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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樂死論文精致采編(共5篇)

    來源:UC論文網2017-12-04 11:32

    摘要:

      安樂死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死亡方式,由于它的本身概念比較模糊,所以它實施的難度也是非常大的,這是人們一直不能解決的難題,但因其對生命的主動剝奪而飽受質疑,有關安樂死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法理要求的探討不絕...

      安樂死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死亡方式,由于它的本身概念比較模糊,所以它實施的難度也是非常大的,這是人們一直不能解決的難題,但因其對生命的主動剝奪而飽受質疑,有關安樂死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法理要求的探討不絕于耳。盡管可能會導致一系列倫理、法律層面的問題,但其積極價值同樣受到追捧。從法理學的層面來分析安樂死,探究安樂死背后所涉及到的生命倫理、基本人權等問題,具有積極價值和意義。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于安樂死的論文范例,歡迎大家閱讀借鑒。


      第1篇:我國安樂死立法合憲性研究和路徑選擇


      1.安樂死概述


      什么是安樂死?安樂死(euthanasia)一詞的來源于希臘文,它是由“死亡”和“美好”兩個字所組成。它通常指讓病人無痛苦去世,即病人在患有不治之癥、生命垂危的情況下,同時在軀體上和精神上受到極度的痛苦,由病人提出請求,經醫生認可,采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情況下結束生命的行為。也有學者認為,它是指對于患了絕癥,瀕臨死亡的病人,由于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本人或其家屬要求讓其安樂地死去時,醫生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樂死去的行為。但筆者認為,將家屬作為申請安樂死的主體是不妥的。這是因為任何人無權決定他人的生死,只有患者本人才能提出安樂死的請求,其他親屬或朋友不得代為請求。法諺有云:“權利不及于他人人身。”個體不能跨越這條線來主宰他人人身,決定他人的生死。


      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安樂死具有以下幾種特有的屬性:


      (1)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必須是正在經受劇痛的折磨、瀕臨死亡的在當前的醫學條件下沒有一點存活希望的患者。


      (2)實施安樂死措施的初衷只能有一個,必須是減輕和解除患者不堪忍受的事實痛苦。也就是說,實施安樂死的動機必須純潔,道德。要是為了牟利、繼承遺產或是拿到高額保險等這些不道德的目的,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是斷不能歸入安樂死的范圍內的。


      (3)患者在提出安樂死請求時必須證明其意識是清醒的,是自愿提出安樂死請求的。以此確保患者的安樂死請求是在其知情的前提下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符合其意思表示的行為。


      (4)最后是安樂死的實施方式,必須是符合人道的無痛的。安樂死,顧名思義,就是從容而安詳地死去。實施安樂死是為了使備受劇痛折磨的患者安然離世,再也不用忍受痛苦。因此要想實施安樂死就必須符合人道主義原則和社會倫理道德,并且做到使患者安然無恙地無痛苦地離開人世。


      2.國外安樂死立法合憲性主要模式與分析


      2.1國外安樂死合法化的主要模式


      世界上已經有不少國家在法律上賦予安樂死合法地位。根據這些國家對安樂死立場的不同,大致可以劃分為立法模式的國家和判例法模式的國家。采取立法模式的主要有荷蘭、比利時、美國的部分州、澳大利亞的部分地區等,這些國家通過立法的形式承認了安樂死的合法存在,為了避免安樂死被濫用,他們還制定了一系列嚴謹的制度來規范安樂死的實施。采取判例法模式的國家有日本和英國等。通過司法判例來實現安樂死的合法化,可以在發揮司法功能的同時有效減少與現行法律規范的沖突。


      2.1.1荷蘭立法模式


      荷蘭是世界上第一個針對安樂死進行立法的國家。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上議院通過了安樂死法案,其正式生效日期為2002年4月1日。


      1984年荷蘭高等法院推翻了對一起醫生為患者實施安樂死案件的有罪判決,判決是遵循了荷蘭皇家協會認可的三個允許安樂死的條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須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難以忍受的無限折磨;患者必須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樂死。而且,荷蘭醫生并沒有決定安樂死的權力,他們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否則將受到起訴。這正是著名的鹿特丹案例。國家安樂死委員會1985年發布報告建議“把由醫生遵從了這三個條件而實施的安樂死當作是刑法里謀殺的一種非法性的例外”。


      荷蘭的安樂死行為雖然得到了法律的認可,但實施安樂死必須嚴格遵守法律規定,否則將會受到法律的嚴懲。


      2.1.2比利時立法模式


      比利時是繼荷蘭之后第二個通過立法形式把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2002年5月16日,比利時眾議院通過一項法案,該法案明確規定了醫生按條件實施安樂死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確立了“無罪且免責”的立法模式。根據該法案的規定,實施安樂死的前提是病患遭受著“持續的和難以忍受的生理和心理痛苦”,并且確定病患的病情已經到了無法痊愈的程度,病患還必須滿足“成年和意識正常”,能夠在沒有外在壓力的情況下經過理性思考獨立提出安樂死的要求。


      2.1.3日本判例法模式


      日本是亞洲國家里第一個以判例形式準許實施積極安樂死的國家,但日本至今尚未制定關于安樂死的成文法。


      1950年,根據東京法院的判決,安樂死行為受到了法院的支持。判決認為,安樂死行為是屬于緊急避險,不應該受到刑事處罰。1960年,名古屋法院規定了安樂死適用的條件,從而為安樂死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礎。在這個規定中,只有當病患在意識清楚的時候做過自愿實施安樂死的意思表示,才可實施安樂死。1995年,日本橫濱地方法院列出允許積極安樂死的四個條件:一是病患遭受了無法忍受的肉體痛苦。二是病患已經瀕臨死亡。三是病患的病情無法治愈,在嘗試了所有能夠嘗試的手段后,仍然找不到挽救生命或減輕其痛苦的治療手段。四是病患本人清楚表達了放棄生命的愿望。


      2.2國外安樂死制度要素分析


      安樂死制度實施的要素主要分為實體要素和制度要素。


      實體要素包括:(1)申請人必須經過醫學判定患有醫學上規定的不治之癥;(2)申請人必須達到法定的年齡,一般是要求年滿18周歲;(3)申請人必須出于自愿。


      程序要素包括:(1)患者申請程序,為了從源頭盡量杜絕安樂死被濫用的潛在風險;(2)醫學鑒定程序,其目的是科學地判斷申請人是否具有醫學上的“不治之癥”;(3)司法裁定程序,為了實現國家對公民生命權的保護義務,實現安樂死合法化;(4)事后審查監督程序,為了最大程度保護公民的生命權,防止安樂死的濫用。


