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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刑法平等原則分析企業權益的法律保護措施

    來源:UC論文網2018-01-27 09:33

    摘要:

      摘要我國現代企業在全面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保護和制裁同樣是維系市場環境的基礎保障。而《刑法》作為保護我國企業合法權益的法律內容,也是從制裁、定罪、處置中不斷完善對于現代企業的保護。雖然在經歷了九次修...

      摘要我國現代企業在全面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保護和制裁同樣是維系市場環境的基礎保障。而《刑法》作為保護我國企業合法權益的法律內容,也是從制裁、定罪、處置中不斷完善對于現代企業的保護。雖然在經歷了九次修訂之后已經得到全面完善,但是在刑法適用度上對于我國企業的保護力度明顯存在部分缺失。在十九大之后我國進入了新時代的發展階段,承接百年發展格局的重任也落在現代企業的肩頭。運用刑法平等原則,維系市場環境的平穩運行,也是當前亟待發展和完善的問題。本研究從刑法立法維度,分析了平等性原則的實現方式,并以保護我國企業合法權益為目標,探究相應的保護措施與補充方案。旨在加強我國企業的合法經營權益的保護力度,維系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為相應法律保護措施提供建議和可行性分析。


      關鍵詞平等原則企業權益保護措施刑法


      作者簡介:呂元豪,江西揚子工程橡膠有限公司法律室顧問,研究方向:公司法。


      中圖分類號:D924.3文獻標識碼: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1.108


      我國《刑法》第四條中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于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刑法平等原則的基本含義為對任何犯罪事實的個人,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出現超越法律的特權。對于一切人的合法權益必須加以平等保護,不允許存在任何歧視。而從企業角度分析,同樣適用于刑法平等原則,那么刑法的適用維度也并非局限于個人,也可以視為企業法人和企業整體。在實施刑法平等原則的過程中,我國法律框架之內,重在突出公平的市場環境,從而推動企業平衡發展,產業鏈協調發展,生產結構協同發展。那么在任何企業出現壟斷、商業詐騙、商標侵權、違規操作、假冒偽劣等一系列問題和非法行為時,最終量刑標準全部需要根據刑法進行研究和裁定。但是在部分企業受到地方政策保護時,我國刑法能夠產生最終決斷的量化標準相對薄弱,那么這樣就會產生不平等性。打破這種不平等,完善刑法平等原則的執行力度,既是對于當前企業合法權益的最大保護。為此,進一步研究刑法平等原則視域下,如何依據法律細則,支持商業體系和市場環境的平等性,保護我國企業不受損失也是推動當前市場環境穩定發展,刺激外部投資的必要基礎與先決條件。


      一、刑法平等原則的理性辨析


      (一)刑法平等原則適用維度


      我國刑法對于平等原則的適用度提出了三重界定:首先,任何中華共和國公民和任何組織形式皆平等享有憲法規定的義務與權力。對于權力的理解范疇可以從政治權力、財產權力、人身權力、言論權力等方面進行考量。而義務體現可以從納稅方面表現,因此權力與義務是等價在法律界定之內的呈現方式。如果我國憲法僅從權力和義務上約束公民的行為,而未曾提出保護措施,那么相對的平等原則也無法體現。因此,以刑法進行再次約束,也是提供法律平等保護的必要途徑。遏制非法行為,給予相應的懲罰、并以法律形式進行公平判決,既是刑法平等原則的最終表現。其次,我國刑法在原則上給予所有公民的保護是公平的,這種公平體現為公民權利不受損害,不應當區別對待,亦然不可厚此薄彼。在我國法院承接公民申訴案件時,這種刑法平等性原則,體現在最終的量刑標準中。例如,農民工訴訟建筑企業違法經營或者拖欠薪資,那么在最終裁決上,并非以建筑企業的納稅較高而獲得特權,也絕不可能因為農民工為弱勢群體而特殊保護。在刑法裁決中,訴訟雙方處于平等地位,這樣的相對位置是基于刑法量刑范疇的標準化與規范化,進而體現出我國憲法對于所有公民、組織、企業的平等性。最后,但凡涉及到刑法處置的環節時,證明已經得到有力證據,而刑法的最終落實,便是對于違法行為的制裁、懲罰、處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結論,絕非我國政策的信息符號,而是落實在法律制裁之中的具體形式。憲法范疇界定平等原則時,以保護公民平等權益為主,而同時追究其法律責任,也是公平體現的具體形式。如果在保護公民時能夠形成無論財富差異、職位高低、社會地位差距,都能夠一視同仁、不法外施恩,不法外施刑,平等追究其法律責任與義務,才能最終體現出我國刑法的公平性。在此公平性中,決不允許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存在,也絕不可能出現影響刑法干預的實事。


