其他成員的不同,在態度和價值觀上的一種橫向距離;多樣化是指在種類上的不同,尤其是指在信息、知識和經驗方面與組織其他成員的差別;差異化是指在社會財富和資源的集中度上,如在薪酬和身份上的一種縱向距離。


      組織多樣性的分離化通常用于諸如“同類相吸理論”(Byrne,1971;Clore&Byrne,1974;Newcomb,1961)、“社會身份和自我分類理論”(Hogg&Terry,2000;Tajfel&Turner,1979)、“吸引—選擇—消磨”理論(Schneider,1987;Schneider&Goldstein,1995)理論中。研究者通常做出這樣的假設:高相似度,減少組織分離化,能夠給組織帶來更高水平的合作、相信和社會融合(Locke&Horowitz,1990),反之則出現組織凝聚力低下、高沖突、高退縮率,以及低績效(Tsui等,1995)。最低程度的分離化使得組織成員間具有一種心理舒適性,彼此之間互不挑戰各自職位,因此各自職位也都是平等的(Janis&Mann,1977;Nemetz&Christensen,1996)。而最高程度分離化情況下,組織成員構成了兩個極端或兩個對立派別,如果這種多樣性特征對于組織的團隊身份和任務完整性而言位于核心重要地位時,組織的社會網絡也會分成兩個集群或小團體,很少或者沒有組織成員愿意填補二者之間的縫隙(Gibson&Vermeulen,2003)。


      組織多樣性的多樣化最常用于闡述將組織視為一個信息處理工具的理念(Hinsz,Tindale&Vollrath,1997),包括組織直覺、評估和適應環境的反應方式等。基于信息論和控制論的必需品多樣性法則(Ashby,1956),人口生態學和人類認知理論的選擇性認知多樣性(Campbell,1960),一個最基本的理念就是組織能夠將大量的信息轉化成為更好的選擇、計劃和產品。組織的成員能夠根據自身的知識、背景、經歷和額外的社會關系從不同的信息資源平臺上進行選擇將比那些從一個平臺上獲取信息的組織成員產生更多有效率的決策和創新產品(Jackson,May&Whitney,1995),Carpente(2002)稱之為“社會認知的發動機”。那些具有更多個人能力、獲取不同數據資源方法以及獲取更多信息的網絡關系的員工對環境暗示的反應以及對組織間信息縫隙的彌合能力也都會惠及其他成員(Austin,2003;Beckman&Haunschild,2002;Burt,2002;Hansen,1999;Reagans&Zuckerman,2001)。當組織的多樣化程度最大時,組織中的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每個人都能夠提供不同的觀點(Gibson&Vermeulen,2003),而且組織氛圍是開放的,每個成員都會容易接受他人的觀點。而當組織的多樣化程度一般時,就會出現一些人的知識重疊,出現沒有必要充分分享信息的情況(Gruenfeld等,1996;Stasser,Vaughan&Stewart,2000)。


      研究社會財富、資源和價值分配上的組織差異化是社會層次理論的核心范式(Grusky,1994),盡管資源配置的差異性在組織研究中十分典型,但是理論研究和調研人員則將組織多樣性界定為差異性的研究卻非常稀少。研究者普遍預測地位、權力和薪酬配置都會在組織成員中激起競爭、差異和偏差(Bloom,1999;Homans,1961;Pfeffer&Langton,1993;Siegel&Hambrick,2005),這種差異也會帶來一致性的沉默,壓抑創造力,促成退縮等(Hollander,1958;Pfeffer,1998;Pfeffer&Davis-Blake,1992)。如果組織差異化呈現最高狀態,一個成員的等級將超過其他組織成員,即使不占有組織全部資源也會占據絕大部分。例如,Eisenhardt和Bourgeois(1988)對組織高層管理團隊(TMT)制定戰略決策過程進行的研究,當一個高管團隊成員的權利遠遠超過其他成員,這個成員便致力于實施控制和壟斷信息的策略,而其他高管團隊成員就會聯合起來進行反抗,最終由于力量的分散和信息的不暢使得企業績效下降。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為組織這種形式的多樣化提供了另一種有趣的分析途徑,如果這種有價值組織差距是一種社會資本的話,那么社會網絡結構將能夠反映這種組織差異;如果一種社會網絡結構是集中化的,那么說明一個人或少部分人是核心,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而其他成員則處于外圍層面,他與其他成員有較少或沒有聯系,集中化能夠作為測量組織成員個人價值的不平衡程度(Wasserman&Faust,1994)。


      組織多樣性的分類對研究設計有重要的影響,忽視和模糊多樣性的區分將導致理論的混亂和方法應用的錯誤,最終將得到誤導性的結果。Harrison和Klein(2007)同時給出了與這3種組織多樣性相匹配的操作方法和指導方向。選擇合適的多樣化測算指數必須基于研究者所要構建理論的特殊性,如果多樣化類型與測算指數不相匹配,就可能得到誤導性的結論(見表1)。


