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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法學范疇法定化分析論文(共3篇)

    來源:UC論文網2018-01-04 12:07

    摘要:

      最近幾年,我國的經濟在不斷的發展,經濟法學也是一門剛剛興起的學科,現代社會經濟領域的糾紛越來越多,社會對于法學專業的學生需要不斷提高。  第1篇:懲罰性賠償的經濟法學分析  一、經濟法屬性的客觀要...

      最近幾年,我國的經濟在不斷的發展,經濟法學也是一門剛剛興起的學科,現代社會經濟領域的糾紛越來越多,社會對于法學專業的學生需要不斷提高。


      第1篇:懲罰性賠償的經濟法學分析


      一、經濟法屬性的客觀要求


      “我國經濟法學界眾多學者認為該部門法是以社會為本位的法律。維護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社會公共利益是經濟法的根本目的。”[2]因此,經濟法屬性在本質上就是維護社會整體的經濟利益。懲罰性賠償使原告獲得比實際損失更多的賠償額,這部分更多的賠償就是對其維護了社會的整體利益進行獎勵。在市場經濟中,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不但會對特定的利益受損者的利益造成損害,還會對市場上不特定的眾多消費者的利益造成損害,從而侵害整個消費群體的利益。利益受損的消費者對經營者的這一不正當行為提出訴訟,主張權利,從表面上是為了其個人利益的實現,彌補他個人本身的損失,但是,我們追其行為的本質就會發現,他的這一維護自己正當權利的行為,首先是對經營者的不正當銷售行為的懲罰,也是對社會整體經濟利益起到有效的維護作用,存進市場經濟的整體利益長遠發展。因此,這部分額外的賠償就是其行為維護了整體社會利益,社會對其提出了公益訴訟從而維護社會整體的經濟利益進行的獎勵。這樣的獎勵,才能夠促使廣大消費者積極參與維權,與不法銷售行為作斗爭,確保整個消費環境良性運轉和社會整體利益,這與經濟法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3]


      二、經濟法宗旨的實質要求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宗旨的內容是,維護市場經濟秩序,防止和消除經濟運行中的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調,優化資源配置,保障國家經濟安全,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以實現經濟法主體利益的協調發展。[5]懲罰性賠償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懲罰,它能夠使違法行為人不但要賠償相應的受害者的損失,還要對侵害社會整體利益的損失“埋單”,保持社會成本之間整體平衡。當賠償金大于非法獲利的情形時,它能使蠢蠢欲動的違法者放棄實行違法行為的念頭,懂得違法行為損失較大不值得那樣去冒險,還不如進行合理合法的市場交易。不過它不可否認的表明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功能產生了巨大的正效應。這樣一來,違法行為人在事后因懲罰不但沒得到任何好處,而且還損失自己更多的利益,可謂得不償失,所以,可以引導行為人改變原來的計劃,“棄惡從善”。[4]不僅有助于按市場機制保障受害者的公平競爭權,更有助于維護健康、良好的公平競爭環境。


      三、經濟法內在精神的追求


      深入推敲懲罰性賠償的實質,它的確具有經濟法的內在精神。從維護社會全局利益方面還是實現實質正義理念方面,懲罰性賠償制度無時無刻不追求著經濟法的精神。懲罰性賠償制度在其功能方面的體現,從激勵功能來講,受害者從違法行為人的賠償中得到多余損害的利益,這無非也從側面激勵了受害者進行訴訟的底氣;從懲罰和嚇阻功能來講,把實行違法行為的違法人苛以較重的負擔,使其“永遠記事”,而下次他們在實施違法行為前,他們的心理預想就會多幾分顧慮,預期利益值比違法成本相減得出負數的情況下,違法行為人就會放棄自己的念頭和行動,實現懲罰和嚇阻功能的完美呈現。這一點對經濟法所倡導的優化資源的配置相契合。所以由此得出該制度最適合在經濟法所管轄的領域廣泛運用,特別是在社會主體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對懲治違法經營者的違法行為,威懾其二次違法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當然,筆者并不是認為任何地方、任何情況都可以運用懲罰性賠償責任,民事損害賠償就無力可使了。筆者認為兩者還要配合一起發揮其整體的實效,兩者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相得益彰,他們都使得法律責任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


      四、懲罰性賠償的經濟功能


      從經濟學上來看,懲罰性賠償的增加了經營者的違法成本。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懲治和預防違法行為相比其他損害賠償制度具有無法比擬的優勢。如果違法行為波及范圍廣,社會影響惡劣,社會秩序被嚴重破壞,那么可以試著對違法行為者施以較高的賠償金的懲罰力度,像每個國家賠償的標準不一樣,但是像美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懲罰強度大,有的時候可以瞬間摧毀一個企業的,這可以說是空前的或者災難性的后果。違法者面對強大的法律威懾作用,只能認清形勢,不敢再犯。在懲罰和激勵作用的相互下,使得經營者和受害者勇于提起訴訟,整體上也增加了訴訟活動的總體數量,相應擴大了對不法行為人的制裁范圍。這就是增加違法者違法成本的兩個主要方面,以此預防和震懾不法行為的再次發生。這樣,懲罰性賠償根據實際情況對違法行為人予以承擔較重的法律責任,可以使已實施違法行為的主體和即將實施違法行為的經營者增加心理預期的成本,對自己下一步的行為重新進行考量[6]。


