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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路徑探析

    來源:UC論文網2018-08-05 09:10

    摘要:

      摘要: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也開始了中國化歷程,形成了豐富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成果。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到中國化的馬...

      摘要: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也開始了中國化歷程,形成了豐富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成果。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到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成果,存在著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路徑問題。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路徑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是一致的,存在兩個層面,一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走實踐主導模式的實踐層面,二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走文化揚棄的文化層面。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路徑;實踐層面;文化層面;


      作者簡介:張波(1968-),男,江蘇人,徐州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法理學法、社會學研究。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一個關鍵詞就是“化”,即馬克思主義如何演變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化”中隱含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研究,就是要尋找從馬克思主義到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理論演變途徑。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也開始了中國化歷程,形成了豐富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成果。(1)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到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成果,也必然存在著中國化的路徑問題。本文的重點就是探討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到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成果之間的演變途徑,探討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通過何種途徑或方法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成果的。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探討


      對“中國化”的問題,一般存在兩種理解,一種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解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毛澤東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時候,就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意思,他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1](P534)毛澤東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時,也表達了馬克思主義應用化的意思,即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因此,從這個意思上講,馬克思主義應用化和馬克思主義具體化是一致的。當然,單純地強調馬克思主義應用化是不科學的,因為,“`應用'不等于`化'。某種理論的`應用'是指用它來解決問題,`化'則是指這種理論本身的變化。`應用'充其量是為理論的變化提供條件,但不能等同于變化”。[2](P2)第二種理解就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解為馬克思主義民族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自然含有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含義,即形成適合中國民族實際需要的具有民族特點和民族風格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正因如此,毛澤東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后,蘇共領導人即直接反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認為這是搞民族主義。迫于蘇聯的壓力,也由于當時中國革命勝利在即,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依靠蘇聯的支持和幫助的問題。“為了避免被斯大林和蘇共誤認為帶有所謂民族主義的嫌疑,毛澤東和我們黨主動改變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毛澤東思想'的提法。”[3]盡管毛澤東以后基本不提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維在其頭腦中已經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國也已經開花結果,形成了既有馬克思主義性質又有中國民族性質的毛澤東思想。


      從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到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價值和意義的理解,馬克思主義如何“中國化”,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已經揭示,這種路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實踐層面,二是馬克思主義在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過程中,還必須要與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等相結合的文化層面。


      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路徑的實踐層面而言,毛澤東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在《實踐論》中,毛澤東從哲學的高度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哲學依據,明確提出了“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4](P296)的觀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沿襲其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思想,明確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觀點。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也曾總結性地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5](P795)自中共七大以后,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基本上都不再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毛澤東雖然不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他卻反復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開幕詞中指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結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2)從毛澤東的論述中以及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35年的實踐經驗中,中國共產黨已經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那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走實踐主導模式,即強調理論來源于實踐、理論接受實踐檢驗、理論在實踐中發展和創新的實踐層面的路徑。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路徑的第二個層面。這里的中國文化主要是指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包括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發展成果。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路徑的兩個層面,即不僅強調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實踐層面的路徑,也強調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過程中,還發生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相結合的問題,即在實踐層面路徑之外還存在著一條文化層面的路徑。1995年12月,在“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學術研討會上,有學者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實際上是通過兩個結合來實現的:作為科學理論,它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緊密結合,作為西方文化成果,它要同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緊密結合。這兩種結合相統一,在實踐上的碩果,便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在理論上的成果,便是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6](P82)有學者撰文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路徑上應該包含著兩個方面的結合,“一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二是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7]這種觀點獲得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比如,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論述“包含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和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相結合兩個方面”。(3)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過程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和中國實踐相結合,二是和中國文化相結合。[8]還有的學者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個`兩合'問題”,[9]等等。由此可見,很多學者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問題上都強調兩個方面的結合,一方面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另一方面強調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歷史、中國文化相結合。


      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資源來源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在兩個維度上展開的,一個是思想資源,一個是實踐資源。在思想資源上,既要求有馬克思主義的維度,又要求有中國文化載體的維度,在實踐資源上,強調實踐高于理論,實踐優位于理論的實踐維度,而這兩個維度也表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路徑的兩個層面。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必須要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必須與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只有這樣,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才能保持發展的動力。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來自西方的理論,要在中國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長、開花結果,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成為一種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理論,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中國人自己的精神家園。因此,這兩種相結合,共同展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概言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存在著兩條路徑,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走實踐主導模式的實踐層面的路徑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相結合、走文化揚棄模式的文化層面的路徑。