      明確提出組織多樣性結構不僅能夠采用同一個特定概念化的引用、闡述和解釋,進而增強研究者對問題的預測能力,并使學者們對他們的觀點進行比較和討論,而且研究者們可以采用與所研究的問題和面對的多樣性類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保證以一個正確和有效的方式獲得他們趨同的或者是多樣性的觀點。


      問題3:理論構建中的“成長周期”與方法之間的匹配


      在問題研究中,通過凝練、抽象和準確的邏輯關系揭示客觀現象到一般性原理的過程就是理論的形成。對不同的具體問題,理論的表達方式和建構特征也存在較大差異,理論自身還有一個從初生到成熟的演化過程。針對不同理論,方法在其形成過程中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受具體研究問題的制約,構造不同類型的理論又需要選擇合適的方法與之匹配。由此可見,理論和方法具有互動(Interplay)和互構(Mutual-construction)特征,在選擇合適的理論構建方法時,對理論構建的類型進行科學區分尤為必要。


      管理與組織研究中的理論具有一種從初生到成熟的持續性。Edmondson和Mcmanus(2007)認為,所謂成熟的理論是指在經過許多學者不斷地細致研究過程中具有良好的理論結構和模型,形成一系列被人認同的觀點體系和知識積累的理論。相反,所謂初生理論只是對一些現象提出一些新的研究線索,對于特定的問題做出試探性的回答。中間理論則介于成熟理論和初生理論之間,對研究問題提出一些臨時性的解釋,經常介紹和建立一些新的結構和關系。盡管研究問題可以進行驗證性的假設,類似于成熟理論,但是涉及到的一個或多個結構也常常類似于初生理論進行試探性研究,因此不能僅僅依靠提出潛在的研究問題而判斷理論的范圍。對理論成長狀態進行區分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建立一個連續性的理論發展脈絡,將已有的研究成果同討論的問題結合起來,幫助研究者更清晰、更系統的思考理論所處的狀態如何同合適的研究方法匹配起來(見表2)。


      簡要評述


      綜上所述,關于管理學學科方法和理論構建之間關系的探討對于分析理論構建的連續性、完善和拓展管理學科體系,以及啟發研究者選擇合適的研究范式和思路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學術貢獻(Kerlinger&Lee,2000)。一些管理學的頂級期刊也分別以“編輯寄語”或“特別論壇”等方式在特定的時間內推出關于學科方法、理論發展現狀和未來理論構建發展趨勢的多組文章,如AMJ2007年推出的一期關于“管理學的成長及其與相關學科的關系”特別論壇,AMR2007年推出的關于“管理學理論構建與研究方法”的特別論壇,以及JMS2009年推出的“管理學交叉學科視野下的理論構建”等,都從某個特定主題或特別視角出發對這一問題做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貢獻。縱觀這些實證性或綜述性的研究論文,我們發現了一些共同點,那就是盡管管理學越來越形成自己的研究體系和相對集中的研究方法,但是對管理學的認識依然是圍繞著一系列矛盾和對立展開的,而對管理學理論構建的發展趨勢的判斷本質上也就是對矛盾雙方力量傾斜的判斷或者是指明破解矛盾的一般出路。


      (四)管理學“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的鴻溝


      管理學術研究如何在“科學嚴謹性”(rigor)和“實踐相關性”(relevance)之間保持平衡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在學術界和理論界爭執不休的難題(Aken,2005)。早在1982年,管理學界的高端學術期刊ASQ就專門針對這個問題發表了專刊文章;OrganizationScience創立之初,Daft和Lewin(1990)也表達了對于所收到的組織研究稿件的相關性問題所有質疑;Mowday(1993)同樣對于刊發于AMJ上的學術論文也發表了同樣的擔憂。事實上,實踐相關性問題不僅是在一般意義上的管理學領域,在營銷和會計等二級學科也同樣存在。包括Hambrick(1984)、Mowday(1997)和Huff(2000)在內的美國管理學會數任主席都曾談及這一問題。


      繼ASQ和OrganizationScience之后,許多其它的管理學高端刊物也相繼對這一問題表示高度關注。其中包括,在“外部相關性”問題的相關研究(Rynes,Bartunek&Daft,2001)的推動之下,2001年,AMJ雜志還專門對于學術界和實業界人士的互動問題發表了專刊文章。同年,歐洲的權威刊物BritishJournalofManagement也針對如何彌合“科學嚴謹性”與“實踐相關性”之間的鴻溝問題專門發表了文章(Hodgkinson,2001)。2007年,為了紀念管理學大師SumantraGhoshal,學界的高端刊物AMJ再次發表了以“可為實踐提供指導的管理學研究———發揚Ghoshal思想:撰寫更加積極、實用和有效的論文”為主題的專刊系列論文,專門針對如何撰寫更加具有實踐相關性的文章提出了具體的步驟和方法介紹。2009年,歐洲的權威刊物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首期發表了以“超越知識管理:促進組織知識的研究”為主題的專刊系列文章,反映了管理學中科學性和實用性的差距問題,該系列文章還專門針對管理學研究和實踐之間的本質差異,提出了一些可以縮小二者差距的措施。他們也認為,對學者而言,知識的轉移和創造都可能存在著一些問題,對于知識轉移的問題,研究者們需要寫作或發表那些可以被實踐者運用或認可的成果;而對于知識創造的問題,則應該在研究的不同階段,納入學者和實踐者們一同開展研究。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管理學研究中“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也受到了諸多的關注,但對于二者之間能否彌合,更重要的,如何彌合這一問題學者們卻持不同的見解。