      (二)刑法平等性量刑標準案例分析


      刑法公平性體現在針對所有公民合法權益的公平保護,進而在懲罰力度上一視同仁。案例1:2011年5月9日晚,高曉松因酒后駕駛,造成四車追尾。10日下午4時15分,高曉松因涉嫌危險駕駛罪被刑事拘留。有網友將醉駕者高曉松的成名作《同桌的你》進行了改編,新版名為“酒駕的你”,以此來調侃酒駕入刑后第一個被抓的名人。案例2:2010年10月16晚21時40分許,在河北大學新區超市前,一牌照為“冀FWE420”的黑色轎車,將兩名女生撞出數米遠。被撞一陳姓女生于17日傍晚經搶救無效死亡,另一女生重傷,經緊急治療后,方脫離生命危險。肇事者口出狂言:“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是李剛。”2010年10月24日,犯罪嫌疑人李啟銘因涉嫌交通肇事犯罪被望都縣人民檢察院依法批準逮捕。2011年1月30日,河北保定李啟銘交通肇事案一審宣判,李啟銘被判6年。在以上兩起案件中能夠發現,無論是社會名人,還是官宦子弟,在我國刑法面前絕不可能出現逃脫法律制裁的特權。這種平等性是維護社會公平的重要標的,一旦這種公平性被打破,法律正義無異于脫離了相應的執法效力。而針對企業平等發展的合法權益保護,也是刑法平等原則的重要表現。


      二、刑法平等原則在保護我國企業合法權益中的立法細則


      2015年8月29日我國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自2015年11月1日起實施。其中對于我國刑法保護企業市場運營環境的合法權益上進行重新定義與總結。主要為第二編的分則內容“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其中涉及八項具體細則:


      (一)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


      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中規定,以非法牟利為目的,在從事工商業活行為時,嚴重違反國家產品質量的管理法規。通過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牟取暴利且傷害到消費者或者用戶的使用利益,從而產生危害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必須受到刑法處罰,并以其利潤空間為量刑標準,在確定和司法鑒定之后予以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判罰和處置。


      (二)走私罪


      走私罪特指個人或企業故意違反海關規定,以經濟利益為驅使逃避關稅和海關監管,視情節嚴重劃分刑法量刑標準。其中涉及多項定罪標準,包括: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武器、走私淫穢物品罪、彈藥罪走私假幣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走私貴重金屬罪、走私文物罪、走私固體廢物罪等。


      (三)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


      《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中詳細描述了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的理解范疇。在企業申請公司登記時,如果出現虛假證明,非法文件、或者存在欺詐虛報相應的注冊資本,其欺騙行為是最為主要的非法行為。刑法對其情節嚴重程度、資本數額、后果嚴重程度進行了詳細規定。同時提出處三年以下拘役或有期徒刑,同時處罰注冊資本金額5%以下的罰金。


      (四)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


      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是指違反我國對于金融市場的監督管理執行效力,或者管理辦法和法律法規等方面。在涉及危害國家外匯、貨幣、證券、以及金融組織管理活動時,產生的破壞行為和市場秩序,可視情節嚴重程度予以處罰。


      (五)金融詐騙罪


      金融詐騙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的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一個犯罪類別。在金融領域中騙取保險金、信用卡套現、民間非法集資等,皆為金融詐騙的犯罪類型,在處以刑法判決時,依據情節嚴重程度,劃分處罰金額,依據判處標準。