      綜上可見,懲罰性賠償與經濟法十分契合,我們做此懲罰性賠償的經濟法學研究,就是為了更好的定位懲罰性賠償的經濟法責任屬性,只有這樣才能具體構建一套合法、合理、有效、可操作性強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來充分發揮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應有功能和效應,有效維護社會整體利益,保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威懾不正當銷售行為的再次發生,營造健康、有序、高效的市場秩序,同時為經濟法的制定和實施提供更好的保障。


      作者:高強


      第2篇:以經濟法學分析工資優先權的法定化


      在我國保護勞動者,提高勞動者地位,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協調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我國現階段經濟生活中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的現實問題。而工資優先權的法定化將有助于從最基本層面保障破產企業職工勞動力損耗的恢復與提高,從而為進一步解決相關問題奠定堅實法理基礎。《企業破產法》的制定為解決職工勞動債權和擔保物權清償順位問題,設計了一項頗具中國特色的工資優先權制度。初步緩解了在破產法訂制過程中一直爭論不休的勞動債權與擔保物權何者優先受償的矛盾,也為立法機關正確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途徑,此項新的制度設計并不是對這一焦點問題探討的終止,反而恰恰是進一步研究相關問題的開始。從業內目前對工資優先權的研究,大多從民法學或勞動法學考察,較少從其他部門法學尤其是從經濟法學角度考察,而從經濟法學角度研究工資優先權則可能會進一步增加工資優先受償的必要性、正當性的解釋力,從而彌補民法學或勞動法學理論解釋的局限。因此,從經濟法學角度研究工資優先權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優先權的緣起與發展


      優先權淵源于羅馬法,創設主旨主要是打破債權平等原則,即以實質正義代替形式正義。在18-19世紀的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后,優先權制度因其所具有的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及其賴以存在的社會現實基礎,各國基于社會的、歷史的以及立法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在各自的法典或實踐中予以繼承和發展。優先權的發展具體表現為:第一,優先權的類型日益擴大化;②優先權制度日趨完善;③規定優先權制度的國家范圍不斷擴大。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荷蘭、日本等國承襲了羅馬法中有關優先權的大部分規定并有所發展的法國民法典,都在不同程度上規定了優先權制度,成為各國優先權立法效仿的榜樣。


      目前,關于優先權為何種性質的問題,一直是民法理論中存在較大爭議的問題。根據是否承認優先權是一種獨立的權利,可以分為肯定說與否定說兩種觀點。一是肯定說,認為優先權是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即擔保物權說。二是否定說,認為優先權不是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而只是一種特殊的效力或清償順序,具體分為清償順序說和特殊效力說。


      2工資優先權立法概述


      工資優先權是一般優先權的一個下位概念,而一般優先權又是優先權的一個下位概念,因此要清楚全面地了解工資優先權制度,必須追根溯源,從優先權的歷史演進來把握優先權的社會基礎、種類以及功能,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了解工資優先權制度。關于工資優先權方面的論述越來越多,尤其是在論證工資優先權與擔保物權之間的關系方面更成為相關論述研究的一個焦點問題。而且相關研究應該說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表現:一是工資優先權的性質。二是工資債權與擔保物權之間的沖突與協調。三是工資內涵、工資權與工資債權、工資債權與勞動債權等相關問題的厘定。


      民法或勞動法學理論面對新破產法中工資優先權制度的立法設計,在解釋力方面已顯現出較明顯的理論局限性。本文將以目前經濟法學理論中已存在的基本共識為基礎并結合本人所贊同的“增量利益關系說”的相應理論,對新破產法中工資優先權制度設計的法理基礎等問題加以解釋,并在對其評價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完善建議。


      3工資優先權立法概況


      工資,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工業化時期出現的一種新的經濟現象,工資優先權則是從法律層面對這一經濟現象的回應與確認。因此有必要先從各國有關工資優先權的立法入手,探尋其背后的立法基礎。


      工資優先權是指根據法律的直接規定,勞動者因從事勞動而獲得相應的報酬請求權,并就債務人的一般財產享有優先受償的權利。工資優先權設立的直接原因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諸如尖銳的階級對立、自由權的極度膨脹、市場失靈等嚴重的社會危機。各國在福利經濟學和國家干預思想的指導下,紛紛采取包括設立工資優先權在內的一系列措施,旨在消除伴隨資本主義的高度化發展而產生的貧困和失業等社會弊端。工資優先權立法概述,各國有關工資優先權的規定,根據不同標準可以化分為不同的立法模式。