      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路徑兩個層面之間的關系而言,實踐層面是基本路徑。因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結合起來,尋找兩者的結合點,其目的不是為了思古,而是為了今用。毛澤東在談到積極吸收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時提出,“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10](P82)這里,毛澤東表達了自己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思路。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還強調“推陳出新”。所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結合、馬克思主義要吸收國外的優秀文化,歸根到底是源于實踐的需要。提倡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相結合的路徑,是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尋求更深厚的民族性的思想文化資源,使馬克思主義更具有中國民族特點和民族品格,根本目的還是為中國的現實實踐服務。不僅如此,這種結合還要受到實踐的制約,接受實踐的檢驗,比如,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思想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過重大影響,但只要立足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路徑,中國歷史、文化中落后的東西雖然會被暫時地吸收,但終究會被拋棄,不能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路徑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路徑的一致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是一致的,具體而言,也存在著兩個層面,即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走實踐主導模式的實踐層面;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走文化揚棄的文化層面。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理由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部分和整體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體系,雖然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所構成,但馬克思主義并不僅僅局限于這三個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還包括政治學、法學、軍事學、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文化學、教育學、人類學,等等。所以,“馬克思主義不只是三個組成部分,而應是十幾個組成部分”。[11](P275~286)因此,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它的內涵也應極為豐富,它不僅可以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化、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國化,而且還存在著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等現象。也正因如此,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過程中,已經出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科化研究現象,出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研究、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的研究,(4)等等。不僅如此,“文學、語言學、歷史學、法學、社會學、新聞學、教育學等學科的學者也紛紛投身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有特色的成果,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呈現出多學科聯合攻關的局面”。[12]法學界提出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研究就是遵循了這種理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間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這可以從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成果之間的關系中得到論證。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在毛澤東思想中包含著大量的毛澤東思想法學理論,毛澤東思想法學理論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個重大理論成果,鄧小平法制思想則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成果本身就是這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的重要內容,兩者之間是部分和整體之間的關系。這種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系說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和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路徑應是一致的。


      第二,路徑反映的是一種哲學方法和哲學態度。哲學態度和哲學方法往往都具有一般性的特點,它不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適用,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也適用,透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我們可以發現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路徑。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就是通過將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與建設、特別是同中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實踐緊密結合、通過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辯證地吸收西方先進的法律文化而完成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人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作出了杰出貢獻,促使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中國化,產生并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法學理論;鄧小平法制思想;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并系統闡釋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以人為本法治觀、堅持依法執政和確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等一系列戰略思想。而反觀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形成,既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實踐層面的路徑,也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文化層面的路徑。


      三、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路徑的實踐層面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非常注重從實踐出發推動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進程。黨的第一代主要領導集體成員,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不是職業法學家,沒有寫過專門的法學著作,他們的法學理論蘊涵于他們博大深邃的哲學和政治思想理論體系之中,也正因為他們具有深邃的哲學思想,他們更科學地理解了包括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在內的馬克思主義。他們深知,中國需要馬克思主義,但中國不需要公式馬克思主義,而需要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毛澤東反復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要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等,他們的很多法學思想也都是在實踐中探索出來的。(5)