      3.我國安樂死立法的憲法理論基礎


      本文認為安樂死立法的法學理論分析應該首先從憲法學角度開始。莫紀宏指出“憲法學再也不能停留在對歷史的梳理和對價值的描述上,憲法學要為解決實踐中所提出的復雜和最尖銳的法律問題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解釋方法和解決方案。”面對安樂死這一現實問題,我們的憲法無疑應該表明態度并起到指引和評價作用。


      3.1安樂死立法與生命權


      安樂死在憲法上體現為對生命權的認識。基本權利,也稱之為人的自然權利,是人與生俱來的,基于人之所以為人所應享有的,在先于國家的自然狀態中就具備的權利。作為人的三大基本權利的生命權,是以自然人的性命維持和安全利益為內容的人格權。我國現行憲法未明確規定生命權,但是“是否在憲法上直接規定生命權并不影響生命權作為基本權利的屬性與價值”。無論從重要性來講,從常識來講,還是從理論上說,抑或從自然法的角度看,生命權都是一項基本權利(自然法上的基本權利),而且,基于提高公民生命意識的迫切要求;基于保護公民生命的現實的需要;基于完善現行憲法的必然要求;基于履行國際客觀義務的要求,生命權在我國當前具有入憲的必要性。


      3.2生命權的放棄


      有時維持生命是善,有時舍棄生命是善。在安樂死這一問題下,生命權面臨的疑慮是這種基本權利可否放棄。人到底有沒有自主選擇安樂死的權利?憲法上的基本權利的放棄是權利主體以其相對于國家的地位,表示在特定的情形下以及一定的時間內,不行使其因享有基本權利而帶來的某種權能,或是同意國家干涉其基本權利。那么,生命權是不是包括生命自主權呢?


      筆者認為生命權包含一定的生命自主權。第一,完整的生命權的內容應當包括生命存在權、生命安全權和一定的生命自主權,有限的生命自主權是人權的體現。當絕癥患者為了不再忍受身心上的極度痛苦,依照嚴格的法律程序選擇安樂死的權利,就是這里所講的一定的生命自主權。該觀點的成立能夠解釋安樂死在荷蘭、比利時合法化的實踐。“延續一個人的生命與結束一個人的生命之間的選擇與這種自我決定的權利緊密相關,所有的人都必須被允許做自我決定的權利,對于死亡不可避免而又遭受極大痛苦的病人來說,滿足他們人生最后一個要求是人道的,他們應當有這個權利。”這是荷蘭著名人道主義學者范龍的觀點。第二,生命權的本質不僅是維護權利人的生存及安全利益,更重要的是自然人有尊嚴的生存的權利。安樂死從生命價值上體現了對生命無限的崇敬,使病患在無法回避死亡時,有了一種可以主動選擇,可以減少痛苦的離去方式。


      3.3生命權與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


      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理論始于德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1975年中止妊娠案的裁決中首次承認了基本權利的這一功能。所謂基本權利之保護義務,依判例及學說見解,系指國家負有保護其國民之法益與憲法上所承認之制度的義務,特別是指國家負有保護國民之生命和健康、自由及財產等義務(ChristianStarek,2006)。基本權利是個體針對公權力的主觀防御權,同時還有憲法的客觀價值秩序之內涵。


      生命權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國家應當對生命權負有保護義務,即尊重和保護公民的生命權。理所當然,國家對瀕臨死亡的絕癥患者也有保護義務。但是這種義務更多是針對權利人以外的第三者,具有外向性。國家雖通過積極行使權力來保護受威脅的人民,但這并不表示人民就此成為國家權力行使的客體,如果國家基于保護義務而強迫人民接受其保護,豈不是削弱了人民基本權利主體的地位。因此,國家的保護義務不能用來對抗受益主體侵害存在于其本身法益的行為。國家對生命權的客觀保護義務不應成為對生命自主權行使的障礙,病患自愿主動放棄生命權應得到尊重。


      筆者認為主張安樂死并不等同于放棄國家對基本權利的保護義務,此時國家對生命權的保護義務具有相對性,即國家保護義務存在界限,如一位學者所說:“無論我們用哪一種方式去說明國家的職責,它都不能超越那個職責而不使己被挫畋。如果看作保護者,我們發現一旦它做的事情超出了保護的范圍,它就變成了侵犯者而不是保護者了。”


      4.我國安樂死立法的路徑選擇


      4.1建議安樂死的定義為有條件的生命自主權


      我國對安樂死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相關理論尚不成熟,我國學界、媒體對安樂死的定義也是相當混亂的,比如:安樂死的概念、安樂死的法律性質、安樂死的實施條件等,沒有一個權威的,明確而統一的定義。我國對安樂死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其實很多,但大部分大都是引用外國的定義和分類,缺少獨立的深入、細致的分析。這對于我國安樂死的宣傳、立法和研究都會造成很大的阻礙。因而我們研究安樂死問題首先應該盡快給予安樂死一個統一、明確的定義。筆者建議安樂死的定義為有條件的生命自主權。


      4.2對安樂死立法要采取循序漸進式


      安樂死的立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能做到很完美。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知我國的立法條件尚未成熟,因此我們可以參照一些典型案例的做法,以此為過渡再制定一般性的成文法,并且可以在某些特殊的地區制定適合當地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單行條例,等條件成熟后再逐步制定完善的全國性法規。


      第一,先以一些典型案例作為參照,再制定一般性成文法。我國刑法規定,犯罪構成要求具有社會危害性,否則不作為犯罪來處理。只要給予安樂死嚴格的限定條件,就可以將安樂死行為同正當防衛、緊急避險一樣,作為排除犯罪性行為來處理。例如在我國首例安樂死殺人案中,法院法官巧妙的運用“但書”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回避了安樂死的合法性爭論,被告人最終被無罪釋放。我們就可以將這個作為一個典型案例,當我們再遇到這樣的類似案件,就可以以此作為參考或依照,不至于束手無策而亂加以判決。