      3.1相對工資優先權與絕對工資優先權


      根據優先權效力的不同,工資優先權分為相對工資優先權與絕對工資優先權。所謂“相對工資優先權”是指工資債權與擔保債權發生沖突時,擔保債權被排除于破產財產之外先于工資債權受償。如:《日本破產法》第92條規定:“擁有在屬于破產財團的財產上的特別先取特權,質權或者抵押權者,對于其標的財產擁有別除權”。我國《破產法(試行)》第三十二條規定:破產宣告前成立的有財產擔保的債權,債權人享有就該擔保物優先受償的權利。有財產擔保的債權,其數額超過擔保物的價款的,未受清償的部分,作為破產債權,依照破產程序受償。所謂“絕對工資優先權”是指工資債權與擔保債權發生沖突時,工資債權先于擔保債權受償或先作為“相對工資優先權”在破產財產中優先受償,當破產財產不足時再從有擔保債權的財產中優先受償,亦稱為“超級工資優先權”。


      3.2實體法上的工資優先權和程序法上的工資優先權


      根據法律規定的內容的不同,可分為實體法上的工資優先權和程序法上的工資優先權。各國立法既有在實體法上規定工資優先權,也有在程序法上規定的,尤其是在民法典中未規定優先權制度的國家,由于其他擔保物權制度往往不能涵蓋優先權制度的內容,只得在程序法中規定特種債權的清償順序來彌補實體法中未設立優先權制度的不足。還有的國家,為了更好的保護職工等弱勢群體的地位,既在民法典中規定優先權相互之間的關系,也在破產法中明確規定破產債權的受償順序。如法國,除在民法典中存在工資優先權的規定外,亦在《法國破產法》中規定了破產財產的分配順序,第一個就是勞動法典所規定的有關勞動債權受到優先保護,債權數額確定之前,應當預先支付雇員的工資。


      3.3成文法上的工資優先權與判例法上的工資優先權


      根據優先權立法形式不同,可分為成文法上的工資優先權與判例法上的工資優先權。大陸法系國家受羅馬法的影響,一般將工資優先權以成文法典的立法形式加以規定。而以判例法為傳統特色的英美法系,對羅馬法優先權的繼受沒有體現在成文法中對優先權的規定,而是采取了功能化的繼受。它們沒有定型化的優先權制度,卻出于現實的需求采取了一些與優先權功能相似的制度。例如英美法上的“lien制度”及英美國家遺產管理和破產清算中,某些特殊的債權人如雇員等享有的“優先給付權”。綜上,各國關于工資優先權的立法模式之所以呈現諸多差異,除了政治、經濟、歷史、人文等因素存在差異以外,各國對工資優先權性質的不同認識,是導致工資優先權立法模式多樣性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了解相關工資優先權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工資優先權制度的法理基礎,定性工資優先權的性質,也就成為正確理解我國新破產法中工資優先權制度設計的必然。


      4工資優先權性質的法理分析


      各國有關工資優先權的立法例,主要存在兩種立法模式:一種以法國、日本民法典為代表,將工資優先權設定為一般優先權,視為獨立的實體權利,即認為工資優先權屬于一種法定擔保物權;另一種以德國民法典為代表,將工資優先權視為特殊債權的效力,即否認工資優先權是獨立的實體權利。那么,孰優孰劣,在前已有所論述,而工資優先權除了具有優先權的一般特征之外,還具有一些特有屬性,以下將在工資優先權的經濟法理論基礎方面做以下論述。


      4.1勞動力權的概念及權利基礎


      勞動力權不同于勞動權,勞動力權是市場經濟中發展的一種新生的權利。勞動力權是指勞動者與企業締結合約后,在國家法律制度限制條件下,由于使用其擁有的勞動力而引起的收益的權利,其本質上亦是勞動者通過勞動力使用權商品化后進入企業所形成的以獲取增量利益為目的,就企業重勞動力權理論是陳乃新教授提出的“增量利益關系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增量利益關系說作為經濟法學諸種學說之一,將經濟法定位為“經濟法是調整增量利益關系之法”。本文從經濟法學角度對工資優先權性質的分析,即是以增量利益關系說對經濟法的界定與理解為基礎。增量利益亦可稱為發展利益,按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是指人們對勞動產品超出勞動的費用形成的剩余而產生的利益,這種剩余對人們而言就是一種利益的物化形態。尚未實現的收益(如產品利益)相對成本來說往往表現為一種可期待的增量,因為收益在投入經濟成本之始,直至收益創造出來并實現這一階段,總表現為可期待的、潛在的、不確定的增量(變量)。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既得利益因其總表現為一定的存量,是一種存量利益,而期待利益表現為一種可期待的、潛在的、不確定的增量,是一種增量利益。可見,增量利益是指潛在收益中可期待的增加部分。把它概括為增量利益是為了更確切地表明它是一種協調管理生產與分配增量利益的經濟發展權。勞動力權雖然在憲法上還沒有明確規定,但一些國內法規對其內涵已有不同程度的解釋。