      值得強調的是,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也有一些法學專家,如董必武、謝覺哉等,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實踐路徑問題上,董必武和謝覺哉都作過細致的分析,在總結新中國立法經驗的時候,董必武作為當時黨和國家的法制建設的主要的領導人明確地提到新中國法學發展的實踐法源。他說:“我國的法律都不是事先先想好,寫好法律再去做,而是先做起來,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制成了法律。”[13](P438)在如何認識法的作用和限度這個問題上,董必武遵循實踐的唯物主義路線來看待法的作用問題,他說:“我們強調法律的嚴肅性;但我們決不是法律的拜物教,我們并不迷信法律萬能,而是要用實踐去啟發群眾的自覺。”[14](P223)董必武非常注意把握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之間的關系,強調在實踐中增強人們對法的本質和現象、作用和限度的認識。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勝利的時候,謝覺哉就開始探討新民主主義法制的實踐法源,他說:“新民主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民主主義法律,自然也無前例。法源在人民新的秩序,新的要求,這些秩序與要求,已經是現實,法制已成為必要和可能。”[15]1949年在《司法工作報告》中,謝覺哉講得更明確,他說:“法律不是什么人腦里產生的,更不是抄襲異國就可作用,而是統治者的實踐,經過若干次證明有益才成的。人民法律與剝削階級的法律有階級的本質差異,如果說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法律,是根據他們的實踐,那么,人民的法律,就必由人民積累的分析著的實踐,才能逐漸完成。雖然我們并不拋棄舊法上可轉為人民用的有益部分,但主要應從人民自己的實踐中來。我們不反對在中外古今的書上找東西,但主要應面向人民,在人民司法實踐中找東西。”“馬克思主義法律觀的普通真理,與人民司法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我們建設法律的方針。”[16](P665,P657)


      由此可見,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對法律問題的分析,真實地概括了新中國法學發展的實踐路徑:反對公式的馬克思主義法學、主張將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遵循從具體實踐中發現問題、在具體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靠實踐檢驗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靠實踐推動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發展的路徑。正是由于遵循這一實踐路徑,在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初始歷程中,就形成了以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人民民主法制理論、人民民主專政理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刑法學等部門法理論為內容的毛澤東思想法學理論。所以,就毛澤東思想法學理論的形成而言,它不是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簡單照搬復制,而是根據中國具體法律革命實踐的需要,將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理論與中國具體法律革命實踐相結合,不是走理論主導模式,而是走實踐主導模式,在中國具體的法律革命實踐的探索中逐步形成的。


      鄧小平法制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第二大理論創新成果。鄧小平法制思想的形成是與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幫”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任意割裂肢解,故意顛倒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變成脫離實踐的僵化教條,導致社會上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猖獗,而法律虛無主義也在神州大地盛行。“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實踐標準討論的推動下,人們開始反思“文革”十年的教訓,反思的結果讓人們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極端重要性,人心思法、渴望法治、走社會主義法制之路,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實踐共識。1979年2月,葉劍英委員長在接見新華社記者時曾對“文革”中法制缺失的情況進行了深刻的實踐反思,他說:“一個國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這種法律和制度要有穩定性、連續性,一定要具有極大的權威,只有經過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以任何領導人個人的意志為轉移。”[17]新中國法制建設的重要領導人彭真也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實踐進行了總結。他指出:“社會主義法制早就應該搞,可過去沒有這個認識,覺得有黨的領導,有方針政策,遲幾天不要緊,結果拖下來,貽誤了事情。是林彪、`四人幫'教育了我們,社會主義非搞法制不行。”[18]“應該承認,我們在過去的長時間內對法制建設的重要意義認識不夠,有時抓得緊,有時放松了,有時丟掉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使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這個教訓是很沉痛的。”[19](P293)歷史的教訓表明,只有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作為保障,才不致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動亂,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人們才能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


      鄧小平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對社會主義法制實踐的反思,從內容上講,最具體,從認識上講,也最深刻。首先,鄧小平通過對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曲折過程進行反思,特別是對“文革”中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進行反思后,明確宣布:“我們堅持發展民主和法制,這是我們黨堅定不移的方針。”[20](P256~257)其次,針對黨內不熟悉法律、不懂得法律規律、不尊重法律、不知道如何使用法律的現象,鄧小平明確提出:“我們要學會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20](P253)從此,法的重要性和價值得到強調,人們解放了思想,重新認識了法律。再次,針對以往大民主的做法和群眾運動帶來的消極后果,鄧小平明確指出,民主和法制建設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否則,只能助長動亂,只能妨礙四個現代化,也只能妨礙民主和法制。最后,針對群眾法律意識缺失、法學教育落后的狀況,鄧小平從實際出發,明確地提出要大力加強法制教育。回顧“文革”的動亂史,可以明顯地發現,“文革”動亂的發生與民眾法制觀念的缺失有很大關系。所以,“文革”結束后,鄧小平明確主張重視法制教育,認為加強法制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全局性的任務,在中國沒有法制不行,號召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制觀念。不僅如此,鄧小平還在實踐中探索出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的辦法、在實踐中探索出“一國兩制”的法律制度框架、將法制與社會主義緊密結合,形成了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產生并形成了系統的鄧小平法制思想,從而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在鄧小平法制思想的基礎上,通過實踐探索,逐步形成了豐富而深刻的社會主義法治思想,即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杰出貢獻。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作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也是在實踐的探索中形成的。以社會主義法制取代人治,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杰出貢獻。“文革”的結束,意味著中國“人治”歷史的終結,“人治”治國方略的棄用。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實踐也證明“社會主義法制”的不足,人們開始認識到法制和法治內涵的差異,自人類社會開始,就有了法制,只不過社會主義法制是一種比較高類型的法制,但無論它有多高,它僅意味著法律是治理國家的手段而已,而法治則不同,它是包含著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法律價值相統一的復合概念,它不僅意味著法律是治理國家的手段,而且還意味著實行良法的統治;不僅意味著法律要具有良好的品質,而且清楚地表明法律還要具有至上的權威;不僅意味著法律是一種治理國家、控制社會的手段,更意味著它是一種治國的基本方略和理念,傳達著權在法下、法律至上、用法律控制權力、用法律保障權利等系列理念和原則。