      第二,我國民族眾多,各地區文化差異較大。不妨先根據各個地方的文化特點或風俗習慣制定地區的單行條例,再逐步擴展到制定全國性法規。事實上我國對消極安樂死是基本持肯定態度的。我國醫療行政法規最早規定了在特殊情況下,醫院可以選擇拒絕治療某些絕癥患者,加速病人的死亡,讓病人早日擺脫病痛。同時對使用麻醉藥品也一再放寬了限制。但是現階段,要想在全國范圍內為安樂死立法,其實是存在多方面的阻礙因素的,條件還不是很成熟。我們不妨先在部分省市進行試點,從實踐中積累經驗,再把各試點地區的經驗反饋回來經綜合分析后為制定全國性的安樂死法提供參考。


      4.3安樂死之權利列入生命權,寫進憲法


      我國《民法通則》第98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這一權利實際上是生命權、健康權與身體權的總稱。公民在合法情況下,享有對自己生命的處分權利,生命權是人權最基本的權利。


      我國《憲法》第二章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33條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并詳細列舉公民享有的權利與義務,筆者認為安樂死內容寫入這一章是比較妥當的。第38條只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并沒有談及到生命權這一問題。我認為有必要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生命權神圣不可侵犯這一內容。第45條內容強調國家保障年老、疾病和喪失勞動力的人有權得到國家的物質援助。我認為這一條款是引入安樂死問題最好的切入點,生命遭受巨大折磨的公民有權根據自己的決定,處分自己的生命權,使得安樂死問題合憲、合法。


      4.4安樂死立法條件


      4.4.1安樂死的對象


      安樂死的對象必須要明確、具體,否則就有可能構成故意殺人罪。安樂死的對象要有嚴格限制,僅僅包括那些患有不治之癥,并正在忍受極度痛苦折磨的瀕危病患。


      4.4.2安樂死的主觀要件


      首先,提出安樂死的申請人主體要合格,必須達到法定的年齡,同時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且頭腦保持清醒,并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其次,安樂死的意思表示必須真實,而且患者不是被動提出的,而是主動積極地提出請求。此外,當患者在提出申請后又明確表示要撤銷安樂死的申請則必須允許。自愿原則是安樂死的靈魂。


      4.4.3實施安樂死的程序


      首先,需要患者書面提出明確申請,確保此申請是患者在清醒狀態下的真實意思表示,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然后,對安樂死申請進行審查應該分兩個步驟進行,首先由醫院提供專業的醫療診斷書,然后再由司法機關進行司法審查。


      實施安樂死需要制定嚴謹的程序,不可草率,需要專門的機構進行編纂具體事項,同時向廣大人民爭取意見,也需要專門部門進行監督。因為安樂死的濫用會給社會造成困擾,帶來巨大的混亂。因此將安樂死程序進行嚴格的斟酌,有關專家進行嚴格的討論是完全有必要的。


      5.結論


      人類已進入21世紀,面對著一個人的生與死問題,我們應該與時俱進,重新詮釋生命權的內涵,承認生命權人有權處分自己的生命,有權申請安樂死,這才是對人權的最大尊重。就我國目前而言,安樂死立法環境還不夠成熟,但我認為,安樂死立法是必然趨勢,我們應該努力做好各種準備工作,為安樂死的合法化鋪平道路。我們要通過宣傳教育使廣大民眾對安樂死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而立法機關也要行動起來,做好理論準備和調研工作。在實施安樂死時,我們既要保護社會倫理道德秩序,又不能違背個人意愿的神圣性,積極穩妥地推進安樂死的合法化。


      作者:趙楠


      第2篇:淺談我國安樂死制度的構建


      一、安樂死問題概述


      (一)安樂死的概念界定


      “安樂死”是指對患者在現有醫療水平下已確認無法救治的情形下停止治療或停止使用藥物,讓病人平靜、“安樂”地死去。我國通說認為,“安樂死”是指身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上、生理上的難以忍受的痛苦,在病人和其近親屬的要求下,經主治醫生認可,通過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睡夢中或類似的無痛苦情形中結束患者生命的過程。荷蘭是首個對安樂死合法化進行立法的國家,隨后,也有諸如比利時、盧森堡等國以及美國的部分州通過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法案。由于“安樂死”的問題橫跨多個領域,涉及哲學、倫理學、法學、醫學等多個方面,出于謹慎考慮,我國至今仍未認可其合法性。


      (二)安樂死問題爭論的本質


      目前,對純粹安樂死、間接安樂死、消極安樂死和毀滅無生存價值的生命這幾種安樂死學術界基本都達成了一致意見。而對積極安樂死和醫生的自殺幫助還存在著比較多的分歧。雖然根據不同的學說會得出很多不同的結論,但歸根結底對安樂死制度的肯定或否定是人性善與人性惡理念的碰撞。安樂死的本質從法理上來說,就是法的自由價值與法的秩序價值之間的沖突。反對安樂死是因為法要維護社會秩序,建立新的制度會對現有秩序造成挑戰,也可能會因為安樂死制度的缺陷引發秩序的混亂。支持安樂死則是法自由價值的體現,法賦予人們一定程度的自由,允許人們在法律內自由活動。但人性中對自由的向往導致人們無時無刻都想著擴張自由的范圍,終于,當法律所定好的框架即秩序與不斷擴張的自由交界時,問題便會爆發,安樂死問題的出現便是如此。


      二、外國安樂死制度概覽


      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荷蘭、日本、瑞士、美國一些州已經有了比較完善的安樂死制度。


      (一)日本安樂死制度簡介


      日本安樂死制度依據權利來源以及合法與否分成了3種不同學說。


      1.患者角度的自我決定權說


      日本的町野朔教授最先提出了患者自我決定權理論。他認為,安樂死應該是一種存在阻卻違法性事由的緊急避險。在緊急避險中,只有避免的損失大于或等于因避險造成的損失才能認定其行為合法。在其他法律中,這種損失都是具體而客觀的,所以比較容易認定。但在安樂死這一行為中,只有患者本人才有資格評判“痛苦的活著”和“安樂的死去”哪一種利益更加值得法律的保護。在他看來,患者的自我決定權才是安樂死的本質要素。安樂死合法與否則取決于患者的自殺意思是否存在瑕疵,若不存在,則安樂死是合法的,反之,則不合法。


      2.人權角度的自我決定權說


      福田雅章教授也是自我決定權的擁護者,但他則是從人權角度看待安樂死問題的。他認為,公民的自我決定權是一項憲法權利,而且是一項具有最高價值的核心權利。只有當權利人利用該權利侵害他人或是權利人已喪失能夠自律生存的可能性時方能對該權利進行限制。而在安樂死問題中,患者自然已經喪失了自律生存的可能性,只要患者的意思表示真實,就應該認可其自我決定權。


