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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我國人體器官移植立法制度的完善

    來源:UC論文網2018-03-14 09:47

    摘要:

      隨著社會醫療水平不斷地突破瓶頸,人體器官移植技術廣泛采用,并成為治愈一些威脅生命的惡性疾病的有效途徑之一。器官移植這一技術的特性決定了其應用牽扯到器官供體、器官來源和分配等很多方面的問題,由于我國...

      隨著社會醫療水平不斷地突破瓶頸,人體器官移植技術廣泛采用,并成為治愈一些威脅生命的惡性疾病的有效途徑之一。器官移植這一技術的特性決定了其應用牽扯到器官供體、器官來源和分配等很多方面的問題,由于我國的相關立法還不夠完善,器官供體嚴重短缺、器官非法買賣猖獗等問題還沒能得到妥善解決,缺乏細致全面的規定。因此需要從確立單一的器官移植立法模式、構建器官捐獻激勵補償機制等方面完善我國器官移植法律體系。下面就來和小編一起來學習關于器官移植的論文寫作吧。


      關鍵詞:人體器官;器官移植;腦死亡


      前言


      器官移植被公認為是人類在20世紀取得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醫學成果之一,被譽為“21世紀醫學之巔”。伴隨著器官移植技術的逐步成熟及在醫學臨床的廣泛應用,它在實踐過程中也出現了器官供體短缺、死亡標準單一、人體器官買賣猖獗等一系列問題,于是,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開始通過制定法律法規來規制器官移植行為。我國衛生部于2006年制定了《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國務院又于2007年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對我國人體器官移植進行了規制。但實踐證明,我國目前的相關立法還存在諸多的不足,其中一些基本問題更是亟待補充和完善,本文就我國器官移植立法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在借鑒他國相關立法的基礎上對我國器官移植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議。


      一、我國器官移植立法的現狀


      所謂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體器官捐獻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臟、肺臟、肝臟、腎臟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將其植入接受人身體以代替其病損器官的過程。


      器官移植的特性決定了這一技術的應用牽涉到很多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器官的來源、器官移植的過程、器官資源的管理還是器官移植技術的應用準入標準都關系到器官移植這一技術能否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目前,我國在器官移植技術領域,無論在手術方面,還是在抗排斥反應的措施方面,都已經達到世界水平。但移植器官的稀缺引發了器官移植在應用中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器官買賣猖獗、活體來源渠道混亂窄等。因此,為了應對這些問題,我國部分地區制定了相關法規。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器官移植技術在我國得到進一步推廣和應用,與之相比,我國器官移植立法起步稍晚,地區發展不平衡。2001年,上海市頒布并實施了《上海市遺體捐獻條例》,這是我國大陸首部關于人體器官捐贈的法規。2003年深圳市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該條例較為全面和細致的對活體器官移植和尸體器官移植進行了規范,有很大的實踐意義和借鑒意義,為之后的立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2005年6月,福建省通過了《福建省遺體和器官捐獻條例》,首次將器官捐獻和遺體合并規定在一個法規之中。


      但上述都是地方性法規,直到2006年,衛生部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規定》),這是我國在器官移植方面第一次全國性的立法,以部門規章的形式出現。2007年3月21日國務院第171次常務會議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這是繼《規定》之后又一涉及人體器官移植的全國性立法,是我國第一部全國性的人體器官移植行政法規。《條例》的出臺對于規范人體器官移植管理,維護器官捐獻人及其家屬、器官接受人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條例》的頒布只是彌補了我國器官移植立法上的一些空白,在實踐中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


      二、我國器官移植立法存在的問題


      就目前來看,關于器官移植我國出臺的只是部門規章、行政管理條例,立法級別較低,由于器官移植的問題眾多,涉及的領域廣,這些暫行規定的出臺只是解決醫療行業內部無序競爭狀況,并未能緩解我國人體器官移植的供需根本矛盾。針對現有的《規定》和《條例》,我國器官移植立法在實踐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活體器官接受人范圍過窄,器官供體短缺


      我國《條例》第十條規定:活體器官的接受人僅限于活體器官捐獻人的配偶、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旁系血親,或者有證據證明與活體器官捐獻人存在因幫扶等形成親情關系的人員。