      正是由于在實踐中認識到法制和法治的區別,法治最終被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選擇為治國的基本方略。因此,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法治思想形成,不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革命導師那兒搬抄過來的,而是在將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運用到中國法治實踐中的一種理論創新。


      中共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與時俱進,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繼續相結合,形成了科學發展觀,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的法治實踐相結合,又形成了新的法學理論,即“以人為本”的法律觀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在中國的又一新發展,從體系上講,它們都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內容,但同時也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的內容。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工作重心的轉移,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奇怪的GDP崇拜現象。為了追求GDP,發展地方經濟,有的地方政府的領導干部“把依法辦事看成束縛手腳的條條框框,公然提出`闖法律禁區',`經濟要上,法律要讓'的錯誤口號”。[21](P12)一些執法部門和執法人員是“見權力當仁不讓,見義務安全禮讓,見銀子死活不讓”。[21](P62)而在立法過程中,也同樣出現了立法部門主義現象,一些立法起草部門開始爭五權,即主管權、審批權、處罰權、收費權和法律解釋權,立法為部門的物質利益所綁架,法律的公平正義價值正逐漸喪失。對此現象,有學者認為,這就是一種物本法律觀,這種物本法律觀是哲學中的物化一詞在法學中的運用,它是指法律以物為本,即法律以物為基礎、為依據、為目的、為發展動力。[22](P43)在這種物本主義思維的影響下,中國的環境正義開始淪喪,人的生命權、健康權被漠視,人的主體性被遮蔽,人的生存價值被忽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時代命題。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而“以人為本”的法律觀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應有內容,就是強調人是法律發展之本,突出強調法律發展的目的問題,即法律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為了人,法律的發展目的就是為了人的發展,人的發展是法律發展的尺度,這種對法律發展目的的新認識就是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可以說,正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產生了以“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法律觀。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法治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中共十五大雖然確立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但“實事求是地講,我們有相當一些黨員干部不懂得依法辦事、依法行政,不善于運用法律的手段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習慣性地認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就是要強化行政命令和政策手段,搞強迫命令,以言代法,以權壓法”。(6)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形成就是要滿足當代中國法治建設實踐的需要,回答“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是什么”這樣極為重要的問題。實踐是理念之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形成源于社會主義法治實踐。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執法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服務大局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這五個理念就是在探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的當代中國法治建設實踐中產生和形成的。


      中國共產黨選擇馬克思主義不是出于理論的沖動,而是出于中國革命的實踐需求。換句話說,中國的革命實踐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中國革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同時,實踐對理論的需求又可以具體細化為兩個層面,一是實踐需要理論,二是實踐需要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不需要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相對于第一個層面而言,第二個層面更為重要,而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實踐路徑就隱含在這個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之中,即實踐需要理論,而理論必須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理論也只能在社會實踐中得到發展。因此,實踐對理論的需求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真正動力。


      四、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路徑的文化層面(7)


      把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政治法律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一個重要特色。


