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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國刑法解釋基本要素的探討

    來源:UC論文網2016-06-30 14:16

    摘要:

    與其他部門法相同,《刑法》自制定頒布施行起,便必然會出現“法有限,情無窮”的矛盾,存在法律漏洞和瑕疵的問題,于是就需要出臺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來彌補。

      刑法的創立和發展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在刑法趨于完備的過程中,刑法解釋發揮了尤為重要的作用。古人云:“法有限,情無窮。”因為“無論立法者多么充滿理性和睿智,他們都不可能全知全覺地洞察立法所要解決的一切問題,也不可能基于語言文字的確定性和形式邏輯的完備性而使法律文本的表述完美無缺、邏輯自足,(1)。在刑事司法活動中,社會生活情況和犯罪方式變化萬千,加之作為立法活動產物的法律規范文本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周延性、滯后性和模糊性等局限,使得所有法律在實施適用的過程中會不斷發現漏洞和新問題。為了保護法律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不宜對法律進行頻繁的修改。因此,針對打擊犯罪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刑事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顯得特別重要。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下稱《決議》)第1條明確規定,凡關于法律、法令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者作補充說明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或者以法令加以規定。這一規定明確了法律解釋或是刑法解釋的合法性依據。另外,考察刑法的懲罰性和嚴肅性,對刑法的解釋應該考慮得更加嚴謹和周全。本文認為,在刑法發展完善的進程中,完善作為刑事立法重要手段的刑法解釋,是當今學界討論研究刑法解釋意義之所在,對我國實現刑事法治目標有重大現實意義。
     
      一、刑法解釋的概念
     
      針對刑法解釋的概念本身,學界似乎并未出現較大分歧,而且可以發現很少有人對刑法解釋的概念進行過詳細的分析研究。刑法解釋按字面理解可推導出不同的兩個方面。其一是指對刑法進行解釋的活動或過程;其二指在上述活動中得出的結論,即刑法解釋的規范文本。刑法解釋的概念應當結合上述兩個方面進行界定,應同時涵蓋其中的過程與結果。
     
      基于傳統解釋學的基本原理,學界對刑法解釋有諸多界定,在此列舉幾例。其一,刑法解釋就是對刑法規范含義的闡明”。此說為學界通說。其二,刑法解釋是解釋者在刑法條文文句所能涵蓋意義的限度內,闡明刑法條文的語言意義和內在真意。其三,刑法解釋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以規范性文件說明刑法含義的活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解釋文件。以上觀點都為當時權威學者所提出,在學界附和者較多,基本代表了主流的觀點。不過,考察當前法治現狀和社會背景,上述觀點有一個共性的瑕疵,缺乏對刑法解釋活動的“動態”描述。本文認為,刑法解釋可以這樣解讀:刑法解釋是一種不斷的交互作用,目光于規范與生活事實之間來回穿梭的過程,是在刑法規范與案件事實對接時,解釋者循著兩者相互作用雙向 推理的邏輯,將法律條文具體化、事實行為抽象化過程中得出的合意。
     
      二、刑法解釋的主體與對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決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對刑法規范的內涵和外延的刑法解釋權,是刑法的立法解釋主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可對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解釋,是刑法的司法解釋主體。以上主體所做的解釋屬于有權解釋,具有一般性,可以直接指導某個具體事實案件的處理。除此以外,其他所有主體對刑法作出的理解說明依法都屬于無效解釋。因此,出于某種特殊原因?作為我國最高立法機關的全國人大也無權對刑法作出有效的解釋。在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外發布的規范性文件,如果不以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名義發布,也不能確定為司法解釋。公安部和國務院也會發布一些權威性的解釋,但因公安部沒有獲得解釋法律的授權,其解釋亦難適定為司法解釋。
     
      其中,爭議較多的是司法解釋主體。我國司法實踐中的司法解釋主要表現為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檢察院單獨或聯合作出司法解釋,大部分的解釋是聯合做出的,基本不會發生矛盾。當兩院分別作出時,就有可能出現分歧。對此,有學者提出,對司法解釋主體認識的混亂,將會影響到刑事司法權的正確行使,很容易導法律權威的削弱和對當事人基本人權的侵犯16]_。不少學者對檢察院的刑法解釋主體提出質疑,分析稱“檢察院的職責只是監督法律的實施,它并沒有裁斷案件、釋明法律意義的權力”。筆者對這一論斷持保留態度。另外,在討論解釋主體的過程中,也有提出法官應作為解釋主體的學說。法官是法院的一員,即審判機關的裁判者,將法官納人刑法解釋主體之列意味著什么?
     