      3.阻卻責任事由說(違法說)


      日本認同阻卻責任事由說的學者們雖然認為安樂死是違法的,但都同意安樂死存在阻卻責任事由。內藤謙教授和甲斐克則教授則是該學說的代表人物。內藤教授認為,如果安樂死合法化,人們關于“生命權不得侵犯”的理念就會出現裂隙,而一旦這種裂隙逐漸擴大,就有可能出現“允許剝奪無生存價值人的生命權”的現象。因此,安樂死只能具有阻卻責任事由的作用。甲斐教授認為當家屬出于無奈才剝奪患者的生命或是與患者長期相處產生的惻隱之心從而為之的安樂死行為,即便是違法行為,在那種緊急狀態下也不存在期待其實行合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


      在日本安樂死學說上,阻卻違法性事由與阻卻責任事由存在著激烈的爭議。阻卻違法性責任事由曾經是通說,但以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阻卻責任事由論逐漸變得有力。


      (二)荷蘭的安樂死制度合法化歷程


      荷蘭是首個對安樂死合法化立法的國家,相較日本而言,荷蘭的安樂死制度發展更多的是建立在實踐中完成的。1973年,荷蘭醫生赫特雷達·波斯特瑪通過注射過量嗎啡的方式應其母親的強烈要求為其母親實施了安樂死。經審判,赫特雷達被判處徒刑一周,緩刑一年執行。雖然赫特雷達被判處有罪,但法官卻留下了一個安樂死合法的“窗口”,即“只有在與可得到證明的合理的條件一致的情形下方得以進行安樂死。”正因如此,該案也被學者們作為荷蘭安樂死合法化的開端。在此后十多年里,安樂死的案件不斷出現,公眾對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1984年,荷蘭皇家醫學會對安樂死合法作出了三個要求:第一,患者作出意思表示時必須是主動、自由、認真的,且反復多次表達其希望進行安樂死的要求;第二,該患者正承受著難以忍受的痛苦,且該痛苦除了死亡,無法避免;第三,必須征求主治醫生與其他醫生的同意,由多名醫生共同判斷決定,且作出安樂死的醫生不得成為實施安樂死的醫生。雖然在實踐中,實施安樂死的醫生原則上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但依照荷蘭法律規定,其行為仍是違法的。荷蘭許多醫生因罪被捕,從而導致更多的醫生因為懼怕刑法而不嚴格依照上述三條準則操作。終于,在1993年荷蘭下議院的一次會議投票中,在獲得壓倒性的得票后,荷蘭議會同意赦免那些遵循官方準則卻又視為犯罪的醫生。2000年11月28日,經投票表決,荷蘭議會二院通過了《根據請求終止生命和幫助自殺(審查程序)法》。最終于2001年4月10日,荷蘭上議院也通過了該安樂死法案。荷蘭自此也成為了全球第一個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也為后來其他國家的安樂死合法化作出的巨大的貢獻。


      三、中國構建安樂死制度的現實意義


      我國尚無安樂死制度的相關法律規定,通常社會上出現的安樂死事件最后都是以故意殺人罪收場。在我國法學界,通說認為安樂死的違法性是毫無疑問的。雖然在全世界范圍內,目前只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個國家以及美國俄勒岡州與華盛頓州對安樂死合法化進行了立法,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逐步開始著手建立相關制度。我國構建安樂死制度,在實踐上有著迫切的需要。


      (一)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需要


      由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鼓勵生育政策,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往往有眾多的兄弟姐妹。隨著時間的流逝,當他們逐漸步入古稀、耄耋之年,必將爆發對安樂死制度的需求的熱潮。到那時,我國的安樂死案件必將呈現井噴式的暴漲,如果不提前構建安樂死制度,十幾年后的司法系統必將因此而出現眾多的問題。


      (二)環境惡化問題的需要


      眾所周知,近年來霧霾席卷了我國大部分的城市,尤其是發達城市。很多城市一連幾十天、上百天無法得見藍天,像河北省會石家莊,PM2.5超過500的現象司空見慣,甚至一度出現了PM2.5高達1000恐怖景象。不僅僅是霧霾,重業排放的有毒有害氣體、液體都對環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環境污染導致疾病的人數以幾何數字增長。這對我國的醫療系統帶來了極大的壓力,醫療資源的不足導致很多人的疾病只能保守治療而無法痊愈,直至爆發的那一天。隨著患病人群的年齡增長、體質減弱,當患者們的疾病大規模爆發之時,我們又能做些什么來幫助他們減輕痛苦呢?


      (三)產品質量問題的需要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隨之而來的便是社會更加資本化。具體的體現便是這些年,關于“地溝油”、“假豬、牛肉”、“毒奶粉”、“毒跑道”的報道接連不斷。這些有毒有害的產品在長期的食用、使用的過程中會對人體的健康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也會給患者帶來無窮無盡的痛苦。即使我國出臺了諸如《侵權責任法》《產品質量法》等相關法律,讓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屬能夠得到物質上的救濟,但患者所承受的長期痛苦卻是無法避免的。依照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習俗,當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之時,當患者因為病痛的折磨而幾乎不成人形時,讓患者平靜的解脫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四、我國安樂死制度構建的建議


      通過借鑒日本和荷蘭的安樂死合法化道路的成功經驗,我國安樂死制度的構建應該并重理論與實踐,以理論促實踐,以實踐反饋理論。


      (一)理論方面


      人性是安樂死永恒不變的元素。構建我國安樂死制度的理論基礎,可以融合日本的自我決定權學說與中國的實質合法說,將安樂死與人性相結合,讓公眾更容易接受。同時,應該在理論上確立一些安樂死的基本原則,增加公眾的認同感,為安樂死相關法律鋪路。


      1.人道主義原則。所實施的安樂死方式以及醫學產品、死亡后患者軀體狀況等,等應該符合患者的要求。其次,必須保證患者死亡時的無痛苦。


      2.意思自由原則。首先,必須確保實施安樂死是患者的真實意思表示。其次,保證患者同意安樂死方案的自由。生命只有一次,必須慎之又慎,在安樂死方案實施之前必須再一次詢問患者。最后,也應保證醫生的自由,對不愿意進行安樂死操作的醫生,不得強制要求由其實施安樂死。