      觀點1:管理學研究中“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之間的矛盾不可彌合


      早在70年代,Sayles(1970)就認為管理學界學者們常常會陷于兩個極端:一個是致力于幾乎不具可操作性的審慎、全面的思辨過程而無法自拔,所謂的政策、哲學和不需要實證調研的理論構建似乎代表著智慧和純粹理念的圣堂———與實際世界中的不完美和煩惱毫不相關;另一個是僅僅關注于管理實踐中的諸個職能和諸多細節,而無法構建系統的理論,無法獲得學科的合法性。


      Susman和Evered(1978)也曾斷言“在組織和管理領域存在著一個危機,這個危機的癥狀之一就是我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已經變得越來越復雜,但對于實踐中的管理者卻變得越來越無益。”BeyerandTrice(1982)認為近年來學者們對于組織研究沒有得到廣泛應用的問題已經予以了關注,但情形似乎并不樂觀;Thomas和Tymon(1992)的一份調研結果顯示只有大約20%的既有學術理論研究對于實踐具有借鑒意義,基于此,兩位學者對于學術研究的實踐相關性不足的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Luhmann(1998)認為科學是一個自我指認、自我參考的系統,具有高度的自創性。同時,實踐系統和科學系統作為社會系統,都具有活動的封閉性,也就是說,系統外部的活動很難直接進入系統內部。科學研究中的“科學嚴謹性”標準與“實踐相關性”標準兩者之間很難彌合。


      Kelemen和Bansal(2002)也認為,盡管管理研究是應用性學科,但真正能為實業界所關注的研究卻寥寥無幾,事實上,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寫給學術同行們看的。這可能是由于學術界的研究興趣與實業界人士所關注的問題不相吻合,也可能是由于管理研究還無法順暢、有效地傳輸給實業界。真正好的研究應該適用于ASQ或AMR等學術性刊物上發表,也同樣為BusinessWeek或HarvardBusinessReview等實業導向的期刊所青睞。


      Chia和Holt(2008)認為,學者們對于抽象的解釋性知識有著更大的偏好,而對于實踐知識關注不夠:相對于那些在管理實踐中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的知識,學者們似乎更樂于探求純理性和真理性的知識。盡管人們一再呼吁管理研究和教育應該更貼近于實踐,但許多商學院仍然將通過概念性模型等工具而獲得的“嚴謹性”和“精確性”作為權威性知識的判斷標準之一。


      Fincham和Clark(2009)特別指出,從1950年開始一直到現在,回顧管理學科的這段發展史不難發現,管理研究一直是偏向對嚴謹性的強調,大大忽略了研究的實用性要求,這種或關注“科學嚴謹性”或關注“實踐相關性”的部落制現象造成了兩個不良后果,一是“科學嚴謹性”部落和“實踐相關性”部落好像水和油一樣無法融合,這樣就不能得到真正有價值的研究;第二個危害就是過分強調“科學嚴謹性”,學者們從各自角度出發,運用不同角度、借鑒不同理論去研究的往往是同一個問題,去說明同一事情,從而不利于產生原創性的思想。


      因循Luhmann(1995,2005)的研究,Kieser和Leiner(2009)認為,管理研究的“科學嚴謹性”和“實際相關性”之間的矛盾是很難彌合的。原因在于“科學嚴謹性”標準和“實踐相關性”標準所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制度邏輯,二者之間的差距并不簡單的是兩個領域語言和形態的不同,也包括了邏輯的不同,他們各自所產生的知識是很難相互交流和吸收的。


      觀點2:管理學研究中“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之間的矛盾可以彌合


      盡管有如上諸多學者認為管理研究中“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之間的矛盾難以彌合,但另一方面,也有相當數量的學者認為兩者之間的矛盾可以、也必須加以融合。Rynes(2007)認為應該在管理學的理論貢獻與實證貢獻之間取得某種平衡;Hambrick(2007)和Tsui(2007)則認為高級別刊物應該給予那些數據集和有趣而重要的發現以相對更高的評價,盡管理論貢獻不能即刻顯現或是研究發現不能融入目前的理論架構之中。Bartunek(2007),Pfeffer(2007)和McGrath(2007)也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隨著對實踐和政策的關注日益成為研究融合中較重要的組成部分,研究中需要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建立一個有差異的平衡狀態。


      Gulati和Ranjay(2007)認為在50年代出現的“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分裂現象,其核心是將學者大體上劃分為兩類,或是“科學嚴謹性”,或是“實踐相關性”,其實就是學者們的歸屬行為,那個時候并沒有要將管理研究也劃分為兩類的企圖。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學者”的部落化已經轉變為研究的部落化。有些人極端地認為,管理研究也要劃分為或者具有“科學嚴謹性”,或者注重“實踐相關性”,這完全偏離了最初的本意。