      據衛生部統計,中國每年約有150萬的人需要器官移植,但是每年僅1萬人能夠接受移植手術,器官缺乏是主要原因。有數據顯示,在中國,每年大約有500000例患有尿毒癥的患者需要腎移植,但可供使用的腎源只有4000個;大約有4000000例患有眼角膜疾病的患者可以通過眼角膜移植而得以重見光明,但每年的眼角膜供體只有700個;每年有33000多例白血病患掙扎在死亡線上,骨髓移植是治療白血病惟一有效的療法,但目前國內惟一的中華骨髓庫所能提供的只是微不足道的2000人的登記。中國目前需要做腎移植手術救助生命的患者約有30余萬人,供體的嚴重不足,每年僅約2000余人得以施行,其比率為0.7%。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供體短缺成為器官移植發展的瓶頸。而《條例》此條的規定大大限制了活體器官接受人的范圍,阻礙了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二)對器官非法買賣的刑事打擊力度小


      器官的來源范圍有限,供需矛盾大,致使人體器官成為了珍貴的稀缺資源。由于器官的價值巨大,受暴利的誘惑,器官非法移植、非法買賣的行為在社會上頻頻出現。1998年北京“眼球丟失案”、2006年河北“行唐案件”、2006年沈陽“竊取骨髓案”等,都是器官非法買賣直接導致的惡果。器官非法移植和非法買賣的行為不僅破壞了我國正常的社會秩序,也嚴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安全,給我國的刑法帶來了挑戰。


      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3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器官,不得從事與買賣人體器官有關的活動。”第7條規定:“人體器官捐獻應當遵循自愿、無償的原則。”這兩條規定并未詳細規定與買賣人體器官有關的任何具體行為方式。這種原則性的規定看似周全,不會出現掛一漏萬的情況,從而有利于打擊買賣器官的行為,但是,對司法機關而言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其直接后果是導致司法機關的自由裁量權無限擴大,最終侵犯國民的自由。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國《刑法修正案(八)》第35條增設了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規定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或者罰金。該新增條款雖填補了人體器官移植領域刑法規范方面的空白,但它僅追究了器官買賣組織人的刑事責任,并沒有把付款購買的器官接收人和出賣自身器官的行為人列入刑事追究的范圍,處罰的范圍較小。


      (三)未制定器官分配的具體操作標準,器官分配不公平


      在供體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如何進行器官分配,也是一個疑難問題。我國《條例》第六條的規定涉及到了器官的分配,國家通過建立人體器官移植工作體系,開展人體器官捐獻的宣傳、推動作用,確定人體器官移植預約名單,組織協調人體器官的使用。本條對器官分配的規定很模糊,沒有具體說明操作的原則,這是《條例》的不足之處。


      美國的分配標準包含了社會標準和醫學標準。美國曾制定了合理分配器官資源的若干原則:前瞻性原則,即根據病人未來對國家社會的作用,作用大者優先接受器官;家庭角色原則,即同一家庭的病人,考慮患者在其家庭中的地位;回顧性原則,即考慮病人過去的社會貢獻,貢獻大者優先;科研價值原則,即有科研價值的患者優先于一般病人;余年壽命原則,即考慮病人的年齡狀況,一般來說,年幼者優先于年老者。韓國采取集中分配,即由國家主管部分對器官資源進行統一分配,韓國對受體選擇的優先機制有:病人是否捐獻過器官、年輕人先得和先來先得原則。


      筆者認為,國家有必要制定器官分配的具體操作標準,依次按照以下標準進行器官分配:①前瞻性原則,考慮病人未來對社會的作用,可把科研、教育、外交等方面作為判斷因素;②回顧原則,考慮病人或其家屬過去對社會的貢獻,最典型的比如烈士家屬,本人曾做出重大科研貢獻等;③在依次按照以上原則排除過后,按照排隊原則對患者進行器官分配,即先來先得。


      三、對于完善我國器官移植立法的建議


      (一)人體器官移植立法采取單一模式


      世界上現有的人體器官立法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統一立法模式,及制定一部統一的人體器官捐贈移植立法進行規范,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體器官立法的難度,有利于于統一管理,但統一的立法忽視了有些器官的特性,調整的范圍較窄,比如心臟不同于腎臟和眼角膜等器官,是人體存活必不可少的器官,沒有活體移植的情形;一種是以日本為代表的單一立法模式,針對不同的人體器官制定不同的法規規范,如日本1968年制定《眼角膜移植法》和1979年修改制定的為《角膜腎臟移植法》,雖然加大了立法難度,但對器官移植立法調整的對象進行了細化,更方便對不同的器官移植進行規范調整。