      3.嚴格執行,違法必究原則。每一種制度在設計時都必須將可能出現的漏洞一一堵死,以防不法分子利用漏洞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實施安樂死時,必須嚴格依照法律法規和醫學手冊,一旦出現問題,必須嚴格責任,對于責任人必須嚴懲不貸。


      (二)實踐方面


      理論研究只是為了讓公眾能好的認識到安樂死制度,讓法律更貼近人性,盡量避免情與法的分歧。但真正構建完善的制度,還是得依靠完備的法律。構建我國的安樂死制度,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明晰安樂死的概念。概念是制度的基石,必須對安樂死的概念進行嚴格的定義,這是對利用安樂死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最好預防。


      2.明確安樂死的適用條件。大多數對安樂死持反對態度的人,都是出于擔心安樂死的濫用。所以,安樂死適用條件的確定是構建安樂死制度的核心環節。首先,應該限定數種不可治愈的疾病或者特定數值的生命體征,這一方面可以參考荷蘭《安樂死法》。由于醫療水平是不斷發展的,這些標準應該保持定期更新。其次,對病人即將死亡這一標準必須由專門設立的權威機構進行評定,并定期復查,一旦發現紕漏,必須嚴懲責任人。


      3.禁止家屬代為意思表示。很多患者病重之時已經無法完整表達自己的意思,如果同意家人代為意思表示,就會引起許許多多的社會倫理問題,在安樂死理論并不是十分成熟的今天,中國不應該開這樣一個先河。


      作者:倪曦


      第3篇:從尊重生命角度探討安樂死的合理性


      一、安樂死的概念


      “安樂死”這個詞最早源于古希臘詞euthanasia,這個詞的意思是“在愉快中死亡”,這個詞主要是對醫療水平不能救治而又忍受劇烈痛苦的病人按照其意愿,由病人自己提出要求或經過其親屬的強烈要求,經過醫院的許可并經過司法部門審批由醫生實施,讓飽受病痛的病人無痛苦、體面地結束生命,這可以看作是一種比較人性化的結束生命的方式。通過對社會工作倫理價值的思考,從中可以看出安樂死的合理性。但同時也鑒于我國當前的民眾意愿、教育的發展、人們的接受程度等各種請款,考慮安樂死的合理性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二、尊重生命原則概述


      尊重生命原則指尊重患者生存的權利,尊重患者的生命權。對一些無法醫治的病患實行安樂死,既可以讓患者免除痛苦,又可以保留其尊嚴,這正反映了尊重生命原則的深刻含義。因此,從尊重生命原則角度,實行安樂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傳統的善始善終、壽終正寢倫理觀念仍為人們頌揚。宣揚熱愛生命,珍惜生命,保護生命的觀念,要求醫生盡力維護患者的生命。同時,中國傳統的思想認為,人的身體、頭發以及生命都是父母給予的,沒有征詢父母的同意,自己不能隨便放棄,否則就會被認為是不孝的行為。這種觀念認為個體的生命權屬于自己的父母,個體對自己的生命權無權處置,否則就會有悖于倫理綱常,被認為是不孝。然而隨著教育的發展、西方思想的沖擊,人們的思想開始變得開明。生命權的概念隨著時代的發展被賦予新的內涵。傳統生命權關注生命的長度,其目的在于強調生命的延續以及防止他人隨意剝奪他人生存的權利,但這種觀念隨著社會的發展被注入了更多的內容,其意義也相應得以延展而主要強調的生命質量和價值。安樂死強調的不是對臨終病人的治療性,它也不以延長臨終病人生命長度為目的,而強調對臨終病人的姑息性并以緩解臨終病人的身心痛苦,維護臨終病人的尊嚴和提高臨終病人的生活質量為目的。


      三、從尊重生命原則看待安樂死的合理性


      生命安全維護權、生命利益支配權、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是生命權的三個主要內容。生命安全維護權即維護生命的正常延續,是指人的生命不受他人的非法剝奪和侵害。生命利益支配權,即處分自己的生命,盡管傳統的生命權對這一觀點持否定態度,但安樂死問題和先生問題對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見義勇為以挽救他人生命以及參加賽車、滑雪等危險競技項目的行為均被視為對生命權的合法放棄,我國立法對見義勇為和參加危險競技項目的認可,折射出我國對生命利益支配權的默許。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和認為,《憲法》關于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規定既包括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也包括在特定條件下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及他人利益的平衡,是在完全尊重患者意見的前提下,由本人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一種方式。德國等西方國家把安樂死合法化是倫理道德和法律博弈的結果。因此,那些認為安樂死違法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我國的1982年憲法也規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這肯定了國家有維護公民生命的職責,但這也不排斥公民有選擇生或死的權利。從道德層面看,公民在遭受劇烈的身心痛苦、飽受病痛折磨時,公民在不危害社會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權自主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生命權的社會意義主要指人們對家庭、社會的責任。人的生命是生物性和社會性的結合,生物性主要強調生命的周期性及生命的長短,社會性主要指人生存的社會價值,強調人生命的品質及對社會和他人的責任。因此,人的本質在于社會性,人的價值主要指他的社會價值。安樂死不是生命的幻滅,而是生命發展歷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是生命的必然歸宿。衡量生命的價值不是時間,而是生命的質量,人的生命是有質量的。人的生命由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部分構成,人的生命的價值也被分為兩部分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生命的社會價值是指人通過自己的貢獻對社會和他人的所負的責任及做出的貢獻,生命自我價值是社會對個人活動肯定。


      人們捍衛生命權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讓患者在痛苦中去,而是讓患者快樂地、有尊嚴地面對死亡。實施安樂死能夠縮短病患忍受痛苦的時間,讓患者能夠更加科學地面對死亡。安樂死的主要原則是強調對生命價值理論,把死亡看作生命發展的必經過程,服務的目的在于提高生命的質量而不在于延長患者的生命。并且安樂死還將身心健康統一起來,把減輕病患身體病痛、心理壓力、精神痛苦與生命的正常延續結合在一起,將死亡視為自然的過程,以便讓患者以舒適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因此,實行安樂死并不是輕視生命,反而是強調生命品質與尊重生命的表現。