      此外,近年來已經有眾多學者開始不再糾結于“兩者能否彌合”的問題,而進一步在積極地思考如何做才能真正實現兩者的彌合與兼顧。


      對此,Starkey與Madan(2001)認為,為了彌合科學與實用性之間的鴻溝,首先應該澄清管理研究的科學目標,并以研究為導向確立合作關系。管理研究的科學身份有別于其它的社會科學:管理研究的對象不應是經濟或社會現實,而是被傳統或歷史上認為是經濟或社會現象的“集體行為模型”(modelsofcollectiveaction)。因此,管理研究的本質和一般性在于理解、評判和構建“集體行為模型”。在管理研究中,如同在其他涉及科學中一樣,傳統的實驗室研究和田野研究都非常重要。


      AACSB(2002)的報告認為,提高全世界管理學教育成員的細分化和異質性是很重要的。實踐者也應接受更多的管理教育;其次,專業學者可以從多種實踐者那里獲得社會建構的觀點和想法,如受過專業教育的經理、咨詢專家、行政人員、技術人員等,以提高研究的科學性和實用性。因此,總的來說,設計科學、系統觀點、聯合決策方法、管理者和專業學者的合作、專業研究機構的推動等,都可以將管理學科的“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之間的差距慢慢彌合起來。


      Hodgkinson和Rousseau(2009)的文章是針對上述我們所提及的Kieser和Leiner(2009)觀點的回應,同期發表于JMS上。文中列舉了大量的事實說明,在現有的研究中,已經有非常多的成功地將“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相融合的例子。他們認為,“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的確存在著諸多差異,但這不意味著這些差距都不可填補。“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之間的差距并不單單是語言和形式的問題。學者和實踐者之間的確在語言系統方面存在著某種差異,但僅僅依靠翻譯的過程也是無法搭建二者之間的橋梁的。


      簡要評述


      綜上所述,管理學中“科學嚴謹性”的壓力源自于學者們在科學理論構建與理論驗證方面的一種訴求,目的是發現“事實”和理解現象。而“實踐相關性”壓力源自于科學領域的一種義務———建立一個切實可行的系統以便管理這些“事實”的發現。這兩種壓力在不同的學科研究方法倡導者之間創造了一個相互斗爭的張力,科學壓力總的來說提倡理論的擴散,而實用壓力更加提倡理論的整合(FabianandHauge,2000)。未來管理理論的發展趨勢是:在管理研究領域出現的眾多范式中,應該有一部分可以很好地解釋管理活動中究竟發生了什么狀況,但是管理學的理論構建與現實活動之間的矛盾仍然難以消除。當學科在一個單一的方面整合的太遠或者太迅速,實證的結果就會更狹窄、相互斗爭;相反,理論只進行擴散而不進行整合會使研究者無法識別理論的實用性,如果一個理論經常被不同的理論和范式駁倒、更新、替代,就會使得管理學研究結果越來越脫離現實而變得毫無意義。


      對此,我們認為,一方面,“實踐相關性”的問題至關重要,因為管理學作為一門應用科學,實踐中的問題是學科“價值性”的重要體現;但同時,“實踐相關性”的問題也并非管理學界所面臨的唯一戰略性問題,沒有任何學術質量的研究不會令任何人滿意。因此,在我們不斷強化管理研究人員與實業界人士之間建立一個更強、更具創新性的鏈接的同時,也有必要強調管理研究和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鏈接關系,有必要致力于增強學科的規范化和學術化水平。應該說,我們將頗為欣喜、并樂于看到管理研究能夠朝著更為積極的方向去發展,即真正做到“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并重。事實上,正如學者Gulati和Ranjay(2007)所言,很多學者在早些年就已經實現了管理研究的“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并重:比如社會學家韋伯,自己就經營了9家軍隊醫院,也在籌建政黨,這些實踐經歷都在其著作中得到了反映;社會心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心理學家勒溫長期從事一線工作,從中獲取研究的靈感;另一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他的研究思想也是來自于自己的病人;經濟學領域亞當斯密、凱恩斯、熊彼特等都在國家擁有重要地位,這些人都對各自國家經濟和產業的主流思想發揮過重要影響,是對實踐領域非常了解的學者。


      同時,我們也認為,以上這些學者針對管理學科的“科學嚴謹性”和“實際相關性”關系問題所進行的研究和推斷,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并不在于他們觀點的正確與否,而在于他們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闡明和挖掘了管理學研究之所以面臨今天的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引起了學界眾多學者間的爭論和對話,為我們提供了比較的空間。這些爭鳴和對話使得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更加清晰、明了,而對話和爭鳴本身也極大地推動了學科本身的健康發展。