      毛澤東思想法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但這個理論成果的形成,與辯證吸收和挖掘中國歷史中的政治法律文化傳統的精華密切聯系在一起。這里舉兩個例證予以說明。例證之一,在憲政的共和政體的問題上,為了為民主共和政體論證,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就進行了“共和”政體的歷史尋根。為了給“共和”尋找依據,毛澤東深入地挖掘中國歷史中的政治法律文化共和資源,他說“中國歷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傳統。共和一詞,就來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23](P529)謝覺哉在談到民主問題時,也談到共和問題,他說:“封建時代有封建時代的民主,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何以見得呢?譬如說我們用的`共和'二字,在西周時代,有二個宰相,一個叫周公,一個叫召公,當時他們二人共同管事,叫`周召共和'”。[15](P695,P696)例證之二,在發展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過程中,毛澤東積極地吸收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慎刑”思想,毛澤東站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立場上結合中國的傳統文化,提出了“省刑慎罰”的刑法學理論。該理論的具體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慎殺。從傳統政治法律文化來看,刑法不能不設死刑,但死刑不能過多,所謂殺人不在多而主要在于社會震懾效果。出于這種指導思想,毛澤東在鎮反運動中提出“少殺少捕”原則。他說:“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24](P336)第二,開創性地提出了“死緩”理論。為了防止錯殺,毛澤東提出:“對于有血債或其他最嚴重的罪行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并迅即執行。對于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25](P122)這些理論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內容,而且使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更具有中國民族特色。[15](P695,P696)


      需特別指出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法學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相結合,按照毛澤東所談到的新文化觀標準,是與優秀的傳統文化相結合,而不是與落后的腐朽的文化相結合。在1956年以前,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也非常注意防止和克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腐朽的東西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不利影響,如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一言堂、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特權思想、反對輕視法律的錯誤思想。但1957年以后,封建專制主義、一言堂、輕視法律等傳統糟粕文化,還是嚴重地影響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進程,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過程中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


      總之,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不僅離不開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同時也離不開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傳統政治法律文化的思想資源,毛澤東思想法學理論的形成,就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相結合問題,同樣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進程中必須思考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有著漫長的封建制歷史和與之相伴的封建專制主義文化傳統。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成功地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并沒有完成。從1957年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非常嚴重,個人崇拜、皇權文化、家長制、一言堂、人治傳統、私設刑獄、無法無天、大搞冤假錯案等都是例證。“文革”結束后,當很多人還在傍徨的時候,鄧小平就開始反思歷史,立足現實,構筑未來。在法律文化傳統方面,鄧小平作了深入思考,他說:“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比較少。”[20](P332)“我們國家缺少執法和守法的傳統。”[26](P163)事實上,“文革”的發生就與中國民主法制傳統資源的缺失有關。針對特權現象在當時中國大行其道的現象,鄧小平認為搞特權是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20](P332)所謂解決思想問題,就是要尋找產生特權思想的主觀原因,這個主觀原因就是深受傳統糟粕文化的影響。鄧小平明確指出:“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20](P332)所謂制度問題,就是我們沒有建立起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制度,沒有建立權利和義務相一致、權力與責任相聯系的法律制度,沒有建立起群眾監督制度。對待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鄧小平主張:“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對各級干部的職權范圍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種條例,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20](P332)從歷史和現實的雙重角度出發,鄧小平認為“沒有法制不行”,[26](P163)從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局來看,就是要加強法制、繼承法家的“法與時移”的思想,將“打”與“嚴打”結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法制在維護國家穩定方面的作用。


      通觀鄧小平法制思想的形成,對傳統法律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成為鄧小平法學理論形成的重要一環,正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傳統法律文化結合起來,通過對傳統法律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吸收了中國傳統政治法律文化的有益成分,形成了鄧小平法學理論,使得馬克思主義法學具有了濃厚的民族根基。


      中共十五大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的基本方略,除了基于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需要以外,也是基于一種文化上的思考,傳統法律文化充當了新中國法治理論形成的重要思想資源。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同時,也并不完全否定傳統政治法律文化的價值,不僅如此,還積極地挖掘傳統政治法律文化的價值,不僅充實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而且使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更具有中國的民族特點和中國特色。


