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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法規制食品安全的三種進路

    來源:UC論文網2016-05-30 16:52

    摘要:

    國際法規制食品安全的進路分人權進路、國際市場協調進路和公共衛生安全進路。其中,人權進路 主要關注各國“食物權”的保護與落實,國際市場協調進路主要關注通過WT0法律體系中

      食品生產、運輸、銷售、消費鏈條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國家之間分擔保障食品安全的責任。近20年來,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在食品安全領域的聯合行動日益緊密,跨國立法與準立法機制也得到越來越頻繁的應用,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網絡正在形成。隨著食品安全全球治理運動的興起,國際法在保障全球食品安全中的作用日益顯著。概括來說,國際法規制食品安全的進路主要有三條:人權保障進路、國際市場協調進路和公共衛生安全進路。
      
      ―、人權保障進路
      
      食用安全的食品是保障生命與身體健康的前提條件,因此,食品安全問題是一個人權問題。在絕大多數自然法學派的學者看來,獲取食物的權利是一項不證自明(Aself-standingright)的權利[1]。自上世紀下半葉以來,眾多國際人權法律文件都對食物權進行了確認與發展。綜合來看,食物權的發展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
      
      (一)食物權的起源(1945-1966年)
      
      1945年《聯合國憲章》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了了聯合國成立的宗旨。其中第一條第三款規定:“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具有經濟、社會、文化和人道性質的國際問題,并且增進和激勵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不以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的差異而區別對待。”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這里“獲取食物的權利”不是一項單獨的人權,而是作為實現“享有適當生活水平權”的一項主要內容。第二十五條第二款還特別指出,“母親和兒童有權享受特別照顧和協助。”盡管宣言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性,即便沒有履行宣言中的承諾,也不會遭到法律起訴。但其重要意義卻是毋庸置疑的W。在此基礎上,區域性的人權理論得以迅速發展。1950年歐洲理事會通過了《歐洲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1961年又通過了《歐洲社會憲章》。然而這兩個區域性人權文件都沒有提到食品權利。
      
      (二)充足食物權的提出、主要內容及其發展(1966-1999年)
      
      1•《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充足食物權的提出。1966年《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使用的是另一個過渡性的概念,即“充足食物權(TheRightToAdequateFood)”。《公約》涉及“充足食物權”的條款一共有四條,即第二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其中,《公約》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AdequateFood)、衣著和住房,并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各締約國將采取適當的步驟保證實現這一權利,并承認為此而實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公約》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為確保人人享有“免于饑餓和營養不良的基本權利”,締約國有義務獨自或通過國際合作發展農業、改進糧食生產、公平分配糧食,等等。
      
      《公約》第十二條規定,“一、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享有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二、本公約締約各國為充分實現這一權利而采取的步驟應包括為達到下列目標所需的步驟:……(乙)改善環境衛生和工業衛生的各個方面”。該條規定了健康權(TheRightToHealth)是一項人人得以享受的基本人權,從中不難推論出獲得充足的食物是實現“健康權”的前提要件之一;也規定了保障“健康權”的基本措施之“改善環境衛生和工業衛生”,從中不難推論出食品工業衛生及食品環境衛生對于健康權的重大影響。
      
      從這個角度上說,《公約》從兩個方面對“食物權”進行了規定。一是從“適當生活水平權”的角度,明確指出人人享有“免于饑餓和營養不良的基本權利”,而“獲得充足的食物的權利”是保障“相當生活水平權”的一項主要內容,從而正式提出了“充足食物權”這一概念,并規定了實現該權利的具體措施;二是從“健康權”的角度,推論出“充足食物權”是保障“健康權”實現的前提條件之一,對實現“健康權”的“環境衛生與工業衛生”予以了高度的重視。同時,《公約》規定了國內與國際兩個層面的食物權落實機制。其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國內層面上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措施;第二十三條規定國際上的措施主要包括簽訂公約、提出建議、進行技術援助、召開區域會議和技術會議等。為了監督締約國的人權落實情況,《公約》規定了締約國定期報告制度;2008年通過的任擇議定書還規定了個人申訴制度、國家指控制度和調査制度。
      