      四、結語


      在中國對安樂死雖然沒有法律方面明確規定,但安樂死一直被人們熱議,反對者安樂死的大都受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熏陶,主張“生命至上”的觀念,因此他們實施安樂死是殘忍的、違背道義、沒有人性的行為。但對遭受極大痛苦勉強維持生存的人來說,快捷無痛地結束終將逝去的生命,不僅可以免受死亡前的痛苦掙扎,還可以減輕了親屬的經濟和精神負擔。而且安樂死并不是輕視生命,只是強調對死亡的看法,面對死亡我們不一定就是恐懼、害怕躲避,還可以用一種安然的態度對待。所以,我們應該尊重患者的抉擇,這既是對死亡的尊重,也是對生命的敬重,從社會工作倫理價值角度可以看到安樂死的合理性。


      作者:吳林


      第4篇:從刑法角度分析助人安樂死的法理


      生存是每個人的權利,雖然每個人都將必然會走向死亡,但是這種死亡的權利究竟是不是可以通過“安樂死”的方式予以產生則成為人們關注和熱議的焦點。近些年來,人口老齡化,以及生命延長醫學技術的研究正在讓人們對于安樂死的態度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也影響了我國對于安樂死的立法問題。如何讓助人安樂死的問題既能夠符合人們的道德規范,又能夠合乎法律規范的要求也成為研究學者以及公眾所關注的重要問題。因此,筆者從刑法角度分析助人安樂死的法理問題,希望可以為相關領域的研究和立法提供幫助。


      一、安樂死的含義及分類


      希臘文“euthanasia”一詞是安樂死的起源,原本解釋為“快樂的死亡”或“尊嚴的死亡”。當前安樂死的說法已經發生了轉變,其被《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進行了新的注釋,將其解釋為對于當前已經無法挽救或者無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醫生在患者本人真誠委托的前提下,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依照我國當前的法律體系,對于安樂死沒有給予明確的法律定義,也沒有對其進行明確的說明和解釋,個別刑事案件和司法案件中對其也予以了回避。這就讓“安樂死”的定義和種類處于不明確的狀態之中,存在含糊不清的情況。依照事實情況來看,依照不同的標準恒定,需要對安樂死依照不同的類型予以區分,將倫理上的“安樂死”,以及學術上的可責難性予以劃分和區別。所以,我們針對不同的安樂死種類,其安樂死合法性也是有待探討和區分的。


      一般安樂死的實施劃分成為主動和被動,對于主動安樂死來說,其主要是以作為的方式,接受實現不可治愈的病人主動申請過程,其可以通過人為的方式,以及藥物的方式結束不可治愈的、存在病痛的人生命。而被動安樂死則更多的是以不做為的方式對人的生命予以結束,或者對存有病患的人員,以及或者患者予以放棄治療,讓其自身自滅。另外,自愿安樂死和非自愿安樂死也是安樂死的根據實施對象做出的區分。自愿安樂死,簡單來說,是指在不可治愈的病人心甘情愿的基礎下,對其本人實施的安樂死;而非自愿的安樂死則是在不可治愈的病人無法對自己的意愿予以情緒表明,在此情況下所實施的安樂死。需要解釋說明的地方是,此時的“非自愿”只能做有限定性限制的理解,不論在法律還是倫理道德上,都不允許別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堅決遵從病人本人實施安樂死的態度。本文中提到的這幾個安樂死種類在詞義廣義解釋的內容,均屬于安樂死范圍內,但是因為其所涉及的法律意義,以及所實施的行為有所不同,這就讓其法律的應用出現不同,其范疇當然自然存在差異性。從民法的視角來說,被動安樂死則主要是對救治無望的生命予以停止醫療治療的手段,是否繼續無功用治療、是否繼續運用醫療措施維持不可治愈的病人的生命延續,其治療結果的決定權歸屬患者本人及其家人意愿治療的范圍。換句話說,病人及其親人家屬有自主選擇選擇放棄治療的權利,這種行為在原則上與社會倫理并不違背,但是,從刑法的角度來看,被動安樂死的方式則為醫生沒有作為的能力和病人醫療救治行為的放棄,也就是說患者的生命與醫生的行為具有緊密的關系,這容易成為不作為犯罪行為的重要表現形式。因此,對于安樂死來說,其無論從倫理道德上來說,還是從法律依據上,都不具有形式違法性,也正是因為此,安樂死應當被認定為合法性,這也是法律界所無可爭議的認識。但是,對于不可治愈的病人來說,其應當滿足相應的條件:第一,依照目前的醫療水平來說,無法救治絕癥病人所患之病和延續病人的生存周期;第二,病人已瀕臨生命體征結束;第三,垂危病人本人所患疾病痛苦,結束體征是解脫;第四,病人表達了自愿結束生命的意愿。


      二、我國安樂死的現狀及在我國對于安樂死的學理爭議


      在我國,雖然個別地區有偷偷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但安樂死并未獲得司法和刑法法律的合法地位。據現實行實施的刑法解釋,安樂死還是歸屬于故意殺人罪。其擔負的法律后果,安樂死不能阻止行為的違法性和安樂死都應當是在病人極度痛苦的條件下進行的,并且符合其個人的意愿和想法。此方面理論界一直存在爭議。安樂死在我國已經有案例發生,關于安樂死的辯論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中國比較典型的首例安樂死案件則是發生在1986年的事件。此事件的主人公王明為陜西第三印染廠的職工,其母親身患絕癥,極度痛苦,申請了“安樂死”。其主治醫生則為其母親注射了超過計量的復方冬眠靈,王明母親病逝。而王明和其母親的主治醫生則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并予以刑事拘留。但是在經過兩年時間審判之后,終于無罪釋放。雖然檢察機關對于此判決不予認可,并提起了抗訴,但是,漢中市法院終審判決依然判定主治醫生無罪。此后,我國安樂死問題涉及的法學領域、醫學領域和倫理學領域就開始對該難題進行了多次的激烈爭論,民眾關注安樂死問題也越來越凸顯,每年的兩會上,都會有一些人大代表提出關于安樂死的草案和方案,要求對安樂死進行立法。我國香港醫學會副會長陳以誠醫生則表示作為一名醫生,其應當是延長人的生命,并做好救死扶傷的工作,而安樂死則與此目的相違背,并在運行中面臨諸多問題和障礙,尤其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副主席簡柏基則明確發對安樂死的合法性,其認為人的生命極為珍貴,應當對其予以保持高度的尊重,不得隨意踐踏。現階段,我國大多數的民眾是支持安樂死走刑法和司法程序的,所以安樂死立法已經成為了我國一個非常關鍵和迫在眉睫的問題。由于我國的國情和群眾觀念等其他各種因素,我國的安樂死立法發展進程比較遲緩,安樂死的爭議一般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安樂死不能進行立法和其該做法合法化,這種觀點認為在我國現有的法律條件下,故意殺人可能被安樂死的方式掩蓋。從道理上來說,病人自殺行為并不會對他人產生較大影響,可是,如果患者本人想終結生命,主治醫生及其家人滿足并促進該行為的完成,其行為本身涉嫌故意殺人罪,其行為符合“幫助自殺的行為”,是觸犯《刑法》相關規定的。另一種觀點持相反意見,認為應該對安樂死進行立法和規范行為,使其合法化,有法可依。該觀點認為故意殺人罪在司法實踐中認定安樂死來掩蓋的方式過于絕對化,考慮到實際的情況需要,雖然安樂死在內容上構建了故意殺人罪的行為,但是自身的特有屬性應當有別而待,不能一概而論,若不將安樂死進行立法合法化,那病人的最終意愿和心愿并不能得到完整的滿足和實現,醫生實施安樂死用來憐憫和協助患者減輕痛苦的事實,可能導致和病人家人對簿公堂,這樣會使醫生遭受不白之冤。因此安樂死的立法化,才能避免以上情況的發生,相關醫療人員才能按照法定的合理程序對病人實施病人意愿要求的安樂死。