      通說認為刑法解釋的對象是刑法規范,即刑事成文法律。這就表明,只有對刑法文本明文規定的內容才會有刑法解釋一說,在法律上未作規定的事物,談不上對刑法的解釋無文本,即無解釋。這一觀點受到絕大多數學者的支持。本文認為,刑法解釋的過程不應僅停留在規范文本本身。解釋者在解釋法律的同時,必然會聯系到與刑法規范相關的案件事實當中,如前文所述,這是一個動態的交互過程。因此,筆者認為,刑法解釋對象不僅是法律規范本身,還應包含具體化的規范--“案件事實”。
     
      三、刑法解釋的目標
     
      法律解釋的目標就是闡釋法律文本的含義并使其在具體案件中更好地適用。刑法解釋的目標是刑法解釋理論的邏輯起點,體現了刑法解釋的價值意旨PKM。刑法解釋目標作為刑法解釋理論的核心問題,在學術史上有不同論述是探究立法者制定法律規范時的主觀意思,還是法律規范客觀上所表達出來的意思,在刑法解釋理論上形成了主觀解釋論(形式解釋論)、客觀解釋論(實質解釋論)和折衷解釋論。
     
      (一)大陸法系刑法解釋目標觀
     
      主觀解釋論又稱立法者意思說,該學說流行于19世紀的西歐大陸,認為法律解釋的目標在于闡明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所想表明的意思,也是判斷解釋結論正確與否的標準。這種解釋方法的理論體現了三權分立原則,即法律是至上的,由立法機關訂立,司法機關的職責是依據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行事,在具體案件中實現立法機關的意旨。解釋者應當根據刑法文本的字面含義來揣測立法者當時的意思。立法者在立法時試圖表達的意思與文字的通常含義不同時,應當采用前者的含義。主觀解釋論認為立法行為是立法者意圖的外化,所以對于需要解釋的內容,當然要從立法者的立法意圖出發,而不是從作為立法_者意圖載體的法律規范本身出發,這樣才能更好地闡明法律文本的含義。
     
      客觀解釋論又稱法律客觀意思說,認為刑法一經制定就獨立于立法者,成為一種客觀的存在。刑法解釋的目標不在于推測立法者制定刑法時賦予刑法條文的意思,而在于探求和闡明刑法條文客觀上所蘊含的意思客觀解釋論認為人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因而立法者在立法時的預見必有其局限性,不一定都能適用于后來的客觀情況,因而再用過去立法者的意圖為依據來解釋發展中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無異于刻舟求劍。法律一且脫離了立法者而成為獨立的客觀存在,會隨著客觀情況的變化而不斷演化更新,因此對法律規范進行“與時俱進”式的解釋有助于使法律與社會的發展相一致。所以,采用客觀解釋論可以更好地對法律進行補充和完善,更好地適用于每個案件事實,達到解釋法律的目的。
     
      折衷主義解釋論又稱綜合解釋論,是對主觀解釋論與客觀解釋論的揉合,既認可遵循刑法立法原意的解釋,也承認超出立法原意的解釋。該說原則上采用主觀解釋論,解釋者首先應依歷史的解釋,確定立法者立法時的原意,在立法者的“意思”與解釋者所處時空的社會情狀、客觀環境不相符時,進而考慮在刑法條文可能的語義范圍內,另外采用客觀解釋。該說也表明,對于頒布施行不久的刑法規范,以主觀解釋為主,就法律條文之實體內容,依立法者意圖解釋;反之,針對公布施行已久的刑法規范,因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應當著重對其進行客觀解釋,注重法律文本客觀上所表達的含義
     
      (二)我國刑法解釋目標觀
     
      受大陸法系的影響,在我國也存在主觀解釋論、客觀解釋論和折衷主義解釋論的刑法解釋目標觀,其中主流觀點是主觀解釋論,但我國學者多數是折衷主義者。而這種折衷主義又表現出兩種形態,一是以主觀解釋為基礎,兼采客觀解釋。如陳興良教授認為刑法解釋不能局限于立法原意,而應在立法原意的范圍內,使刑法解釋起到闡明刑法精神、補救刑法不足的功效。”[|3](5>二是以客觀解釋為基礎,以主觀解釋做補充。張明楷教授認為,刑法解釋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而不是消極被動地去探尋立法者的原意,因此,“刑法解釋的目標應是存在于刑法條款中的客觀意思,而不是立法者制定刑法時的立法原意或主觀意圖。當客觀解釋得出荒謬的結論時,才采取主觀解釋。
     