      三、本專題擬譯文獻的說明與相關文獻的推介


      如上所述,管理學的科學性、學科合法性以及實踐相關性等問題是與本學科屬性與理論的構建過程和方式具有密切相關性的基本問題,是關乎管理學價值體現的重要維度。一般說來,人們對于學科性質的理解注定了他們構建理論的具體方式和方法。因而,基于理論基礎視角的探討是了解學科屬性和本質的一個重要方法。因此,圍繞著學科屬性、學科方法、理論構建以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等管理學中最為關注和重要的幾個問題,我們經過大量的檢索工作,設立了本專題。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發現,近年來在頂尖的國際期刊上,不僅以定性研究和理論創新為主導模式的AMR(2007)發表了相關的專題系列文章,而且以定量研究和理論驗證為主的AMJ(2007)也在創刊50周年之際連續發表了兩期相關的專題系列文章;不僅是在管理學主流發展的美國,而且在歐洲的頂尖級學術期刊上(如JMS),也曾多次刊載了專刊系列文章。基于此,圍繞著我們所密切關注的學科屬性、學科方法以及理論構建等重大問題,本專題我們擬全文翻譯5篇譯文(詳見表3)。與以往不同的是,我們在譯文的選擇過程中,除了考量譯文的出處、作者的權威性和引用率等指標以外,本專題我們也特別關注了針對相關元問題進行爭鳴的一些觀點,我們也希望通過對這些具有爭鳴性觀點的推介,可以引發更多的關于管理學本質和管理學如何健康發展的大討論。


      其中,譯文【1】“KeepingTheTension:PressuresToKeepTheControversy”,首先針對理論(theory)、范式(paradigm)和學科方法(disciplinaryapproach)之間的差異和關聯性進行了鋪墊性的闡述,然后通過對30多篇關于管理學范式和方法的文獻研究,對學界有關學科方法的爭論進行了簡要地回顧,并將文獻中所體現的爭論焦點歸納為一些基本的原則,而這些原則將有助于我們理解多樣化的觀點并在這些觀點之間建立某種聯系。文章的貢獻在于:第一,以類型學的形式提供了一個針對多種學科方法的審查和集成;第二,不同于先前糾結于強調管理范式發展要遵循科學一致性要求的一些討論,文章著重強調了管理的科學性和務實性之間的斗爭怎樣驅動了學科方法的不一致;第三,文章總結了管理學科目前針對已有問題而展開持續爭論的結果。從文章的內容來看,該文更貼近于我們所初步擬定的專題思路,文章所發表的刊物是AMR,是公認的高端刊物,比較適合全文翻譯。


      譯文【2】共包括3篇文獻(具體詳見表3)。這3篇文章是同期發表于2009年JMS的專題系列文章,文獻比較新,這是繼AMR、AMJ之后的又一個關于學科屬性和理論構建的系列文章,是我們該選題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又一次證明。這個專題所討論的內容是管理學研究中跨學科理論建構的問題。其中第一篇文獻是編輯所撰寫的一個評論,簡要介紹了其余兩篇論文的觀點。而文章(2)和文章(3)則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其中文章(2)提出了跨學科研究對于管理學理論建構的重要意義、跨學科研究的路徑與方式,以及跨學科研究可能帶來的影響;而(3)則針鋒相對地反對管理學研究中過多地從其他學科引用理論或觀點,并提出了這樣做的危險性。


      就文章主要內容與觀點而言,文章(2)認為跨學科的理論交叉對于創新性的理論建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作者提出了跨學科研究的三種模式:第一,簡單地借用與復制(BorrowingandReplicating);第二,借用與拓展(BorrowingandExtending);第三,轉化為新理論的核心(TransformingtheCore)。作者認為前兩種模式都是管理學研究中非常常見的模式,而后者則較為不常見,其要點是通過學科交叉研究建構新的理論。作者在文中探討了3種模式的優勢與劣勢。作者提出了一個“影響輪(impactwheel)模型”用來闡述交叉學科的研究可能產生影響的5個領域:理論、學科領域(field)、學科(discipline)、研究者和外部利益相關者。盡管3種研究模式對5種領域的影響各不相同,但該文認為,當跨學科研究發現了新的現象,并且能夠改變現有學科和研究領域的邊界而建構新的理論時,跨學科的影響就達到了最大化。


      相對于文章(2)對跨學科研究的熱情,文章(3)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跨學科研究對于管理學理論建構最大的危險在于,管理學學者們越是尋求從其它學科領域借用理論,就越是無法構建一套不同于其它學科的主體、理論與研究方法,其自身的合法性這一終極目標也就越是無法實現。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該文作者認為需要一個范式化的學科,學者們應該從管理學學科內部尋求理論建構的方向,而不是從學科外部。作者認為,管理學距離實現這一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因而他們強調“對于管理學科來說,是時候好好審視一下我們自己,我們應當首先從學科內部尋求對現象的解釋,而不應當繼續從學科外部其他學科那里尋求理論的整合與綜合。”


      譯文【3】由3篇文獻組成,是我們從AMJ2007年的六篇專題文章中節選出來的3篇文獻,但3篇都比較短且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可作為一篇譯文。AMJ一向以定量研究為主,2007年的這個專題算是峰回路轉,但也充分說明了該專題的重要性。該文獻則更豐富、充實,不僅有理論上的推演和闡述,也有具體的實施步驟,對于國內讀者可能很具啟發性。


      AMJ2007年的首期發表了一個專題系列論文,共計6篇短文(包括一篇編輯寫的導言)。具體如下。


      (1)Rynes,SaraL.,2007,“Editor'sForeword--CarryingSumantraGhoshal''sTorch:CreatingMorePositive,RelevantandEcologicallyValidResearch”,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50(4),pp.745~747.