      (六)危害稅收征管罪


      危害稅收征管罪主要為隱匿、變造、偽造、銷毀憑證或者企業會計帳簿,也是偷稅漏稅的具體判罰標準。視情節嚴重程度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以偷稅數額處以五倍以下罰金。除此之外,針對拒不繳納稅款等行為界定了判罰標準,如果存在威脅和暴力抗法的行為,可視情節嚴重程度,處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以拒繳稅款為基礎,判定五倍以下罰金。


      (七)侵犯知識產權罪


      針對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刑法量刑標準,依據我國《專利法》和《商標法》進行判決,同時根據《關于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以及《關于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確定違法行為以及犯罪類別。其中主要為未經注冊人許可使用同一注冊商標;生產或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擅自偽造注冊商標或知名標識。


      (八)擾亂市場秩序罪


      在我國刑法修訂案中,將擾亂市場秩序罪進行了類型區分,其中主要為: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虛假廣告罪;串通投標罪;合同詐騙罪。首先,損害商業信譽是指,商家對競爭企業進行的名譽損害,視情節嚴重程度予以二年以下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并處相應罰金。其次,虛假廣告罪主要應用在虛假廣告中的量刑標準,判罰標準同上。再次,串通投標罪是指招投標單位與投標人串通,嚴重損害了市場環境的公平性,處以罰金,并視情節嚴重程度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最后,合同詐騙罪是以虛假合同騙取當事人資金或財產,視情節嚴重程度最高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無期徒刑,并沒收財產。


      三、當前刑法細則在現實應用維度中的公平性缺失分析


      法律細則在不斷深入量刑標準的過程中,通過補充法案實現法律公平性。《刑法》自1979年7月1日至2015年8月29日,先后進行了9次修訂,其根本目標在于實現法律公平性,這種公平性的體現也是對于《刑法》平等原則的實際應用。然而目前在眾多行業中,其商業活動中存在挑釁刑法威嚴與嚴謹性的行為也是不爭的事實。為了保護多數企業的合法權益,打擊非法行為是《刑法》的執行標準與設立宗旨。但是如果現代企業無法從中找到保護辦法,或者刑法量刑標準無法落實,那么這種平等性也無從體現。目前我國刑法雖然在量刑標準上細分明朗,但是非法行為屢見不鮮。單以加大量刑標準,顯然并未解決市場公平性問題,部分企業面對暴利空間鋌而走險,成為對于刑法修訂案的最大挑戰。在八項定罪細則中對于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無微不至,然而出現少數漏洞的情況也不乏先例。其中主要存在三點問題:


      (一)商標法定論時的時間節點傾向


      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判罰標準依據《專利法》和《商標法》而進行最終裁決,但是在商標法中存在一個注冊時間的問題。案例三:美國著名運動品牌“NewBalance”在我國遭遇商標侵權訴訟。2015年4月24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這起備受關注的商標權糾紛案作出一審判決。該院認為,美國NewBalance公司在中國的關聯公司新百倫貿易(中國)有限公司因使用他人已注冊商標“新百倫”,構成對他人商標專用權的侵犯,須賠償對方9800萬元。在這起案件中,多數外資企業認為新百倫公司為受害者,但是依據我國《刑法》的平等性原則,對于我國企業的保護可謂真正落實。但是從反面來看,新百倫公司在美國發展為既定事實,早在1906年WilliamJ.Riley在美國馬拉松之城波士頓變成立了新百倫品牌公司。我國企業雖然注冊時間較早,但并未形成相對的品牌效應。那么我國保護國有品牌的過程中,是否應當斟酌國際輿論,這樣的判決是否會影響外資介入,并在我國市場內健康發展,是當前學術界在研究《刑法》量刑標準中的核心問題。既要保證量刑標準的合理性、平等性,是否也應當維護既定事實的法律依據。


