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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的關系

    來源:UC論文網2017-11-12 14:40

    摘要:

     對于經濟法性質的探討,一直以來都沒有停息過。我國的經濟法經歷了從“學科經濟法說”、“綜合經濟法說”、“經濟行政法說”到“經濟管理法說”、“宏觀調控法說”和“縱橫統一說”的過程

      對于經濟法性質的探討,一直以來都沒有停息過。我國的經濟法經歷了從“學科經濟法說”、“綜合經濟法說”、“經濟行政法說”到“經濟管理法說”、“宏觀調控法說”和“縱橫統一說”的過程,[1]經濟法的獨立地位被逐步確定和認可。但對于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二者關系的討論卻涉及較少,或者僅僅只對經濟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等問題進行了簡要說明。[2]另外鑒于我國對經濟行政法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像國外那樣頻繁,所以我們只能參考國外對于經濟行政法這一概念的論述來分析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的關系。

      縱觀世界各國的經濟法理論,對于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的關系,筆者認為可以將其概括為以下幾種:“同一型”關系、“包含型”關系以及“分立型”關系。


      一、“同一型”關系

      “同一型”關系是指將經濟法視為是“經濟行政法”,二者是“同一”的關系。即經濟法的本質就是經濟行政法,區分二者沒有實際作用。這種觀點的要旨是認為經濟法隸屬于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一個分支,不構成任何法的部門,并且盡可能避免使用“經濟法”這一措辭,以免造成經濟法是一個法律部門的錯覺。最早提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經濟行政法的是蘇聯民法學家C.H.勃拉圖西[3],他于1963年提出“經濟行政法”的觀點,認為經濟法無非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的行政法,不能將行政關系與民事關系在“經濟法”的名下混為一談[4]。


      “同一型”關系為前蘇聯所長期倡導。但此觀念往往是受制于大陸法系的傳統思維模式:公法和私法劃分的二元結構,認為社會關系中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權利義務,平等和不平等的,前者也稱之為權力關系,后者也稱之為交易關系;任何法律關系無非都由這兩種因素之一構成,分別應由民法和行政法調整,也分別對應著自愿和強制。這種觀點在經濟法學界也有所體現,比如有德國經濟法學者進一步將經濟法分為經濟公法和經濟私法,[5]我國有學者認為經濟法調整的關系以命令服從為特征、經濟法是國家干預法、經濟法中包括行政合同等等。這種觀點忽略了:一是以組織、企業等為中心的現代社會組織中的權力關系不能用行政法來調整;二是政府主導、參與經濟活動或市場活動,比如國有企業、公共建設、政府投融資等不是簡單的權力行使;三是組織內的經濟活動既有交易的因素也有管理的因素。總體上來說,這是因為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是在19世紀中期之前的思想產物,忽略了現代社會的結構變化[6]。


      筆者認為,用“同一型”關系來將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混為一談是存在很大弊端的,理由在于:按此界說,現代經濟法的核心、典型的內容——反壟斷法、國有企業或公共企業法、政府的市場行為等,無法囊括到經濟行政法或經濟法的名下;反過來說,如果將超出行政范疇的經濟性法律規范硬性歸入行政法,通過以控權為核心的行政法及其理念來調整立足于市場機制、以概括授權和自由裁量為特征的政府調控監管、公開市場操作、反壟斷等,則不啻會使行政法和行政法學勉為其難,對行政法本身及其調整對象造成損害[7]。因此,經濟行政法說對于經濟的法律調整實踐和法學研究而言很難說有何裨益。


      二、“包含型”關系

      所謂“包含型”關系是指將經濟行政法作為經濟法的一個部分,二者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這種觀點為不少西方學者所倡導。筆者認為,該觀點的典型代表應該是德國法學家羅爾夫·施托貝爾,他在《經濟憲法與經濟行政法》一書中認為:“經濟法分為經濟私法、經濟行政法與經濟制裁法三個部分,它們具有不同的目標,完成不同的任務,具有不同的功能。與此相適應,它們屬于不同的法律領域,規定不同的法律后果。”[8]進而,作者分別介紹了這三個部分的調整關系及調整內容,“經濟私法調整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企業與股份所有人之間存在的法律關系,如買賣法、商法、公司法、卡特爾法和競爭法;而在經濟憲法和經濟行政法調整的法律關系中,一方是各級政府,另一方是企業和消費者。經濟憲法和經濟行政法還規定國家是否能夠,以及在多大程度內可以親自經營公共企業,如工商許可、工商限制;經濟制裁法規定違反經濟私法和經濟行政法的法律后果。在此需要區分不同的制裁類型。在經濟私法中,如果一方沒有履行約定的義務,制裁可能是合同中規定的懲罰。輕微的違反經濟行政法的行為通常作為違法行為處理,懲罰措施是罰款。相應的程序法是《違法行為法》。通常情況下,專門的經濟行政法律在最后一部分都詳細規定了處罰的權限,相應的主管機關有權進行處罰。例如,對于違反工商法律的制裁,《工商法》第144條以下的條文以及《餐飲場所法》第28條作出了有關規定。而經濟刑法則適用于重大違法的情況,只有《基本法》第92條以下規定的司法機關才能夠對有關行為進行此類制裁……”[9]


      “包含型”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論證了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二者之間的包含關系,但這種包含關系容易導致原本應當屬于憲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法律部門調整的法律領域發生界線上的錯亂,以至于原本明確的部門學科因此種劃分方式而變得模糊不清。


      三、“分立型”關系

      所謂“分立型”關系是指將經濟法和經濟行政法分別作為獨立的學科來對待。將經濟法中涉及縱向隸屬型法律關系的部分由經濟行政法作為獨立部門法進行專門性的調整,而經濟法在其他領域的法律關系則依然屬于經濟法調整。這種主張的持有者并不多,因為這種劃分方式既容易導致學科之間的界線混亂又容易導致經濟行政法獨木難支。因此,此種劃分方式既無必要也無可能。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中國經濟法的語境背景下,基于學科的傳統以及習慣,沒有必要將經濟行政法作為獨立于經濟法的學科來對待,更不能將經濟法就等同于是經濟行政法。在學術理論研究上,可以采用西方的“包含型”關系,將經濟行政法在理論上作為經濟法的內容分類來予以對待,這樣也符合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二者間的邏輯自洽。


      參考文獻

      [1]參見史際春、鄧峰著:《經濟法總論》(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5頁.

      [2]參見丹宗昭信、伊從寬著:《經濟法總論》[M],吉田慶子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214頁.

      [3]又譯布拉圖斯、布拉都西、勃拉都西等.

      [4]C.H.勃拉圖西:“論經濟立法系統化的途徑”,載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編譯:《蘇聯經濟法論文選》,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頁~108頁.

      [5]該學者還認為,可以將經濟法分為經濟刑法、經濟行政法和經濟私法。參見[德]羅爾夫.斯特博:《德國經濟行政法》,蘇穎霞、陳少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頁.

      [6]參見史際春、鄧峰著:《經濟法總論》(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頁.

      [7]參見史際春、鄧峰著:《經濟法總論》(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頁.

      [8][德]羅爾夫·施托貝爾著:《經濟憲法與經濟行政法》[M],謝立斌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3頁.

      [9][德]羅爾夫·施托貝爾著:《經濟憲法與經濟行政法》[M],謝立斌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3~4頁.


      作者簡介:陳筱璇(1992-),女,福建漳浦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時代金融 2017年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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