      (2)McGahan,AnitaM.,2007,“AcademicResearchThatMatterstoManagers:OnZebras,Dogs,Lemmings,HammersandTurnips”,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50(4),pp.748~753.


      (3)F.Vermeulen,IShallNotRemainInsignificant:AddingaSecondLooptoMatterMore,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50(4),pp754~761.


      (4)Markides,C.,2007,“InSearchofAmbidextrousProfessors,InSearchofAmbidextrousProfessors”,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50(4),pp.762~768.


      (5)M.Tushman,C.O.Reilly,2007,“ResearchandRelevance:ImplicationsofPasteur’sQuadrantforDoctoralProgramsandFacultyDevelopment”,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50(4),pp.769~774.


      (6)Gulati,Ranjay,2007,“TentPoles,TribalismandBoundarySpanning:TheRigor-RelevanceDebateinManagementResearch”,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50(4),pp.775~782.


      其中的文獻(1)是編輯撰寫的介紹性文章,交代了發起這一主題的緣由;文章(2)認為,“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很難彼此兼顧,發表實用性研究意義重大,如何在兼顧嚴謹性的同時撰寫出好的實用性論文,作者指出了5個視角;文章(3)認為一篇好的“實踐相關性”文章至少應該具備5個特質,對于如何著手寫一篇“實踐相關性”的文章,作者給出了4個具體的步驟;文章(4)的作者認為,學者應該成為嚴謹和實用兩方面的行家,因為Shapiro等(2007)的文章指出了理論和實踐存在鴻溝的兩個原因:其一是理論文章無法指導實踐;其二是學者根本不去做實用性研究。所以作者認為最理想的研究是,研究問題來自于實踐界,是管理者感興趣的問題,交由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學者用嚴謹的方法來做。而文章(5)的作者借鑒了Stokes(1997)提出的四分圖,闡明管理學研究應該屬于既具有“科學嚴謹性”又具有“實踐相關性”的Pasteur'sQuadrant區域內。該文回顧了哥倫比亞大學學界與企業界合作產生的理論成果,其重點是介紹如何通過商學院的在職學生教育來促進學者做出貼近現實的學術研究。文獻(6)從管理研究應該同時追求“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這一基本前提出發,首先回顧了“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論戰的歷史,提供了該論戰的一個大致發展脈絡,也詳述了“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融合的步驟,認為在管理學科領域,當今的研究者,也應該做“科學嚴謹性”與“實踐相關性”相結合的研究,這就好比是支起一個帳篷,將原本分屬兩個部落的人召集在一起,并從其他學科中借鑒如何相互融合的方法,文章對“科學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論戰回顧,雖不是很具體,但可提供一個發展脈絡,同時文章也構建了“科學嚴謹性”與“實踐相關性”相結合的行動步驟,這一步驟相比文章(3)中的步驟更加詳細,二者可相互映襯,增強現實中的可操作性。


      統攬這6篇文獻后,我們擬定將其中的3篇,即文獻(2)、(3)、(6)進行全文翻譯后同期發表。文獻(2)為實用性論文的切入視角提供了五點清晰的指引,文章結構工整,觀點新穎獨特,適合于全文翻譯。文獻(3)針對真正動手寫一篇“實踐相關性”的文章應如何做的問題,給出了四個具體步驟:選擇一個案例———從中發掘出研究問題———詢問管理者對研究問題是否感興趣———著手寫論文。文章結構工整,邏輯清晰,評價標準與前篇文章的切入視角剛好可以相互映襯,給出的寫作步驟操作性強,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意義。而文章(6)則與此前建議全文翻譯的文章(2)可以組成清晰的邏輯脈絡,3篇文章的聯系詳見圖3。


      譯文【4】是AMR2007年發表的專題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專題名稱為“理論與方法的交互作用”,包括7篇論文,闡述了多種與研究過程相關的方法問題,研究了組織與管理研究中理論與方法之間的交互作用。7篇文章具體包括:


      (1)Maanen,JohnVan,Serensen,JesperB.,Mitchell,TerenceR.,2007,“TheInterplayBetweenTheoryandMethod”,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32(4),pp.1145~1154.


      (2)Edmondson,AmyC.,McManus,StacyE.,2007,“MethodologicalFitinManagementFieldResearch”,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32(4),pp.1155~1179.


      (3)Fiss,PeerC.,2007,“ASet-TheoreticApproachtoOrganizationalConfigurations”,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32(4),pp.1180~1198.