      2.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1999年)對“充足食物權”的權威解釋。1999年5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二十屆會議(1999年)第12號一般性意見(簡稱《意見》)對“充足食物權”這一概念作了權威界定。《意見》第六段指出,“當每個男子、婦女、兒童,單獨或同他人一道在任何時候都具備取得足夠食物的實際和經濟條件或獲取食物的手段時,充足食物權就實現了”。第八段明確了“充足食物權”的核心內容是:食物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足以滿足個人的飲食需要,無有害物質,并在某一文化上可以接受;此類飲食可以可持續地、不妨礙其他人權的享受的方式獲取。其中,食物“適足性”的確切含義在很大程度上由總的經濟、社會、文化、氣候、生態條件及其他條件決定(第八段);飲食需要意味著食物必須要有營養,并足以滿足人的身心健康及發育、發展的需要(第九段);無有害物質要求相關立法對食物安全作出規定,并要求政府和私營部門都采取保護措施,防止食品在食物鏈各階段因摻雜摻假或因環境衛生問題或處置不當而受到污染(第十段);文化上或消費者的可接受性意味著還需要盡可能考慮到食品和食品消費附帶的非營養價值,并考慮到消費者對可獲取的食品的特性的關切(第十一段)。
      
      3.其他公約對于“充足食物權”的確認與發展。1959年《兒童權利宣言》明確指出,“兒童應有權得到足夠的營養、住宅、娛樂和醫療服務。”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第六條規定,“(一)締約國確認每個兒童均有固有的生命權。(二)締約國應最大限度地確保兒童的存活與發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指出,“締約國確認兒童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標準的健康……”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締約國應致力充分實現這權利,特別是應采取適當措施,以(A)……(B)……(C)消除疾病和營養不良現象。包括在初級保健范圍內利用現有可得的技術和提供充足的營養食品和清潔飲水,要考慮到環境污染的危險和風險”。這為保障兒童這一特殊群體實現“充足食物權”,提供了法律基礎。1979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在序言中特別提及“關心到在貧窮情況下,婦女在獲得糧食、保健……和其他需要等方面,往往機會最少”,并在第十二條第二款中規定,締約各國應保證婦女“在懷孕和哺乳期間得到充分營養”。這為保障婦女在特殊期間(“在懷孕和哺乳期間”)實現“充足食物權”,提供了法律基礎。
      
      綜上所述,無論是《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還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都是從實現“生命權”、“健康權”或“適當生活水準權”的角度來考査“充足食物權”,此階段的“充足食物權”尚未成為一項單獨的人權,而僅僅是作為實現上述基本人權的一項附屬權利。“充足食物權”僅強調食物數量的“適足”,而對食物的質量并未涉及。這是由于時代的局限所造成的,在食物匱乏的年代人們無法奢望食物的安全。“充足食物權”的提出,體現了全球人民要求在世界范圍內實現“免受饑餓”的自由與消除貧困的強烈愿望。
      
      (三)“食物權”的正式確認與落實(2000年至今)
      
      1988年《美洲人權公約附加議定書》最突出的貢獻在于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食物權”(therighttofood)的概念,并把它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權加以規定。其第十二條在確認人人有權享有“工作權”、“社會保障權”、“健康權”、“健康環境權”等權利之后,明確提出了“食物權”,提出“人人有得到保證其可能享受最高水平的身體、心理和智力發展所需要的足夠營養的權利”。
      
      1992年《世界營養宣言》重申了“每個人享有免于饑餓的基本權利”,各國大使及部長公開許諾,“將共同努力,為和平而安全的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提供合理的營養”,并承認“每個國家都有責任為其人民創造食品安全與健康環境的條件,使他們得到合理的營養與照顧”。為保障其實施,159個國家的代表制定了與饑餓作斗爭和提高食物保障的《世界營養行動計劃》。但由于種種原因,國際社會反饑餓運動的效果甚微,并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1996年世界糧食首腦會議確定了到2015年將全球饑餓人口(當時為8億多人口)減少一半的目標,并通過了兩個文件,即《羅馬世界食物保障宣言》(以下簡稱《羅馬宣言》)和《世界糧食高層會議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羅馬宣言》正式確認“獲得充足、安全而有營養的食物是每個人皆有的一項權利”,列舉了各國在提高食物保障方面作出的7項承諾。《行動計劃》列出了為完成宣言目標而制定的具體目標。
      
      2000年9月,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189個國家的領導人及其代表簽署了《聯合國千年宣言》,就消除貧窮、饑餓、疾病、文盲、環境惡化和對婦女的歧視,商定了一套有時限的目標和指標。在8個千年發展目標之中,“消滅極端貧窮和饑餓”居于首位。
      
      2000年4月17日,人權委員會在其第五十六屆會議上通過了第2000/10號決議,決定任命一位專門負責食物權問題的特別報告員,任期三年,以便能夠以完整和協調的方式促進和保護獲得食物的權利。2001年4月20日,人權委員會第2001/25號決議將特別報告員的職權范圍擴大到包括作為“食物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飲用水。
      