      (二)金融詐騙罪量刑標準是否弱化


      近些年來金融詐騙罪在我國此起彼伏,小的民間借貸、信用卡套現、騙取保險金額,大到非法集資。根據《關于取締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中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以及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的《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針對非法行為的集資情況進行了補充說明,認定單位或者個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經有關部門批準,以發行股票、債券、彩票、投資基金證券或者其他債權憑證的方式向社會公眾籌集資金,并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資人還本付息或給予回報的行為。雖然在《刑法》量刑標準上給予了沒收全部財產,并處以無期徒刑。但是這樣的方式讓多數資金無法及時追回,而多數公民損失的資金和財產并未得到補償。是否應當重新考量刑法執行過程中,對于非法資金的追回是否可以得到與損失相對接的解決方案或者途徑。除此之外,多數非法集資款項轉移境外,我國刑法在保證平等性原則時,是否可以考量尋找突破口,并從其他方向補充處罰內容。如果定罪必須執行,資金損失的部分應當由社會還是政府來承擔,還是由受害者自己買單。重新量化刑法定性標準,應當以追回受害人損失為主,平等性原則勢必應當給予犯罪者嚴厲的懲處,但是也應當考量受害者是否能夠得到相應的補償,才能最終體現出我國法律保護措施的實效性和公平性。


      (三)擾亂市場秩序罪是否能夠契合電商發展


      眾所周知,在互聯網+的改革中我國企業飛速發展,其生產量和銷售量急速增加,市場飽和度隨之而來。這種飽和度并非完全出自生產企業,代加工、模仿、偽造等情況,同樣充斥在我國電子商務的零售環節。僅2016年度,阿里巴巴集團向司法部門提供了7千條售假線索,并協助警方刑拘700多人。運用大數據技術支持上萬警力辦案,查出來的案值超過30個億。依據我國《刑法》判處虛假廣告罪、危害稅收征管罪、走私罪、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8千多起。目前我國電子商務企業顯然重視了刑法定罪依據,因此更多出現的是無法查詢到合理的定罪標準,進而出現擾亂市場秩序罪缺乏有利證據。如果在阿里巴巴旗下的網絡運營商能夠得到大數據系統檢測,那么在更多網絡平臺中,如聚美優品、蘑菇街、京東商城等網絡銷售平臺中,其可控的商業行為并無法得到有利證據的保障。可以說,假冒偽劣商品是中國的問題,而并非阿里巴巴的問題。《刑法》僅能提供擾亂市場秩序罪的定罪標準,但是在收集證據極為困難的網絡環境下,平等性原則如何保障是目前最為緊要的問題。然而,各大網絡平臺配合我國司法部門查處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行為是必要職責表現,是否可以從中提供一種基于平臺管理者的量刑標準,從而輔助維護市場秩序并嚴格執行《刑法》平等性原則,支持網絡市場的健康發展。


      四、結論


      基于刑法平等原則分析企業權益的法律保護措施,是建立在《刑法》平等性原則基礎之上研究刑法量刑標準的實用性與契合度。在我國企業合法權益的過程中,維系公平的市場環境,也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必要途徑。《刑法》在其中起到了支持力和支撐力,對企業的非法行為進行懲處,也是維系市場環境的重要基礎。然而就我國目前的市場情況來看,《刑法》的量刑標準明顯存在弱化現象。


      其一,境外投資進入我國之后,依據《商標法》注冊合法經營權限,雖然能夠支持企業獲得經營權,但是也同時存在與我國其他企業的經營權限沖突,如果無法解決商標注冊的時間問題,是否應當酌情考慮降低刑法執行標準。


      其二,金融詐騙罪量刑標準僅以沒收全部財產和無期徒刑為最高上限,那么公民損失的資金如何補償,以及影響到的金融市場環境如何管制,也應當詳細補充到《刑法》之中。如果無法解決資金補充問題,是否應當重新考量以社會影響力和最終后果作為裁定依據,提高《刑法》量刑標準,達到“殺一儆百,以儆效尤”的目標,維護我國企業合法權益的公平性,以及公民的合法權益。


      其三,單獨處置電子商務非法運營的零售環節,是否缺乏普遍性。在《刑法》中引入對于電子商務平臺的處罰,是否能夠有效維護市場公平性,也都是當前補充刑法細則的重要方向。


      作者;呂元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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