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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的若干基本問題研究

    來源:UC論文網2016-06-30 10:39

    摘要:

    中國的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當前已經走到一個關鍵性階段,應當對改革中面臨的基本問題進行前瞻性的思考,以理清中國少年司法制度未來發展的方向。

      中國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起步,至今已接近而立之年,在這個近三十年的變革中,少年審判機構已經從最初的少年合議庭逐漸演化為專門的少年審判庭,乃至綜合性的少年審判庭,社會調查制度、圓桌審判、庭后的回訪、社區矯正以及未成年人的前科消滅制度等,也從學說上的探討逐步化為制度的實踐,即使對中國少年司法制度變革再不滿意的人,也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少年司法制度變革已經取得了飛躍性的發展。但不能否認的是,當前中國的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是對已經創立的少年制度進行鞏固、落實,還是高歌猛進,向學者高呼已久的‘確立少年法院”的方向上前行,這注定是一個讓人關注卻不易給出定論的問題。站在這個變革的關口,一個負責任的研究者應當對變革中出現的難題進行深入的探討,為中國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實踐提供有益的參考,而非流于對問題浮淺的表態,基于這種思路,本文將從一種前瞻性的角度對未來中國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的關鍵難題進行考察,而對這些難題的探討和解決,可以說攸關中國未來少年司法制度變革的成敗。需要說明的是,鑒于當前中國的少年司法制度主要是以處理少年犯罪為中心設計的,本文的探討也圍繞這種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展開。
     
      一、改革的路徑選擇
     
      未來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一個最大的問題是路徑的選擇問題,即選擇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還是選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1.以往的改革:自下而上的發展
     
      在我國以往的少年司法制度變革當中,基層法院無疑扮演了改革先行者的角色,無論是少年案件的審判組織上的變革還是少年司法具體制度上的創舉,大多發軔于基層法院的努力。以審判組織的變革為例,專門審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少年合議庭和獨立的少年庭都是由上海長寧區法院先后于1984年、1988年創立,隨后推及全國,被稱為長寧模式;而把涉及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民事、行政、經濟案件均納入受案范圍的綜合性少年法庭,則是由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人民法院于1991年創立,爾后風靡全國,被稱為天寧模式。至于少年司法的具體制度,如少年刑事審判中的社會調查制度、圓桌審判制度、庭后回訪制度、暫緩判決制度、社區服務令制度,更是相關地方法院在處理少年犯罪的實踐中,參考理論上的相關見解創設的,特別是其中的暫緩判決、社區服務令,明顯帶有改革試水的性質。
     
      而最高法院對于基層法院在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上給予了積極的鼓勵和支持,但不能否認的是其并沒有一個完備的制度改革方案,并從上而下整齊劃一地推進,其在長達二十多年的少年司法改革中大體上扮演了兩個角色:成功經驗的推廣者和敏感變革的監督者。成功經驗的推廣者,比較容易理解,最高法院從1988年到2006年召開了五次全國性的少年審判工作會議,致力于將上海、江蘇等地較為成功的少年司法模式推廣到全國各地,中國的少年司法機構之所以得到蓬勃發展,和最高法院的這種努力推介可謂息息相關。最高法院容易被人忽視的反而是其承擔的對敏感變革的監控者角色,該角色在過去的改革中體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對于少年法庭受案范圍的規制。自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人民法院突破了少年法庭純刑事性的特點,把涉及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民事、行政、經濟案件均納入了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圍后,其他一些地方法院也紛紛效仿。到1994年底,全國已設立少年綜合庭249個,這也引起了實務界和理論界的擔憂,擔心少年庭受案范圍的擴大,會不會沖淡少年法庭的特色,造成法院內部審判秩序的混亂,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引起了最高法院的警覺,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將少年法庭的范圍嚴格限制為少年刑事案件。第二,對于暫緩判決、社區服務令的叫停。暫緩判決、社區服務令對于教育、保護犯罪少年,使其免受刑罰的不良影響具有積極意義,也受到了社會普遍的理解和好評,但是這兩種制度,無論是我國現行的刑法、刑事訴訟法都沒有明文加以規定,也很難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合理地說明,被批評為有違法的嫌疑,因此,最高法院已經叫停了地方法院中暫緩判決、社區服務令的實踐。
     