      4.2工資優先權與勞動力權的內在聯系


      工資優先權與勞動力權之間的內在聯系,可以從勞動力權與勞動權之間的關系方面考察。勞動力權是從更深層面、更廣泛意義上地體現對勞動者的保護。具體表現為,從權利主體方面,勞動力權人的范圍并不局限于企業中的工人,即狹義上的勞動者,還包括投入的決策勞動與管理勞動的企業投資者與管理者。從權利的內容方面,勞動力權是一個權利體系,它包括:①勞動者維護其勞動力再生產的權利。②勞動者自主支配勞動力的權利。③對企業財產的剩余分享權。勞動權與勞動力權中的勞動者維護其勞動力再生產的權利相競合。從權利的功能方面,勞動權只能保障勞動力權人取回勞動力商品的價值,至于勞動力權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卻被別人占有。根據這種分析,可以認為勞動權是勞動力權的主要表現形式或主要權項。而保障勞動權就需保障工資權(工資權又是勞動權最基本的一項權利)及工資債權,這不僅僅對勞動力所有者的生存有意義,而且勞動力的存在也是剩余價值源泉的存在,即是財產權人的財產保值和增值的必備條件,無論財產的保值還是增值都需要人的勞動力通過勞動來使它得以實現。因此,它比擔保債權的保障更重要。有擔保的債權可優先于無擔保的債權受償,但如果不優先保障工資債權,沒有了所有勞動力的人,一切都將結束。綜上,工資優先權應為工資債權效力的法定化形式,它既不是一項獨立的實體權利,也不是完全超然于實體權利之外的順序安排,而是工資債權內在效力與外在法律之合力。5完善相關制度


      對勞動者工資的保障與其說是一項制度不如說是一項系統工程。它需要社會各個方面、部門給予關注,而不只是勞動部門或司法部門的事。只有加強社會各部門之間的相互協調、密切配合,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在我國已成為較為常見的拖欠工資現象,才能真正實現維護勞動者權益及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目的。


      5.1對工資優先權的保障程度還應該進一步加強


      鑒于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夠完善,相關制度尚未健全的情況下,應給予在新破產法公布后享有相對工資優先權的破產職工以一定的傾斜性保護。可以享有在一定期限內有限度的“絕對優先權”,例如可以參照《德國破產法》第61條規定:“雇主破產時,破產前1年到期之工資、紅利、退休金及基于勞工關系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優先于一切債權及抵押權等受償”。


      5.2加強勞動監察隊伍建設


      目前我國的勞動監察力度不夠也是欠薪普遍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這又與勞動監察人員的不足有直接關系。以廣東省為例全省專職勞動監察人員配備嚴重不足。根據國家和省的有關要求,勞動保障監察人員與從業人員的配置比例應為1∶10000,但在我國各省份大多都未達到這個比例。


      5.3建立企業誠信檔案監控欠薪隱患企業


      針對工資支付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必須強化對用人單位勞動合同、工資臺賬和考勤檔案的綜合監管,積極改進和完善勞動合同標準文本,把工資支付的相關實現作為重要內容納入勞動合同,努力提高勞動合同簽訂率。建立企業誠信檔案,對存在欠薪隱患的企業進行重點監控,從源頭上遏制拖欠、克扣工資案件的發生。建立企業工資支付信息公開制度,制止欠薪逃匿企業轉移到其他地方新辦企業。


      5.4修改相關法律規范工資支付


      全國人大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包括加快制定《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處理法》等法律和修改完善《勞動法》,以便在立法上采取“或裁或審”的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確定勞動仲裁與一般商事仲裁一樣的終局裁決的效力,法院僅在仲裁裁決書的執行階段加強對其合法性審查。同時應在《刑法》中增加有關條款,例如對欠薪逃匿等嚴重違法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條款,妥善解決公安等部門對欠薪逃匿的處理無法可依,改變對欠薪逃匿者缺乏嚴厲的處理和制裁措施的現狀。


      作者:于堯


      第3篇:從范疇化論經濟法學范疇


      摘要:現有經濟法學范疇理論框架以經典范疇理論為基礎。將經典范疇理論僵硬地移入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的構建過程,存在邏輯缺陷與語境不適的困境,已造成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眾說紛紜的局面。反思此種問題,可將語義哲學中的相關范疇化理論作為分析工具,對經典范疇理論、原型范疇理論、家族相似性理論在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的范疇化過程中的作用進行比較,在統一經濟法學范疇理論問題時,應維護經典范疇論的客觀性,兼容原型范疇論、家族相似性理論的社會性與建構性,把超拔的邏輯從先前抽象的高度降低到歷時和共時的社會語境中,有助于得出科學的結論。


      關鍵詞:經濟法范疇;經典范疇;原型范疇;家族相似性


      中圖分類號:DF41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4.04.09


      前言經典范疇理論是我國當前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的基本理論框架,基于這一理論框架建立統一的范疇理論體系,是經濟法學理解和解釋過程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也是經濟法學基礎的理論問題之一。我國學者通過運用傳統范疇理論,創造了各具特色的經濟法學范疇理論成果。對該問題的研究成果多從建立統一的經濟法學范疇理論體系角度出發,但在更為多維的視野下把握經濟法學范疇化理論的基本立場則較為欠缺。范疇化作為我們認知世界的基礎與橋梁,在這座橋梁的兩端,則是人類的認知與認知對象之間,其作用就是判斷此認知對象是否歸屬于某一具體范疇,因此如果缺乏范疇化的能力,人類對自身之外的世界或周邊的社會以及人類自身的精神就不能充分認知和辨析。因此本文擬以語義哲學中的相關范疇化理論為分析工具,以現有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為對象,試論證經濟法學范疇理論體系的統一性問題。