      三、安樂死的法律規制


      基于安樂死的特殊性,其本身的法律法規制定也是比較復雜的,我們可以通過限定客觀條件而解決這一難題。如何立法實現安樂死的合法化?個別專家團隊討論總結分析認為,安樂死涉及法律部門中包含憲法、刑法、民法等多領域法律法規地帶,單純對其中一個法典進行修正和修改都不能解決目前安樂死的合法性困難問題,各領域法律法規地帶可以通過單獨立法來解決其合法化問題。但實體法的視角來看:實際上,刑法領域是安樂死是否合法的沖突主要爭議區域,二點原因:第一,隨著社會進步,安樂死合法化的爭議主要是,在刑法基礎上的框架前提下,安樂死合法化能否構成犯罪。第二,由于目前的醫療發現和醫療技術在很多病歷上是無能為力的,也不能減輕病人的痛苦過程,而安樂死從本質上來說,其并沒有涉及到人們利益的侵害,更沒有對人們的生命予以褻瀆,其正是因為對生命予以了充分尊重,對于個人愿意予以了充分尊重,才能夠在滿足特定條件的基礎上予以實施。通過安樂死的實施,既能夠解放人們肉體上所受到的折磨和痛苦,也能夠維護生命最后階段所需要的尊嚴,讓極度痛苦的人可以在最后階段體面地離開人世,其是對民法規范的一種獨特的執行方式。故而,在實體法律法規上,通過對刑法典的修改是可以解決安樂死的合法化難題的。


      也正是因為此,筆者認為為了更好地促使安樂死予以實行,必須要對其予以實體法和程序法雙重規范。


      從實體法規范來說,其需要與我國刑事立法規范相契合,其地位應當與緊急避險、正當防衛處于同等水平,依照正當行為予以確認。對于正當防衛以及緊急避險來說,兩者都是在客觀上對事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害,但是其本質并不具有危害性,也不具有違法性。因此,刑法在進行安樂死立法的時候也需要遵循這樣的表面特征。其首先需要具備的特征便是幫助人們解除痛苦的折磨,其次,必須為醫生實施,且其必須依照本人的要求及依照法定的程序對需要安樂死人員實施相應的安樂死行為。只有同時滿足這些要求,才能夠認定為實施安樂死的人員不具有故事傷害或者故意殺人的行為,才能夠認定其行為的合法性。


      從程序法角度來說,其必須更加嚴謹,第一,必須有當事人的申請,此申請必須為病人已經確認自己患有不治之癥,或者已經處于極為痛苦的過程之中,切實沒有再活下去的愿望,渴望接受安樂死的行為。第二,申請的提出必須出自當事人自己的意愿,不得受到其他人的脅迫或者威脅,也就是說其希望接受安樂死的行為為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第三,此申請必須經過專門、嚴格的審查,一方面需要經過醫療機構組織專門的具有專業醫療水平的人進行審查,另一方面還需要經過人民法院對其接受審查的醫療機構進行審查,并保證審查的可靠性。第四,其批準的決定必須由法院及醫療機構雙方面做出。第五,其執行必須由法院人員在場予以監督,并由醫療機構在指定的時間地點進行。第六,對于實行安樂死的人員相關檔案必須進行備案,并做好長時間的保存。


      四、結語


      本文主要是從刑法角度對其進行的探討,探究在當前新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如何面對安樂死所帶來的各種法律問題,如何讓其能夠更好地予以發展。我們必須承認,在當前非常發達的現代,讓安樂死問題合法化也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對于我國當前的狀況來說,只有對安樂死予以法律要求,依照法律程序進行規范,才能夠真正從保障人民利益,保障人民權利的角度讓其予以更好實施。因此,相關人員必須對相關法律制度予以完善,通過刑法理論的補充促使安樂死更好實行。


      作者:趙文婧


      第5篇:論安樂死合法化的理論依據及大陸的實行困境


      “安樂死”,從字面上理解即是“快樂的死亡”。死亡都變得快樂的背后是活著的極端痛苦,當一個人身患絕癥,每日每夜面對的只有病痛的折磨、希望渺茫的治療、親人的淚水以及自己無休止的掙扎與絕望時,死亡對其而言真的不失為一種歡愉,一種解脫。然而,由于安樂死被濫用的歷史以及安樂死理論本身存在的爭議,多數國家至今仍未將安樂死合法化。雖然世界各國對安樂死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但越來越多的人對于身患絕癥、極度痛苦但又不具備自殺能力的病人采取同情的態度,他們支持安樂死并認為這是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這說明安樂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現實困難。故此,本文擬分析安樂死合法化主要理論支撐,并通過探索臺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正案通過的醫療背景,說明安樂死合法化在中國大陸地區的困境。


      一、安樂死的概念


      探究安樂死問題,首先要明晰安樂死的概念。對于這個問題,理論界存在諸多爭議,有廣義、中義、狹義三個層面上對安樂死的解讀。其中,筆者贊同狹義的安樂死觀,即安樂死只能是病人因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帶來的肉體和精神上的極端痛苦,自愿放棄治療或真誠委托醫生采取某種保障尊嚴的醫學措施來加速死亡進程。《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也采用了這種觀點。狹義的安樂死觀尊重病人的意思自治,將非自愿的安樂死排除在外,它是基于安樂死必須以個人選擇的價值理念為基礎,嚴格限制了安樂死的實施范疇,保障了病人的自主權益。