      綜上所述,我國對刑法解釋目標觀的選擇不外乎考慮法律的穩定性,強調法律的安全價值和保障機能與罪刑法定原則。主觀解釋論和客觀解釋論各有其優勢和不足,前者疏忽了法律的發展性,后者則未充分考慮立法原意的價值。為了緩和兩者的沖突,提出了折衷說。然而,在折衷解釋論中又出現兩種形態。本文贊同折衷的刑法解釋目標觀,不過認為不必絕對地提出主觀解釋或客觀解釋為基礎這一理念。如前文所提,在進行刑法解釋時,考慮“時間”這一關鍵因素,從刑法條款頒布實施時間人手,擇其中一種折衷解釋論,從而排除嚴格的形式主義和盲目的實質主義。
     
      四、刑法解釋的方法與限度
     
      刑法解釋的方法參考法律解釋的方法,可以歸為文理解釋和論理解釋兩類。刑法中的文理解釋可以理解為文義解釋或語義解釋,是刑法解釋的基本方法,也是最理想的解釋方法。刑法的文義解釋指采用語言文字學、修辭學原理,根據刑法用語的文法和語詞的使用方式闡明刑法意義的解釋方法。論理解釋在理論上可分為多種類別,本文理解歸納為下列五種:擴大解釋、限制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和體系解釋。論理解釋是在被解釋的刑法文本語詞通常的字面含義范圍之外進行解釋,來探求立法精神,闡明刑法的真實含義。在刑法解釋中,這些不同方法的解釋,其目的都是為了探求刑法的真正含義,而具體解釋方法的選擇與確定,應當在刑法解釋的目標、原則的指導下進行。當然,不同的解釋方法得出的結論未必一致,究竟采取哪一種解釋方法,具有很強的價值評判和政策考量性。實踐中一般認為,刑法解釋方法的先后順序是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文義解釋具有嚴格的優先性,在其無法準確地把握刑法條款的真實和客觀含義時,就應當采用超越文義解釋的論理解釋。
     
      就刑法解釋的限度而言,同其他法律解釋一樣,文義的可能范圍和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仍然是刑法解釋的最后界限。前文所述,刑法規范是刑法解釋的對象,因此,解釋并不是無中生有的“境生象外”,它必須根據一定的文本規范進行德國刑法學家羅克辛指出解釋與原文界限的關系絕對不是任意的,而是產生于法治原則的國家法和刑法的基礎上;因為立法者只能在文字中表達自己的規定。在立法者的文字中沒有給出的,就是沒有規定的和不能適用的。超越原文文本的刑法適用,就違背了在使用刑罰力進行干預時應當具有的國家自我約束,從而也就喪失了民主的合理性基礎。超出了法律的文義范圍,那就不是在解釋法律,而是在創造法律。刑法是公法,所調整的是國家和個人間的關系,更注重正義與公平,更強調穩定性。法律應對各種行為的法律后果加以明確宣示,從而使法律有預見性,使人們在行為之前即可預料法律對自己行為的態度,不必擔心來自法律的突如其來的打擊,從而保證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罪刑法定原則有權利保障的基本內涵,在刑法解釋限度理論中就可以理解為可預測原則,要求解釋的結論能讓人們在行為之前即可預料法律對自己行為的評價,保持國民對刑法的安全感和信賴感。一旦法律超出了普通國民的預測視野,便可能出現人們擔心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行事萎縮的現象,或者擔心他人不可預測的行為而感到不安的情況。
     
      從刑法解釋的方法考量,討論刑法解釋的限度主要應著眼于擴大解釋和縮小解釋上。特別是擴大解釋,可能直接涉及是否人罪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單獨探討。擴大解釋指刑法條文語詞的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在刑法條文的可能含義內,通過解釋擴大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于是乎,出現了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的區分問題,即擴大解釋的限度問題。學界常常以“文義的可能范圍”和“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為標準來權衡解釋限度,然而這抽象的“標準”又似乎缺少客觀性,最終會落人還是以法官的主觀評判為主的兩難境地。因此,本文認為,在判斷刑法解釋合法性和合理性時,應以公平正義理念為核心和前提,在明晰的刑法含義范圍內進行解釋,對于刑法規范無法容納的含義,不能通過刑法解釋的途徑來增加和彌補。同時,在考慮出罪問題時,可以適用類推解釋以實現實質正義,即承認有利于被告的類推解釋。
     