      因此,從以往改革的歷程來看,中國少年司法制度變革走的是一條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即地方法院,主要是基層法院結合本地的少年犯罪狀況和社會經濟發展現狀,在制度上進行探索,被證明是成熟的,由最高法院推向全國,而備受爭議或者被認為操之過急的,則由最高法院進行糾正。
     
      (二)最近的改革動向及未來的改革路徑
     
      自2006年起少年司法制度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有了些許轉變的跡象。最高法院2006年7月在哈爾濱召開了‘全國部分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試點工作會議”統一部署在17個中級法院開展建立獨立建制少年綜合庭的試點工作,將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以及行政案件均放到綜合性的少年法庭中,盡管在內容上并不具有創新性,但在改革的方式上和以往相比,有了較大的突破,最高法院改變了以往的角色,統一部署在17個中院設立獨立建制的少年綜合庭,并規定了這些法庭的受案范圍,承擔起了自上而下推動少年司法制度發展的角色。這種轉變既讓人看到了最高法院在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積極參與的姿態,但同時也為今后改革路徑的選擇制造了一個新的困惑,這是否顯示了一種新的改革趨勢,在今后的少年司法制度的變革中應當選擇哪種模式: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
     
      有學者認為我國當前的少年司法制度變革仍應當堅持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徑,理由是,二十余年來我國少年司法的進步均得益于‘自下而上”這樣一種創造力強、風險小、成本低的改革路徑,在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發育還很不成熟的情況下,特別是還缺乏獨立的少年法的情況下,它仍應當成為我國少年司法制度進步的重要方式[3]。我們認為這種見解是不能接受的,原因在于:第一,固然二十余年來我國少年司法的進步均得益于‘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在過去取得了成功,并不代表在將來仍然會取得成功,一段成功的歷史容易讓人產生錯覺,明智的研究者應當看到其中蘊含的風險;第二,過去二十多年中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的少年司法制度處于草創階段,可以在不觸動現有訴訟法和組織法的前提下進行制度的創新,如量刑前的社會調查制度、庭后回訪制度、社區矯正制度,但是一旦走出這個階段之后,現有制度框架給少年司法制度創新所留下的空間越來越小,這就意味著未來的制度創新有沖擊法律底線、違反現有法律的嫌疑,如近幾年轟動一時卻被最高法院叫停的社區服務令、暫緩判決等。如果在今后的改革中,仍然堅持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徑,由地方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來主導變革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沒有法律根據,甚至違反現有法律嫌疑的改革措施陸續出臺。要清楚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和經濟領域中的改革不同,經濟領域本身受制于政策的因素較多,而受制于法律的因素較少,遵循自下而上的模式,并不存在太大的障礙;而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推動者在當前主要是由法院來推動,這是一個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不可更改的前提。法院是一個法律適用機構,遵守、尊重法律是其無可動搖的鐵則,如果推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合法性上存在爭議,會直接影響到法院的公信力,與法院的公信力相比,通過自下而上的變革所取得的少年司法制度發展的利益恐怕并不足道。基于上述兩點理由,我們認為,少年司法制度變革中自下而上的變革方式,在風險上顯得越來越大,由最高法院主導整個變革的大局,在對相關的改革方案的合法性、合理性進行論證之后,可以在條件成熟的地區進行試點,而后再根據試點回饋的信息,對原有的方案進行優化,這種自上而下、上下結合的變革模式越來越顯示出優越性,而且以往二十多年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經驗,也為最高法院相關改革方案的設計提供足夠的經驗借鑒,也讓這種變革模式的轉變具備了可行性,因此,自上而下、上下結合的變革模式,應當成為今后中國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主要路徑。
     
      二、改革中的社會保護問題
     
      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一個關鍵卻容易被忽視的問題是,在構建一個以少年保護為宗旨的少年司法制度時如何兼顧對社會的保護。我們必須清楚的是,少年保護和社會保護是少年司法制度中兩個不同的維度。盡管通過改善、教育犯罪的少年并使其順利回歸社會,從根本上有利于維護社會的保護,但這只是從終極意義的層面而言的,而在一種形而下的制度設計層面,少年保護和社會保護之間存在很強的張力,如果著眼于社會的保護,則會重點關注少年對自己的行為所負的責任,強調從社會防衛的角度實施對少年的矯正、改善,以這種理念為基礎的少年司法制度,多帶有一種嚴罰主義的傾向,少年的保護只能在行為責任已經確定的框架下實施,少年教育、改善的空間無疑會被大大壓縮;而如果著眼于少年的保護,則會重點關注少年通過自己的行為所反映出的自身的問題,并追問什么舉措是對少年未來的福祉是必要的,即使這種舉措對于當前的社會防衛有消極的影響,以這種理念為基礎的少年司法制度,要求對少年犯罪問題在福利主義的角度下采取一種懷柔的態度,即對犯罪的少年采取緩和性的教育或者其他再社會化的措施,即使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科處刑罰,也會優先選擇剝奪較輕的社會化的刑罰方式,應當承認,完全以少年保護為基礎理念的少年司法制度是以部分犧牲社會安全,特別是成人世界的安全為代價的。
     