      二、安樂死合法化的理論依據


      (一)人權依據


      安樂死合法化爭論的核心在于人權之一的生命權。關于生命權,有兩種理論——生命質量論和生命神圣論。采用狹義安樂死觀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認同生命質量論,即人類擁有生命權,既包括生的權利,也包括選擇死亡的權利,人類可以因自己的生命尊嚴遭到破壞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生命圣神論認為人類沒有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自由,人的生命是圣神的,任何人不得違反神的意志而隨意侵害生命,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實踐中究竟應當采取何種論點,理論界意見不一。支持生命質量論的學者大多是從人性和生存現實兩方面來論證該理論的合理性。他們認為,人的天性使其追求有尊嚴的幸福人生,拒絕虛無而無謂的生活。當痛苦和絕望來臨,選擇死亡的權利作為生命權的一部分符合人性的需求。其次,生命權也受到現實生活的影響,“現實生活的狀況從外部制約著人權的理想”。難以忍受的痛苦和人所具有的社會價值被破壞是病患的生存現實,無視這種痛苦而“一味地堅守非理性的習俗或是冰冷的形而上理念,是對人類的傷害。”支持生命神圣論的學者則認為,雖然人類的生命不是由神所控制的,但人類仍不能享有完整的生命權,因為人的生命不僅屬于個人,也屬于家庭、社會甚至國家,人不能僅憑一己之私隨意侵害。


      筆者認為,生命的確是圣神的,但是不能將生命的神圣局限于外在生命的延續,生命的神圣還應當在于人的尊嚴和對知識、財富的創造性。人活著不是一種遵守神的意志的義務,而是一種人權,一種生而為人所具有的權利,人們選擇死亡的權利并不是對生命珍貴性的蔑視,通過生命的自主更能體現生命的價值。因此,人們可以因生命價值的毀滅而自愿結束生命。所以,筆者認為生命的圣神論和生命的質量論并不完全沖突,生命的圣神性與人的尊嚴共同為安樂死合法化提供了正當性和合理性基礎。


      (二)法理依據


      安樂死合法化是一個立法者通過立法對安樂死予以認同的過程。因此,安樂死合法化的實現還必須以立法者所認同的法律理論作為支撐。首先,人具有意志的自由,法律對于基于自由意識下個人選擇的自殺往往并不以犯罪加以苛責。而安樂死實質上也是一種特殊的自殺行為,是病人在面對病痛折磨、社會價值喪失時基于自由意志的個人選擇,所以法律也應當對其采取寬容的態度,對病人的選擇予以尊重。


      其次,安樂死的實施行為不具有犯罪的本質特征。根據犯罪構成三要件說,一個行為要構成犯罪,必須具有該當性、有責性以及違法性的特征。安樂死的實施者是為了滿足病人的需求,幫病人擺脫病痛的折磨,因此并不具有犯罪的主觀惡意,即不具備犯罪行為的有責性。并且,根據賓丁的觀點,在面臨即將痛苦地死亡時,以其它無痛苦方法取代這種死亡,是“純治療行為”,安樂死作為“純治療行為”之一,因并未侵害病人的法益,也無實質地違法,法律不應當禁止。


      三、大陸與臺灣比較之下的大陸安樂死合法化困境盡管安樂死合法化具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但對于現階段的中國大陸,安樂死合法化仍然存在諸多困難。我國的臺灣地區于2011年1月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正案對安樂死進行了有限制地合法化,打破了安樂死的藩籬。而大陸地區雖然自1986年首例安樂死事件發生后廣泛討論安樂死合法化議題,但至今尚無定論。為什么大陸在現階段無法效仿臺灣將安樂死逐步合法化呢?主要有兩個因素。


      (一)臺灣擁有極其健全的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制度


      臺灣推行全民健保,幾乎所有居民都被納入了參保范圍,并且病患的資料包括是否有放棄治療的意思表示——“安寧緩和醫療意愿”都記錄在健保IC卡中,這種便捷的患者信息統計方式為安樂死制度的實施提供了現實條件。而大陸人口眾多,全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至今仍未完全實現,醫療保障水平不高,且城鄉差距太大,鄉鎮的醫療水平仍然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這離安樂死所需的醫療制度的基礎條件,即先進醫療體制的建立仍有很長的一段距離。


      (二)臺灣的醫患關系相對穩定


      臺灣地區醫師的精湛醫術及良好的醫德使得社會公眾對醫師較為信任。并且,臺灣地區醫療資源分配均衡,截止2000年,“臺灣基本形成了由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及基層醫療單位構成的醫療網框架。”這種均衡的醫療資源分配,使得臺灣居民就醫相對便捷,且醫生與病人之間相對熟悉,較為信賴。除此以外,臺灣地區注重第三方的積極作用,社工組織、媒體等不僅起著監督醫院的作用,還對醫患糾紛的解決起著促進作用。反觀中國社會,由于人口眾多,除了在小的鄉鎮醫患聯系相對穩定外,大城市的醫患基本是陌生的,因此醫患之間建立友誼關系并不容易。其次,我國醫療具有極高的誤診率,這不僅加劇了醫患矛盾,也使安樂死的實行變得極其危險,如果被診斷出有絕癥而被實行安樂死的病人其實根本沒病,那么醫生真的就變成了“殺人兇手”。較高的臨床誤診率、不健全的醫療體制以及較低的醫療水平使中國醫患關系越來越緊張,襲醫和殺醫案層出不窮,而安樂死需要病患與醫師之間的相互信任才能合法、有效地實施,如果沒有這種和諧的醫患關系作為基礎,即是安樂死合法化了,也會帶來新的更嚴重的醫患糾紛。


      縱觀上述阻礙安樂死在大陸合法化的因素,我們會發現大部分都是暫時性的。安樂死合法化在大陸并非永遠不可實行,只是目前,我國大陸地區仍不具備實行安樂死合法化的政治、經濟、法律條件。但是隨著社會觀念的轉變,醫療、法律各方面制度的完善,安樂死會為大眾所接受,安樂死合法化也會在我國大陸地區實現。


      作者:王文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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