      我國目前的人體器官移植立法采取的是統一制模式,這大大局限了我國人體器官法調整范圍,不利于我國人體器官移植的健康發展。筆者認為,我國應該采取單一的立法模式,根據不同器官的特性立法來進行規范。


      (二)擴大活體器官接收人范圍


      我國《條例》第十條把活體器官接受人的范圍局限于三種關系:而且這三種關系都為近親關系。這條規定一方面保證了器官接受人作為捐獻者親屬的優先權利,另一方面,禁止對這三種親屬關系以外的患者進行活體器官捐獻,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器官非法買賣現象。


      對于該條規定,在現實實踐過程中存在一些爭議:如果病人三代以外的旁系血親或者其他人員出于個人意愿且其器官符合醫學移植標準的情況下是否允許移植。另外,筆者認為非親屬關系之間活體器官捐獻也并非需要完全禁止,在捐獻雙方出于個人同意的情況下,器官接受人以支付一定的經濟補償為代價換取捐獻者的活體器官不僅能使我國的醫療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雙方當事人也能實現雙方利益上的共贏。當然,非親屬間的活體器官捐獻需要一些嚴格的限制標準以防止器官非法交易,例如活體器官捐獻人在個人醫院的基礎上,還需經過其家屬的書面同意,另外,活體器官接受人對捐獻人的經濟補償需要限制在一定的數額標準內。


      筆者認為,應該對本條規定進行修改,擴大活體器官的接收人:為拯救器官接受人的生命安全,在捐獻人自愿且其器官符合醫學移植標準,并經過人體器官技術臨床應用和倫理委員會審核不存在買賣人體器官情形的條件下,允許活體器官移植。


      (三)建立器官捐獻補償激勵機制


      對于器官移植有償還是無償的問題移植都存在爭議。支持有償的學者認為實行有償的器官移植可以激勵人們捐獻自己的器官或組織,緩解器官資源短缺的問題,有利于救死扶傷和醫療的進步,另外可以讓器官捐獻人的公平的補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人體器官的非法交易;而反對者認為有償的器官移植是“違反公序良俗的行為”,同時也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


      《條例》第三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器官,不得從事與買賣人體器官有關的活動。這條規定很明顯的否定了有償的器官移植活動。筆者認為,建立器官捐獻補償激勵機制很有必要。補償激勵并不意味著有償的器官移植,相反的,給予器官捐獻者適當的經濟補償可以激勵長期以來不愿捐獻自己器官或組織的人們,從而改善我國器官的短缺狀態,這樣,患者不會因為器官的短缺,不惜任何代價進行器官買賣來換取自己的生存。


      近期美國已經通過了一些法案,允許對活體器官的捐獻者實行一些新的物質激勵措施,這其中包括減免稅務,以及進行器官捐贈時到器官接受人所在地領取差旅費和住宿費的種種優惠措施。另外,美國還建立了“器官移植信貸”制度。“器官移植信貸”是指捐獻人在生前立下遺囑,表示愿意在死后捐獻自己的某些器官,并將其儲存在國家設立的“器官信貸銀行”中,留給自己的親屬和后代,在他們所需時使用,如果捐獻的器官與他們所需要的器官不同,也可以用儲存在器官銀行里的器官來交換所需器官進行移植。這些措施有助于減輕活體器官捐獻者原有的賦稅負擔,并且有利于解決器官供求的緊張關系,對我國器官捐獻激勵機制的建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四、結語


      總之,希望器官移植技術在發展的同時要看到挑戰,要把倫理、法規建設做好,使器官移植事業在法制軌道上健康發展,更好地造福人類。要切實保護捐獻者和接受者雙方的合法權益,為解決器官移植中出現的一些矛盾沖突,以及為嚴厲打擊器官移植領域中出現的一系列違法犯罪行為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和可靠的法律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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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參見張愛艷,李燕《生命科技的法律問題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 

      作者簡介:王書揚(1991~),女,河南新鄭人,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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