      1.忽略社會保護對改革的負面效應
     
      中國當前關于少年司法制度的研究,要么沒有看到少年保護和社會保護之間的張力,要么對二者之間的張力不以為然,不加思考地將少年保護作為建構少年司法制度的基礎理念,把改革的焦點放在如何建立一種少年司法制度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少年的福祉,而忽視了在制度改革中如何均衡性地考慮對社會的保護,如果以這種思路引領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將會給中國未來的少年司法制度改革投下不祥的陰影,使構建以少年保護為目的的制度改革最終走向自己的反面個極具懲罰性色彩的少年司法制度。因為正如上文所述,以少年保護為基礎
     
      的現代少年司法制度是以部分犧牲社會的安全為代價的,其存在和發展要依賴于成人世界的寬容和耐心,即對少年犯罪的寬容和對少年更生改善的耐心。而這種寬容和耐心并不是一個恒定的常數,在已進入被稱為風險社會的現代社會尤其如此,在風險社會里,現代科技既給人類帶來了生活上的便利和物質上的舒適,也給人帶來了巨大的風險,民眾的安全感是極為脆弱的,而這種脆弱的安全感容易催生對政府管制的需求,特別是刑法介入的需求,容易造成刑法干預范圍不斷擴大、干預程度不斷加深的趨勢。如在當前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進入了被稱為風險社會的后工業化社會階段,因為民眾安全感的缺乏,對政府的公共管制的渴求高漲,導致在醉酒駕車犯罪(日本)、傷害罪、對兒童的性犯罪(德國)等部分侵害人身犯罪的法定刑的加重,也導致了危害社會法益的行為被不斷犯罪化的趨勢。而在這種心理背景下,如果像我國學者所倡導的建立一種完全以少年保護為基礎理念的少年司法制度,一旦發生惡性的少年犯罪案件,該案件經過媒體的不斷放大和推波助瀾,會讓民眾的不安全感推向極致,使民眾覺得(往往是錯覺)社會安全受到了無法無天少年的侵害,并將矛頭指向處理少年犯罪的司法制度,指責這種少年司法制度太過仁慈或軟弱,最終導致以保護少年為基礎理念的少年司法制度轉向為以社會保護為基礎理念的少年司法制度。而這絕非危言聳聽,如1978年在美國紐約州一個少年謀殺了兩個地鐵乘客,該案引起了媒體廣泛的關注,也引發了人們對少年法院的譴責,因為該少年在少年矯正機構中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紐約市立法機關對此迅速做出回應,于1978年通過了新的犯罪少年法,該法將犯有謀殺行為的年滿13周歲的少年和犯有其他暴力行為的少年一律在成人法院進行審判。5]5i8而少年司法制度從少年保護轉型為加重對少年犯罪的懲罰以防衛社會,并非個案性的,而是遍及美國、日本、加拿大、丹麥等國家,理由就在于這些國家在構建少年司法制度時,過分考慮未成年人的福祉,對社會安全,特別是對成人世界的安全考慮不足,一旦成人世界感覺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太大的威脅,確保少年司法制度存在空間的來自成人世界的寬容和耐心就會喪失殆盡,進而導致以保護少年為核心理念的少年司法制度就會大幅度地倒退,并最終殃及對少年的保護和對少年提供的再社會化努力。要知道,這些發達國家的民眾是受過較長時間兒童權利觀念洗禮的,但在感覺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仍然對以少年保護為基礎理念的少年司法制度做出極為過激的反應,因此,沒有理由認為中國的民眾對少年的違法、犯罪問題更有耐心和更為寬容。如果在少年司法制度的設計上,僅考慮到保護少年的側面,將來一旦發生惡性的少年犯罪案件或者在某一時段出現少年犯罪激增的態勢,并危及成人世界的安全感時,將會使整個少年司法制度背負不能承受的重責,進而使少年司法制度轉向更具有懲罰性的方向,導致以保護少年利益為宗旨的少年司法制度變革的努力化為烏有。
     