      一、問題與理論之交疊——經濟法范疇理論眾像作為經濟法學長期討論的基本理論問題,對經濟法學范疇的關注源于經濟法學對自身發展的拷問,即經濟法是否有自己理論上的邏輯起點?經濟法是否屬于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學是否構成一個獨立的學科?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的現有問題在于其既不能在理論中為經濟法的制度設計提供統一的基礎和標準,也無法在實踐中為經濟法制度的應用起到導向作用,經濟法學基礎理論指導經濟法學應用的弱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在以往討論經濟法學范疇化理論的過程中,其基本思路以張文顯教授引入的法哲學范疇理論作為出發點構建經濟法范疇理論框架。張文顯教授將“法學的范疇體系劃分為本體論、進化論、運行論、主體論、客體論以及價值論六大類型,在法學范疇體系內部,由于范疇所包容的知識量和結構量的差別,可以劃分為普通范疇、基本范疇和基石范疇等不同層次。普通范疇是對法律現象的某個具體側面、某種具體聯系或某一具體過程的比較簡單的抽象,屬于初級范疇。基本范疇是以法律現象的總體為背景,對法律現象的基本環節、基本過程或初級本質的抽象,屬于法學理論的基本概念。基石范疇則是基本范疇中的主導范疇,它構成了整個法學范疇體系的邏輯起點和基石。”[1]


      在相關研究中,學者們的視野都著眼于普通范疇、基本范疇和基石范疇等不同層次,且致力于統一經濟法學范疇體系理論。就基本范疇的經濟法學解釋而言,其界定直接影響著經濟法學基本理論研究的視角與思維定式,決定著范疇體系的要素衍生、結構聯系以及推演方向,其科學性直接關涉經濟法學理論體系的合理性。因此有關經濟法學范疇的理論經過多年的探索,尤其是對基本范疇的探討,出現了許多相關成果,但又相對缺乏自證性。如程信和教授將國民經濟發展、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協調和國家經濟安全歸納為經濟法學基本范疇,并將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概括為自由、競爭、秩序、調控。劉劍文教授認為經濟法律關系、經濟法主體、調制行為、調制權力、經濟法的權義架構、經濟法責任等可以作為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岳彩申教授以“經濟權利說”為思想路徑闡發出經濟法基本范疇,并詳細考量了經濟自由權、經濟平等權、國家干預權這三個最主要的基本范疇。魯籬教授把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概括為經濟治理權和經濟自治權,這是從權力—權利的路徑思考得出的觀點。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曾遠:從范疇化論經濟法學范疇面對現有豐富的經濟法范疇理論成果,怎樣才能達成一定程度的共同認知?在經濟法學范疇理論中這樣的觀點俯拾皆是,長期的視覺感應和不斷地重復必然影響我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如果這樣的觀點正確無疑,妥當之至,則無可厚非。問題是,如上的說法均存在值得商榷之處。筆者無意提出新的經濟法范疇概念,更多地將思考轉向經濟法范疇的提煉過程,即范疇化的相關理論,這正抑或導致了經濟法范疇理論眾說紛紜的現象。


      二、范疇理論之反思——提煉過程的先天缺陷如前所述,經典范疇理論是我國當前經濟法范疇理論的基本理論框架,學者們基本上是以經典范疇理論為其理論框架構建了經濟法范疇理論。最早關于范疇化現象的記載見諸于亞里士多德《范疇篇》,他認為充分與必要特征共同定義了范疇,范疇的特征有明顯的二元性和明確的邊界,在同一范疇中的成員地位平等,這便是經典范疇理論的形成基礎。在相關成果的論述中,可見諸于眾多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的提煉思維過程,筆者將其歸納為以經濟職權為基本范疇、以經濟權力為基本范疇和以權力—權利為基本范疇的經濟法學范疇理論體系框架,這幾種觀點的提煉過程都沒有越出經典范疇理論的邊界,均著力尋找經濟法生發的邏輯起點。將經典范疇理論移入法學并構建法學范疇體系,經濟法學范疇理論體系的構建應當延續這一思路,是大多數學者的立場,即經濟法普通范疇、經濟法基本范疇和經濟法基石范疇等不同層次的理論框架。深入分析這些觀點的提煉之邏輯過程就會發現,其中一些觀點存在著機械套用經典范疇理論的缺陷,難以得到更多的認知。