      1997年1月21日,江澤民在會見中國法學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代表時指出:“`法令行則國治,法令馳則國亂。'我看這是一個歷史規律。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都是如此。”[27]“法令行則國治,法令馳則國亂”,出自漢朝王符的《潛夫論·班祿》。其意思是:國家沒有永久的太平,也不會有永久的動亂。法令得到很好的施行,國家就太平,法令廢馳,國家就衰亂。江澤民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庫》作序時,再次談到了這個問題,認為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這是一條被古今中外歷史所證明了的為政之道。治理當下中國也需要法令。1997年10月30日,江澤民在美中協會等六團體舉行的午餐會上的演講指出:“我們將進一步擴大民主,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00多年前,中國就有`民惟邦本'、`緣法而治'的樸素的民主、法治思想。今天,這些思想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我們將繼續維護我國憲法和法律的尊嚴,進一步健全法制,加強對政府機關依法行政和各級領導干部的監督,保證國家各項工作依法進行。”[28]“民惟邦本”一語出自《尚書·五子歌》,其意思是說,人民是國家的根本,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才能安寧。所謂“緣法而治”(8),又稱“垂法而治”,即依法律條文治理國家,是戰國中期商鞅提出的法律主張。


      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傳統政治法律文化相結合的另一個例子是,江澤民積極借鑒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中的道德治國經驗,在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基礎上提出了“德治”的思想,從而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法德合治”思想。2001年l月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江澤民指出:“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9)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豐富的德治思想內容。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將歷史文化中的法治主張、道德教化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結合起來,形成了以法治為基本治國方略、以道德教化為輔助手段的“法德合治”的治國思路,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德主刑輔”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結合起來,不僅充實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內容,而且賦予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民族特色,不僅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而且進行了明顯的理論創新。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以“以人為本”法律觀為例,“以人為本”法律觀與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具有內在淵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悠久的民本思想。這種“民本思想是我國古代政治哲學的最主要的,也最精彩的部分”。[29](P2)“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我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最早源頭。它所闡述的是政治法律思想中最基本的問題,即民與邦之間的關系,表達了民是邦之本的理念。《尚書》里講的民惟邦本,此乃民本思想的原初含義。先秦的民本思想也極為豐富,管仲最先提出“以人為本”的觀點。齊桓公問管仲“何為根本”,管仲對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10)荀子也明確提出君依存于民的思想。荀子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11“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水則覆舟。”12孟子也明確地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3明清之際思想家在繼承了古代民本思想的同時,批評了君主專制思想,提出一些改變君主專制的措施。黃宗羲、唐甄認為君主只不過是一介“獨夫”,黃宗羲說“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14唐甄認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15黃宗羲認為,天下與君主的關系,應是“天下為主,君為客”,14等等。


      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人為本”的理念,體現在法律問題上,反映了社會主義法律發展的目的問題,即法律為誰而存在,為誰而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因此,“以人為本”法律觀與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但需要指出的是,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與傳統文化中的“以人為本”是有差別的。在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演變過程中,由于君主制的出現,民與邦的關系被迫轉換為君與民的關系,“以人為本”只是君主的統治術。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后世的統治者們講`以民為本',實質上講的是君之本,講的是統治術,其中,一是固本論,從正面講得民即得天下;一是失本論,從反面講失民即失天下。總的一點是民為君之本。”[29](P2)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是對傳統文化的超越,與古代民本思想有本質的不同,體現在法律發展問題上也是這樣,古代的法律只是君主統治人民的手段和工具,法律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30](P411)在今天,當君主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以后、政府的權力受到了法律的控制時,人的權利終于得到張揚,人的主體地位終于得到法律的尊重,“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保障人民各項權利”,16不僅是黨的主張,也是社會的共識,這才是“以人為本”法律觀的真正內涵。


      五、結束語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路徑探討就是要探討如何“化”,即如何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到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顯然,它離不開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實踐,同時也離不開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形成來看,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革命和具體建設相結合的產物,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的產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構成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實踐資源,而傳統法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一道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思想文化資源。當然,相對于理論資源而言,實踐來源更重要,實踐不僅是理論的檢驗尺度,而且歸根到底,實踐是理論的來源,就實踐與法學理論之間的關系而言,“實踐是法學的`本'和`源'”。[31]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就是走實踐主導模式和文化交匯中的文化揚棄之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都是遵循這種路徑模式而產生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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