      對于縮小解釋,則較為簡單,因為大多數的縮小解釋是限制了人罪的范圍,它對被告人往往是有利的,因此,限制解釋一般不存在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情況。但是,比如一些極端的解釋,將故意殺人中的人縮小解釋為男人、女人、未成年人這種現象是不被允許的。《刑法》第67條第2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中,“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此處的“其他罪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將其限制為“不同種罪行”,此種情況的縮小解釋是否合適,學界還存在爭議。本文認為,為了公平正義,當行賄人供述對其他人行賄的情節或者供述他所知情的其他受賄案件時,從確立自首情節的初衷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角度來考量,理應認定為自首。
     
      五、刑法解釋的困境與出路
     
      (一)當前我國刑法解釋運作中存在的問題
     
      1.困境之一:司法解釋有立法之嫌。2001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開始頒布實施,根據新法優于舊法的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決議》中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與立法法沖突的部分應自動失效,因此,應該以立法法第42條和第43條的規定為依據,明確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檢察院只能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解釋法律的要求,并不能自己直接解釋法律。然而實踐中,司法機關仍大量出臺司法解釋,大有假借解釋之名行立法之實之意。而且,從已頒布的司法解釋的內容和形式來看,不少已超越了“解釋”的原意。內容上直接對刑法規范進行了補充和修改,形式上也帶有刑事立法的規范特征,如有些司法解釋運用法律慣常運用的“附則”形式。如果司法機關突破甚至代替國家立法,司法機關將不再是一個中立的裁判者,將有有違憲法之規定、動搖法律之權威的嫌疑。
     
      2.困境之二:法官素質低下與刑法解釋膨脹之間出現封閉的惡性循環。目前,我國的法官職業素質普遍不高,進法院做法官曾經成了精簡政府機構、分配軍轉干部人員的途徑,一批未經專業學習和法律訓練的人成為當時法官群體的主力軍,法官的專業水平與理論素質難以應對專業的審判工作。由此考慮,國家立法機關、最高司法機關陸續出臺了體型龐大的刑法解釋文本。久之,司法人員在實踐中過分地依賴刑法解釋,以至到了辦案離不開解釋的境地。另外,又因為法律專業知識匱乏、業務能力欠缺,導致法官難以獨立有效地解釋和適用法律。繼而,最高司法機關出臺范圍更廣、內容具體的解釋,以備法官辦案參照,導致司法實踐中法官僅僅是機械地采用司法解釋,不再注重提高自身素質和業務能力,陷人了“司法機關出臺司法解釋”“法官采用司法解釋”“司法解釋阻礙法官素質提高”“法官依賴司法解釋”的惡性循環之中。
     
      3.困境之三:刑法解釋權的行使缺乏有效的審查和監督。實踐中,我國無論是立法解釋權的行使還是司法解釋權的行使,都缺少對其合法性的審查和監督,違法的刑法解釋得不到糾正。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各自出臺的司法解釋,在沒有出現沖突矛盾的情況下,容易出現違憲或是侵犯人權的解釋,而且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很少主動對其做出撤銷或糾正的處理。
     
      (二)設想:破解困境的出路
     
      1.規范司法解釋的制定程序。就司法解釋有立法之嫌這一問題,可嘗試通過規范司法解釋的程序來解決,要求出臺司法解釋遵循一定的程序。在落實司法解釋備案制的基礎上,制定包括立項、調研、聽證、起草、審議、發布等程序性制度。統一司法解釋主體,消除“準立法”現象。這樣不僅可以提高司法效率,節約司法成本,還可兼顧解釋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2.注重提高法官素質及業務能力。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作為中立的裁判者與刑法解釋的關系最密切。就我國司法現狀考量,亟需提高法官全體的整體素質。法官作為高度專業化的職業,有必要提升法官的人職門檻,在保證法官基礎知識的同時,注重其業務培訓和實務經驗的積累。建立并完善法官的績效考核和案件反饋機制,刺激法官進步學習的愿望,一來提升法官解釋法律的有效性,二來也提高法官對法律解讀適用的能力。
     
      3.完善刑法解釋監督機制和責任體系。為了保障人權和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應督促刑法解釋主體嚴格依法依程序行使解釋權,-同時結合各部門的內部監督和社會輿論的外部監督。在繼續落實并完善刑法解釋備案登記制的基礎上,推動司法解釋的公開性,利于國民了解知悉和司法實踐的可操作性。發揮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作用,監督最高人民法院正確行使立法解釋權。健全司法人員的獎懲機制,樹立責任意識,防范任意釋法。
     
                                                                                                                               王正陽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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