      在《經濟法基本范疇》一文中,邱本教授列舉了經濟法學的四個基本范疇,但并未給出之所以將之列為基本范疇的原因,也缺乏對經濟法學范疇這一概念的解釋,全文對經濟法學范疇的論述與解釋尚處于自而為之的狀態,也即其對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的概括是在已經明確的前提下對具體的經濟法學范疇理論進行深入實然的辨析論證。“經濟法學的范疇,首先應屬于一般法學,其次屬于部門法學,同時也兼具有經濟學、行政管理學、社會學以及科學技術規范的某些屬性……發展、公平、安全,既反映權力,又反映利益,是權力和利益的統一。圍繞著發展、公平、安全,還會產生其他許多范疇,從而形成經濟法學的范疇群這一提煉的過程。”[2]這一邏輯前提的缺陷就在于僵硬地沿用張文顯教授的法學范疇體系框架理論,將經濟法學范疇理論作為其對相關范疇論設張舉措的解析,基于這一預設就難以獲得有效的認知,類似的情況存在于很多學者的成果中。也有部分學者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并就經濟法學范疇體系的構建邏輯與合理性問題進行了探討——“經濟法的基本范疇是否可以較為明顯地反映經濟法的特質,能不能給人以準確的印象并且不至于使人誤解。”[3]“范疇的界定是否可以做到邏輯上的自圓其說也是考察范疇是否科學的重要指標。”“經濟法學范疇根據其內部各個不同范疇所反映的法律現象的深度、廣度及抽象化程度不同,可以將經濟法學范疇劃為普通范疇和基本范疇。普通范疇是對經濟法現象的某個方面、某個過程或觸及本質的比較簡單的抽象和提煉,其抽象化程度和反映的范圍要低于基本范疇。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則是對經濟法調整和實施范圍內的所有法律現象的概括和總結,其抽象化程度高于法學的基本范疇。”[4]“經濟法作為凝結人類最高理性的一種法現象,亦應以基石范疇為邏輯起點和推演主線構建自身的范疇體系。”[5]“由于經濟法與其他法律規范一樣是由概念構成的規范,而且經濟法的其他范疇是在初始范疇之后產生的,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的區分自然是從初始范疇開始的,因此,研究經濟法的范疇體系必然從研究初始范疇開始。恰當地確定經濟法的初始范疇,能夠為我們認識與思考經濟法的問題提供恰當的邏輯上的切入點。”[6]


      經濟法范疇理論自誕生至今歷經數十載,“大多數經濟法學界的同仁們都認為,經濟法主要關注的是如何對市場經濟無法自主調節或者基于社會公平理念的要求有必要調整的領域進行外力的干預,進而使市場經濟更順利和公平地發展。”[3]86但在這樣的邏輯過程中,機械地套用經典范疇理論得出的結論“在表面上給人以不統一甚至是雜亂無章的感覺”[3]87。就經濟法學理論研究而言,從法哲學/法理學中借鑒其傳統的經驗固然是可取的,但如果對法哲學/法理學的經驗借鑒過于機械,則顯然走上了形而上的道路。盡管法哲學范疇理論能夠發揮其理論基礎的作用,但每一個“成熟的”法學學理都存在適用的“邊界”,在面對經濟法從“前”法規向“常”法規轉型的過程中,其對經濟法制度的設計和運用的可適性是有限的。


      三、共識幻滅之成因——范疇化理論運用的失當以上眾多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普遍承認,沒有形成共同的認知,在于在經濟法范疇的研究過程中,這些觀點的爭論緣由與焦點往往是對觀點的概念、范疇內含理解不一所致。不可回避的問題在于怎樣解釋這些理解的偏差,其根本原因在于經典范疇說在經濟法范疇理論形成中的缺陷,而人們卻很少注意到這一點,導致無形之中給人們的思維造成誤導和混亂。


      在眾多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的成果背后,應該看到,經濟法范疇理論的范疇化是一種抽象認知思維表現。經濟法范疇理論的不統一甚至雜亂無章的現象,就在于對范疇理論運用的失當,未能合理運用范疇化理論進行范疇提煉。經典范疇理論是“存在論的追問基點,也塑造了本質主義的思想模式。典型的本質主義將事物的性質區分為本質與偶性,認為只有對本質的認識才構成‘真知’,一旦我們獲得了相應的真知,即可對事物或概念做本質定義的界說。因此,只有本質定義才是‘X是什么’的正確回答。這樣一種思維模式既是我們廣泛運用的,也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與此同時,它也使我們陷入了思想的困境。”[7]經典范疇論長期作為一條真理被哲學及大多數學科的主流所接受。這一理論與張文顯教授將哲學范疇理論引入法學領域時所構建的法學范疇體系有著密切關聯。正是機械植入相關經典范疇理論,沿著已有的法學范疇理論路徑,沒有具體考察經濟法生成的歷史條件和邏輯起點,對經濟法沒有全面具體的認知,形成了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的路徑依賴,并造成其止步不前的困境。


      經濟法學者往往認為,只有抽象出經濟法的最初起點,也即最本質的定義,才能確定經濟法學的范疇,并和其他學科區分開來。換言之,只有那些包含了經濟法學最本質的特征或反映了經濟法學根本性質的概念,才能囊括進經濟法學的范疇理論中。但另一方面,學界對經濟法的定義,呈現出眾說紛紜的局面,其原因在于對范疇理論缺乏更多或深入的認知和理解,如經濟法學者們對認知心理學家Rosch提出的原型及基本層次范疇理論(簡稱原型理論)缺乏根本性的認知。“原型理論認為,范疇內各成員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典型成員被稱為原型,原型被作為范疇化的認知參照點。”[8]“在原型理論中,范疇化是一個將事物與原型進行比較,根據其與原型是否存在足夠的相似性來決定其是否屬于某個范疇的過程,要求每一個原型之外的成員必須與原型共有一個以上的屬性。”[9]