      (4)Harrison,DavidA.,Klein,KatherineJ.,2007,“What'stheDifference?DiversityConstructsAsSeparation,VarietyorDisparityinOrganizations”,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32(4),pp.1199~1228.


      (5)Harrison,J.Richard,Lin,Zhiang,Carroll,GlennR.,Carley,KathleenM.,2007,“SimulationModelinginOrganizationalandManagementResearch”,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32(4),pp.1229~1245.


      (6)Kalnins,Arturs,2007,“SampleSelectionandTheoryDevelopment:ImplicationsofFirms'VaryingAbilitiestoAppropriatelySelectNewVentures”,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32(4),pp.1246~1264.


      (7)Alvesson,Mats,Karreman,Dan,2007“ConstructingMystery:EmpiricalMattersinTheoryDevelopment”,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32(4),pp.1265~1281...


      其中,文獻(1)是一個專題的概括性說明,作為一個專題簡介,凝練、深入、細致地闡述了組織該專題的意義、重要性以及專題所包括文獻的主要內容及相互關系。


      文獻(2)是一篇探討如何在實地研究中選擇與研究目的相符的研究方法(即實現研究方法匹配)的文章,文章深入地闡述了在實地研究過程中如何實現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的匹配,即如何選擇適合的研究方法從事管理學實地研究。文章所提出的權變框架對于實地研究實踐極具指導意義。作者認為,作為高質量組織實地研究中的一個要件,方法匹配的問題在現有研究成果中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視。所謂的“方法匹配”是指研究項目各要素之間的內部一致性,這些要素具體包括四個方面:所研究的問題、先期工作、研究設計、理論貢獻。論文提出一個權變框架,這一框架將已有文獻與研究設計聯系起來,解決如何在一篇論文中實現定性數據和定量數據相結合的問題。此外,論文還討論了該權變框架對于實地研究初學者的指導意義。該文EBSCO引用率為57;EBSCO庫內引用率為18;GoogleScholar引用率為132,發表于2007年的該文引用率應該說是比較高的。


      文獻(3)對組織構型及集合論進行了較為系統和細致的梳理和研究,為組織構型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時論證了集合論研究方法在組織構型研究中體現出的價值,并將集合論研究方法拓展到了互補性理論、復雜性理論和資源基礎論等其他相關領域。此外,通過一個實際案例詳細描述了集合論研究方法在實踐中的應用。整篇文獻思路清晰、體系完整、論證充分,是一篇比較典型的綜述論文。作者在國際頂級期刊發表多篇論文(AMJ3篇,AMR2篇),擔任多家權威雜志編委會委員,有較好的研究積累。作為一篇研究方法方面的論文,本文似乎涵蓋面略顯狹窄,所以我們僅向讀者推介,不做全文翻譯。


      文獻(4)文獻篇幅較長,對多樣性差異較為系統和細致的梳理和研究,為組織多樣性的研究提供了更為清晰的思路,也使學者們對于組織多樣性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理解。整篇文獻思路清晰、論述詳盡、論證體系完整,是一篇規范且完整地介紹研究方法的論文,但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綜述論文。所以我們也僅向讀者推介,不做全文翻譯。


      文獻(5)文章認為,仿真建模為研究復雜行為和系統提供了一種非常強大的研究工具。但這一方法在管理領域的應用卻一直落后于其它社會科學領域。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之一就是管理領域的學者們對仿真方法的性質、特點和功能等理解不夠。因此,文章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促進管理學者是對仿真方法的理解,加強管理學者們對仿真理論潛在貢獻的認識。文章的說明和介紹十分清晰,對于促進管理學者對仿真建模的認識和應用確實大有裨益,值得一讀。但由于文章考查的是1994~2003年間的文獻,時效性差了些,因此,暫不做全文翻譯。


      文獻(6)認為,樣本選擇對于理論研究的意義無需多言,而很多研究者對于樣本選擇的過程卻未加思索。樣本選擇過程有可能引發符合某一理論解釋的實證(empirical)關系但非因果(causal)關系;消除與某一理論之間的因果關聯而引發的實證關系。而這樣的選擇過程篩選出的研究樣本,無論對于理論構建還是理論發展都是不可靠的。文章以企業FDI過程中對新投資機會的選擇為例,探討了企業確保該投資決策科學性的不同能力。通過該決策過程的類比,文章指出理論研究中往往由于選擇過程有誤而導致的樣本選擇不當,從而致使經驗解釋與理論構建產生錯誤。為此,作者建議研究者不要只關注如何從所積累的經驗證據中推導出理論,在此之前的樣本選擇問題必須受到重視。文章除了理論邏輯推演外,同時運用了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文章觀點獨到,但遺憾的是并未給出問題解決方法的建議,當然正如作者所說,對該問題“目前尚無簡明的解決方法”。因此,我們僅向讀者推介,暫不做全文翻譯。