      2.改革兼顧社會保護的方案設想
     
      基于上述分析,在中國未來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過程中,必須預見到少年犯罪人的保護和民眾的安全感之間可能存在的此消彼長的關系,在制度構建時要考慮到少年保護和社會保護之間的均衡,不僅要圍繞少年的保護設計相關的方案,而且要為少年暴力犯、少年慣犯等嚴重少年犯罪者的嚴厲懲治保留一個制度空間,以滿足民眾在現代社會中對安全的渴求。通過這種思路,為以保護少年為主導原則的少年司法制度設立了一個減壓閥的機制,一旦遇到不測的嚴重少年犯罪案件發生時或者某個時段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時,該機制的激活,可以讓公眾明白少年司法制度并沒有忽略對社會安全的保護,整個制度對安全的保護還是可以信賴的,從而使民眾對犯罪的恐懼得到有效的疏導,而不會誤判形勢而做出過度的反應。一個由此而帶來的結果是,大部分的少年犯罪案件仍然可以通過改善性的司法制度加以處理,不會受到少年犯罪狀況和民眾心理起伏的影響。這種思路遠遠好過建立一元性的以改善少年犯罪人為基礎理念的司法制度,這種制度由于欠缺一個有效的減壓閥,一旦遇到少年犯罪的高漲或嚴重的、危及成人世界安全感的少年犯罪案件發生,就會在民眾眼中顯得太過仁慈,民眾內心對少年犯罪的恐懼就會掀起對少年司法制度的批評聲浪,很有可能在整體上扭轉少年司法的發展方向,并導致普通的少年犯罪案件也會以嚴罰主義的態度對待,從而偏離了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初衷。
     
      故而,中國未來的少年司法制度變革,應以二元化的基礎理念為指導,對于一般的少年犯罪者,應以少年保護作為少年司法制度的基礎理念,將這類不嚴重的少年犯罪者視為社會問題的受害者,對其實施保護和再社會化的努力,整個司法制度的運作也體現為對少年犯罪人的關愛和幫助,與此相對,對嚴重的暴力少年犯、少年慣犯等危及社會安全感的犯罪者,應以社會安全的保護作為少年司法制度的基礎理念,在制度的設計上向成人刑事司法制度靠攏,更加注重對少年犯罪人的懲治,以更好地防衛社會。
     
      三、改革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問題
     
      在未來的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少年司法體系中被大大擴張,這和中國當前正在進行的量刑規范化之間有可能存在沖突,這兩者之間如何協調。
     
      1.改革中少年保護和量刑規范化之沖突
     
      在少年司法體系中法官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這一點不僅由少年司法制度本身的性質所決定,也可以從少年司法制度的發展史得到證實。少年司法制度之所以從成人刑事司法系統獨立出來,就是為了使少年犯罪人免于遭受過分嚴厲、過分僵化的對待,并能為其提供一種教育性、改善性的措施,從而達到寓教于懲、回歸社會的目的,因此,其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建立這樣一種程序:更加關注少年犯罪的原因,而非少年犯罪本身;更加注重人身的危險性,而非行為的危害性,并根據其人身危險性的有無及大小提供矯正性的教育舉措。這就要求少年司法程序的參與者能個別化地評估行為人的危險性,并根據該危險性提供具體的矯治措施,不難想象,在這種處遇個別化原則的支配下,少年法院的法官必須擁有、也應當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而少年司法制度誕生和發展的歷史,也見證了少年法院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擴大,如1900年荷蘭司法部長CortvanderLinden在下議院提議通過少年刑法修正案時,主張給予法官完全的選擇權,對此他解釋道:‘如果法官自由的施加強制性訓練,年齡的限制是不必要的。這樣的結果是什么呢?在一定年齡下的孩子不會受到處罰……我認為那是一個錯誤的原則,也許有人會問:你能就將少年都送入刑事法院給出正當理由嗎?我會對此回應道:這是我們渴望看到的,因為他們不是被懲罰而是被強制性的訓練。”而在美國,早期的少年司法制度中,少年法院的法官在對少年的犯罪行為和個人背景進行綜合考慮的基礎上,既可以將其管轄權放棄,移送成人法院處理,也可以在少年司法體系內予以解決。在少年司法體系內解決的,可根據具體情況做出緩刑、社區服務、賠償以及關押在少年訓練學校直到成年。
     