      在20世紀上半葉,西歐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學生涯的代表作《哲學研究》中針對西方傳統哲學的缺陷,在語言哲學領域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理論。他認為并不是所有的范疇化都需要依靠經典范疇理論,在一些范疇中依據其成員的屬性的共有特征進行界定,似乎難尋蹤跡,范疇各成員間的屬性更多以相似或相近的狀態存在,并且這種成員間屬性的相似性形成了成員之間交疊的范疇網絡。在經濟法學范疇理論中,存在經典范疇理論主導的路徑依賴現象,因此在已有的經濟法學范疇理論中將經濟法學基本范疇的某一概念作為其他層次范疇成員的共有屬性的思維,沒有得到學者們的共同認知,相反,經濟法學基本范疇不同觀點共存的現象似乎說明了“家族相似性”所認為的成員屬性非共有性的邏輯證成。


      “由于經典范疇觀將范疇的本質定義為‘共相’,即范疇的本質是由其全體成員的共有屬性決定的,然而維氏的‘家族相似說’卻否認范疇的各個成員之間存在任何共同的本質,向“共相說”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因而被后人稱為‘反本質主義’的綱領。”[10]在范疇化問題上,家族相似性是對原型范疇理論的延續,因此二者的概念在許多學者那里是互換使用的。但必須看到任何范疇理論均存在理論的邊界,原型范疇的理論結構在范疇中并不能完全適用,相對的是某些范疇可能需要維氏的“家族相似性”作為認知出發點,這就導致了家族相似性與原型范疇理論在適用范圍方面的剝離。


      在反思相關理論的過程中,全面認知經濟法的產生與傳統法律的生成有著歷史和邏輯上的統一和差別,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經典論把范疇理解為對事物本質的揭示,原型論則以經驗主義為基礎”[11],“這些范疇理論雖然各有獨特的解釋力,但是由于經典與原型范疇論各執一邊,在對世界事物的解釋方面必然存在某種片面性……所以,站在某一邊的立場而破斥原型范疇論或經典范疇論都有失公允。”[11]67


      四、范疇提煉之修正——透視范疇再論經濟法根據前文的分析,透過范疇理論來重新“諦視”經濟法,前述經濟法范疇理論的提煉可以做出相應的修正。


      經濟法學范疇的范疇化作為一種主觀認知的抽象活動,也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產物,這一范疇化的過程形成了有關經濟法學范疇體系的豐碩成果,學者們殫精竭慮地為經濟法學范疇尋找統一的理論基因,甚至不惜武斷地把某種觀念作為經濟法學基本問題,去構造統一的經濟法范疇體系。但是,經過時間的證明,又不得不從眾說紛紜的經濟法范疇定義及范疇體系的構建中,時時回到經濟法的發展實踐去尋求新的定義。“范疇認知過程的語境特征正是范疇理論依賴于語境的具體體現,因此,語境進路是范疇理論新的可選項,語境因素成為觀察和認知事物的角度,因為范疇在建構過程中,必然有語言與非語言(時間、地點、場合、話題、主體的身份、地位、心理與文化背景、交際的目的、方式、內容所涉及的對象以及各種伴隨話語結構的副語言特征)等多種語境因素。”[12]從“語境”視角審視范疇化,對“范疇”的理解不再是認知研究的結果,認知范疇不可能是純客觀的認知,“范疇”轉進成為認知研究的目標,將認知的結果理解為對認知對象本身的理解,因此對范疇的理解更有賴于具體的語境。“語境論”是在反思甚至解構傳統經典范疇理論所反映的本質主義、普遍主義世界觀以及方法論的基礎上強調近現代社會的歷史、文化、經濟條件下經濟法的存在價值以及有效發揮經濟法特有的社會本位主義功能的有效方法。“語境論”在構建經濟法學范疇體系時,不僅應重視經濟法學范疇體系與法學經典范疇理論的銜接,也應反映經濟法學與傳統部門法學不同的現代性特征。