      文獻(7)是一篇關于研究方法的論述性文章。期刊和作者都很顯赫,文章觀點結構、邏輯論證也都很好,特別是對研究者在研究視角與思路選擇方面很有啟發。文章前半部分中對社會科學及管理研究中關于數據、事實以及理論與經驗錯位等問題的觀點進行了評述。文章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對現有理論保持開放的態度進而實現理論的創新發展。文章認為,實現“開放”的方法之一就是通過“數據”將現有理論衍生出的觀點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進而促進新理論的產生。作者借用了Asplund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謎團(mystery)”隱喻,將管理研究中的未知稱為“謎團”。作為目前所謂質性研究方法的成果動態之一,也具有一定的價值,但限于篇幅,我們僅向讀者推介,不做全文翻譯。


      譯文【5】包括兩篇文獻(詳見表3),其中第一篇文獻兩位作者以AMJ雜志在過去50年里發表的共74期的667篇實證性文章為基礎數據,對50年來的管理研究工作對理論的貢獻做了追蹤研究;而第二篇文獻則是AMJ上一篇編者對未來50年管理研究的展望。兩者一個回顧,一個展望,具有較好的互補性,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過去,面向未來。


      在第一篇文獻中,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在文中首先提出了一種分類方法,將管理學科中實證性的文章對管理理論的貢獻分為兩類,分別是理論構建與理論驗證。這兩大類又可分為5種具體類型。其后,兩位作者以AMJ雜志在過去50年里發表的共74期的667篇實證性文章為基礎數據,對50年來的管理研究工作對理論的貢獻做了追蹤研究。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在過去50年里無論是對理論構建還是對理論驗證的貢獻都在隨時間而增多。此外,文章對理論構建與驗證的水平是文章引用率的重要預測指標,在兩方面貢獻都非常高的文章通常會有很高的引用率。


      而文獻(2)文章是AMJ創刊50周年之際所發表專刊系列文章的一個編輯寄語,文章首先對本專刊將要發表的系列論文作了一個簡要地介紹,并將他們各自研究的關注點進行了分類和歸納,作者針對管理學科的未來及其在商學院教育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定位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也專門針對未來高端學術刊物以及整個學術界應如何推進管理學的發展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四、結語


      回顧管理百年的發展歷程,管理學研究領域存在著諸多爭論,這些爭論大都圍繞著管理學的學科屬性、理論構建方法、學科方法以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等問題而展開。其中,學科屬性與理論的構建方式具有密切的相關性,有什么樣的學科屬性就決定了人們會以什么樣的理論構建方式和方法去做研究。學科屬性處于最核心的位置,而學科屬性一方面受到了學科內的爭鳴而得到發展,另一方面也大量借鑒了相關學科的知識,相關學科知識的借鑒既促進了管理學本身的發展,也帶來了人們對于學科本身的合法性的質疑。與此同時,學者們為了維持學科合法性而向“科學化”靠攏的過程中,又面臨著“實踐相關性”的挑戰。


      而如何在這場紛爭中取得一種平衡狀態,研究方法是一個關鍵性的中介變量。管理問題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因此需要像研究社會問題一樣將理論同方法置身于特定的時間和環境之中,并且單一的社會現象會引發多重解釋的因果關系,這就使得用于預測客觀事實的可證偽普遍法則難以適用于社會現象(Bedeian,1996)。而管理學在實證研究中對變異的解釋一般是相當少的,解釋變異的情況一般是對樣本的描述,而不是跨越時間的預測,結果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填補解釋空缺的理論,研究范式也隨著研究者的主觀興趣從一種向多種轉變。在確定管理學研究方法方面,不僅要肯定科學成分之中的理論或范式的優先價值(ConnellandNord,1996),也要承認管理學的實用性。但是,實用性往往由于關注著“科學”之外的追求(Pfeffer,1993;O'Connor,1999),與以真實可靠為核心的科學標準相沖突(BoalandWillis,1983)而被認為是缺少合法性的(BaileyandEastman,1996;VanMaanen,1995)。然而,毫無疑問,管理學就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科學,正如Agarwal和Hoetker(2007)所言,當理論發展為企業和管理者所面臨的挑戰所推動時,管理研究就可以創造價值。此外,管理學對于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指導作用不僅關系到研究者所在行業組織對其研究貢獻的判斷,從而給研究者帶來職業歸屬感和聲譽,而且管理學的實用性還因解決實際問題而能獲得社會的支持。學術研究最終要與管理實踐聯系起來,包括不能將對管理模式的研究作為反映我們個人的組織經營理念,而對以往的經驗置之不理,只有通過實踐建立起來的知識結構去指導日常決策,才不會使研究者成為一個追隨理論擴散潮流的人(Aldag,1997;Collins,1989)。對此,Hambrick(2007)和Tsui(2007)認為,高級別刊物應該給予那些數據集和有趣而重要的發現以相對更高的評價,盡管理論貢獻不能即刻顯現或是研究發現不能融入目前的理論架構之中。Popper(1965)也曾明確強調,科學知識的積累并不意味著一個學科需要積累理論和發現,而是需要查明并廢棄那些薄弱的理論,并用更強大的理論加以取代。由此,規范研究主體邊界和增加學科的合法性,由此廢棄某些理論即使不比開發新理論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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