      而中國當前進行的量刑規范化改革,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限制法官在刑罰裁量時的自由裁量權,以確保罪刑均衡,實現量刑的公正和公平。在這個目標下,一個犯罪的法定刑會被精細切分為輕重不同的幅度,而該犯罪被劃分為法益侵害大小不同的規范類型,并使法定刑的幅度和法益侵害的大小一一對應起來。如果在少年犯罪案件中,徹底貫徹量刑規范化的改革,不能否認會促進量刑的公正、公平,但也會帶來刑罰裁量的僵化或者說僵硬,會給少年司法制度本身帶來一種異質的、無法克服的因素,即法官在對少年犯罪案件的刑罰進行裁量時,只要認真考慮案件中的犯罪事實和情節,并對照規范文件上的量刑標準,就可以直接得出量刑結論,即使這樣的量刑對少年太重或者不適合少年未來的發展,法官也不能修改或者不能很容易地修改。這種刑罰裁量的僵硬和少年司法制度的功能有齟齬之處,因為少年司法制度本身承載著少年保護和社會保護的雙重功能。如果說推行量刑規范化在少年犯罪的刑罰裁量中追求罪刑均衡還有利于實現少年司法制度的社會保護功能的話,那么,量刑規范化所產生的刑罰裁量的僵硬,則不利于少年司法制度的保護少年功能的發揮,因為對犯罪少年進行教育和改善,需要根據少年自身的人格、心理特點,并參照其所在的社會背景實施。而這無疑要求法官有足夠的裁量權,能夠針對性地施加處遇性的舉措,也要求在少年刑罰的裁量中能夠注入一種柔性的精神。而量刑規范化實踐對法官權力的限制,在某種程度上壓縮了對少年進行矯正、改善的空間。
     
      2.對少年保護和量刑規范化之間沖突的解決方案
     
      對于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量刑規范化實踐之間的沖突,我國當前的理論界、實務界并沒有注意到,更談不上提出如何協調的問題。我們認為,少年司法制度承載著雙重保護的功能,即面對社會保護少年,面對少年保護社會,而雙重保護功能在不同類型的少年犯罪案件中應當有不同的側重,在少年初犯、少年實施的輕微犯罪案件中,由于社會保護的要求相對較為緩和,更應該發揮司法制度的保護少年的功能,注意根據少年本身的人格特點、其所處的環境特征,采取相應的更生改善舉措,為了確保法官能夠采取這些量身打造的舉措,就應當賦予少年司法制度中的法官以足夠的自由裁量權,如果在這類案件中,推行量刑規范化的實踐,將會極大地限制法官選擇的自由度,并削弱少年司法制度對少年保護的功能,因此,在這類案件中推行量刑規范化的實踐應當緩行。相反,對于少年累犯、少年實施的嚴重犯罪案件,這些案件中凸現出少年對社會的嚴重危險性,社會保護的要求較為強烈,少年司法制度保護社會的功能應當被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這時更應當從罪刑均衡的角度考慮對少年的懲罰,而少年的保護則是在罪刑均衡的限度內得到貫徹,在這種情形下,可以從確保對少年懲罰的公正、公平的角度考慮,積極推動量刑規范化的實踐,合理規范法官在量刑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
     
      因此,通過上述對少年犯罪案件的二元劃分,在側重于少年保護的案件中,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向法官放權”以便于其采取個別化的矯正措施,從而促進少年順利回歸社會,此類案件中,量刑規范化的實踐應當加以限制;而在側重于社會保護的案件中,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規范法官量刑時的自由裁量權,以防止刑罰的畸輕畸重,從而保障刑罰罪刑均衡原則的落實,此類案件中,量刑規范化的實踐應當以積極的態度加以推動。我們認為,這種二元格局的劃分思路,既能有效地達到少年司法制度的功能,也能有效地祛除少年司法制度和量刑規范化實踐之間的組黯。
     
      四、結語
     
      中國的少年司法制度變革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性的十字路口,改革的路徑問題、社會保護的問題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問題,都是在未來改革中應當注意的問題,這些問題能否妥善地解決,在某種程度上攸關中國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成敗,而這些問題又和中國其他司法領域的改革盤根交錯,需要改革者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高深的智慧妥善應對,統籌推進。
     
                                                                                                                                              王海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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