      在此背景下,基于經典范疇理論框架構建的經濟法學范疇理論體系存在的不適應經濟法學發展的問題,即經濟法學的范疇與其他部門法學的范疇可能存在概念與價值上的交疊,這與構建范疇理論體系進而與其他部門法學相區別的初衷南轅北轍,如社會法與經濟法的價值理念的交疊問題。從這一現實理論問題出發,筆者對經典、原型、家族相似性以及共有屬性在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的范疇化過程中的作用進行比較。對范疇化的認知過程,原型理論認為應當依據所認知對象的相似度與相應的原型范疇的匹配度來判斷認知對象的范疇歸屬。相似匹配的剖斷存在兩種路徑,首先是依據認知對象的特征為剖斷基礎,“屬性是對事物特征的分解”[9]27;第二種路徑“依據對象的格式塔特征或圖式作為認知路徑,格式塔特征或圖式是對事物抽象的完形感知”。“在原型理論中,原型既可以是范疇中的典型成員,也可以是從范疇成員中概括出來的圖式。經典范疇觀與家族相似性原都是以事物的屬性為判斷依據的”[9]27,因此,立足于這三種范疇觀對屬性的不同看法以及在范疇化問題上對屬性的不同要求的比較,并將之應用到經濟法范疇的范疇化中,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對于屬性的認知,存在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例如,概念的屬性是認知對象的客觀特征、認知主體的主觀認識以及事物的屬性認知路徑的存在根據。在這些問題中,事物屬性的范疇化主題有兩個:首先,事物不同的屬性在范疇化中存在的功能定位問題;其次,范疇內各成員之間因共有屬性的隸屬問題。“經典范疇觀、原型理論和家族相似性原則在這兩個問題上有著不同的回答。傳統范疇觀將事物的屬性看成事物的客觀特征,有本質特征和非本質特征之分,并主張范疇化必須以共有特征為充分必要條件。”[9]27經典范疇理論已被證明是存在著理論的天花板,經濟法學范疇中的范疇成員需要一個或一組充分必要條件來定位其功能,由于這些范疇成員存在著內含與外延的等級差別,形成了尋找經濟法學范疇中各成員的共相的命題。破解這一命題,需要注意到經典范疇理論在經濟法學范疇理論的范疇化中理論預設的主觀的完美傾向性,與經濟法學的產生發展邏輯存在矛盾,經濟法學的產生與傳統民法有著巨大的歷史差異與邏輯鴻溝。因此,法學范疇理論體系可以很好地適用于民商法理論中,在經濟法理論中直接套用則產生了“南橘北枳”的現象。


      原型范疇理論對于認知對象的屬性和特征的定位限于認知主體主觀局限的狀態,而無絕對客觀的認知。由于認知對象的屬性組合不限于某一或一些特征,導致范疇化對認知對象本質特征的區分并未嚴格界定。“Rosch曾針對基本層次范疇的范疇化提出了線索有效性根據。以認知對象與某一范疇的原型是否存在足夠的相似性來判定其是否屬于該范疇。它的靈活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比較的對象方面,用典型成員的屬性代替了傳統范疇觀的一個或一組所謂的本質特征;二是在比較的程度上用‘足夠的相似性’這樣或然性較大的概念代替了‘當且僅當具有某某特征’這樣的絕對概念。”[13]經濟法范疇的范疇化思路是依據經驗主義路徑進行證成,還是依據科學主義路徑證偽,原型論給出了有價值的參考思路。


      “家族相似性”中關于范疇化的程度比原型理論更進一步。“據目前對范疇化的理解,我們不僅需要以共有屬性為前提條件,也要根據認知對象與原型的相似性的大小來劃分范疇,而‘家族相似性’被認為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共有屬性。”[10]59“家族相似性”理論的內涵與“共相說”是對立的,其在語言學哲學中認知的是范疇中各成員之間屬性的相似點,因此在“家族相似性”中的范疇化與經典范疇理論和原型范疇理論相比,在某種程度上理解更加具體。“家族相似性”理論更注重通過范疇成員的相似性的匹配度來定位各成員在范疇中的位置和關系,這與范疇化理論存在著不同的理解。首先,共相說或本質主義與家族相似性相對,能否否定一種或肯定另一種?在某種程度上,“家族相似性”發現了經典范疇理論“共相說”的邏輯缺陷,但完全漠視了范疇中各成員的屬性的共同之處,這導致了依據“家族相似性”的范疇化所出現的反本質主義傾向。其次,我們應該把“家族相似性”放在何種位置去理解?李紅指出:“將家族相似看成是一種范疇化的普遍原則,是對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概念的誤解,認為在維特根斯坦的系列論證過程中,他根本沒有提到‘家族相似’這個概念是適用于所有范疇的,他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提出一種關于概念的共同特性的普遍理論。”[14]在現有經濟法學理論范疇中,關于經濟法基本范疇的討論最為熱烈,經濟法職權、經濟權力、經濟權利等觀點所反映的經濟法學范疇的本質概念是不一樣的,如果依據家族相似性的觀點進行范疇化,則可能進一步加劇現有范疇理論的無序化狀態。


      經濟法學范疇的范疇化作為思維抽象的活動受到眾多繁復因素的影響,在相關范疇的層次體系劃分中,不僅僅需要經典范疇理論為范疇化的依據,還應當重視范疇化是一個在龐雜環境中漸進往復抽象的過程,即實際的范疇化過程是經典范疇理論、原型范疇理論、“家族相似性”理論在認知對象共有屬性問題上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等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過程。對于范疇而言,我們不可能通過直視的角度觀察到它所具有的抽象性與具體性,只有結合一定社會和文化背景,才可能對其產生更深刻的認識。但對于不同層次的經濟法學范疇而言,不同的要素所占據的突出地位不一樣。原型范疇在經濟法學基本層次范疇的范疇化中占據了突出的地位,家族相似性則可能在某一具體的經濟法學子部門學科的范疇中的作用比較突出。


      作者:曾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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