      2002年2月15日聯合國大會關于第三委員會報告的《有關食物權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食物權”的發展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貢獻。《決議》正文第一條規定,“重申饑餓構成一種侮辱和對人的尊嚴的侵害,因此要求在國家的、區域的和國際的級別上采取緊急的措施將其消除。”第二條規定,“同樣重申每個人獲取安全和營養的食物的權利,與適當的食物權和每個人的免于饑餓的基本權利相一致,能夠充分地發展和保持他們體力和腦力。”《決議》使用“安全”(safe)這個詞語,表現出對食品質量安全的關注,從而使國際人權文件中的“食物權”的涵義更加全面。
      
      至此,食物權的內涵已經擴展到三個維度:數量充足、質量安全和文化上的可接受性。強調食物在文化上的可接受性并不僅僅意味著猶太教上所謂的清潔食物或是伊斯蘭教中的合法食物,也包括當部分消費者對輻射、激素的運用和轉基因工程等食品生產技術的可接受性。
      
      2007年,世界糧食日的主題被定為“食物權”。
      
      新世紀以來,通過無數的宣言、決議、報告、戰略和行動計劃,食物權的概念已經在國際人權法中被成功確立起來。目前,很多國家的憲法都對食物權進行明示或暗示的承認,并就食物權的實現采取了一系列的立法、司法及行政措施但由于歷史原因及各國的現實情況千差萬別,世界各國在實現食物權方面取得的進步并不平衡,有些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甚至鮮有進步。
      
      二、國際市場協調進路
      
      (一)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共存,食品貿易呼吁有效的市場協調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發展,國際食品貿易日益全球化,貿易自由與公共健康的矛盾逐漸顯示出來。為了協調貿易自由與公共健康的矛盾,世界貿易組織開始重視食品貿易領域的市場監管。這是因為,一方面,在食品貿易國際化的環境下,單靠出口商的良知及行業自律,并不足以保證食品的安全;另一方面,由于食品生產一運輸一銷售一消費鏈條的全球化,食品進口國對進口食品的監管也變得十分困難。前者就是所謂的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后者就是所謂的政府失靈(governmentfailure)。可以說,目前的全球食品危機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共同結果。
      
      市場失靈主要是由信息不對稱、經濟激勵乏力等因素造成的。由于食品安全質量特性,食品市場買賣雙方同樣面臨著對食品安全信息了解的不完全性。一方面,消費者除通過閱讀食品標簽外,對于各種食品的安全信息了解不多,而且消費者也不會完全信任食品標簽提供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種種原因,食品生產者、加工者或銷售者也缺乏對食品的農藥殘留、微生物污染等相關食品安全信息的全面了解,即使他們了解上述信息,也未必向消費者如實披露。因此,消費者在知情權和選擇權等信息占有上總是處于劣勢,對于所選食品的安全性難以作出正確判斷,有可能導致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機制失靈,以致出現劣質食品驅逐優質食品的現象,食品市場秩序混亂也就不可避免W。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的存在,消費者很難通過合意的懲罰措施來促使廠商建立聲譽;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消費者購買力以及市場規模的影響,市場無法為廠商建立和維持聲譽提供足夠的經濟激勵。上述兩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市場失靈不可避免。
      
      既然市場失靈了,政府干預就是次好的選擇。就食品安全問題而言,支持和主張政府干預的學者的基本依據在于政府能有效地解決食品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因為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政府完全有能力對市場上大部分食品的質量水平作出權威的鑒定。他們認為,為了降低低質以及有害食品可能會給大眾健康帶來傷害的潛在風險,政府應該實施社會性規制,即通過行政手段促進食品質量信息的傳遞,從而影響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行為,以實現最大限度地改善市場環境、提高市場效率的政策目標。在此理論指導之下,各國政府紛紛采取食品標簽制度以及其他各種行政監管措施,保障食品安全。經驗表明,這些行政監管措施在一定條件下是十分有效的。
      
      遺憾的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食品貿易的日益國際化,各國政府越來越沒有能力監控日益復雜的食品貿易鏈條,食品安全危機開始頻繁爆發。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食品貿易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舊病原體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二是食品生產一運輸一銷售一消費鏈條的全球化使得食品安全的監控難度增大、成本上升’因而導致各國食品安全監管的松懈與失靈;三是基因工程、食品輻照、歐姆加熱和改良包裝的氣體環境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可能給人類健康帶來潛在、不確定的危害與風險。可以說,目前的全球食品危機既是市場失靈的結果,更是政府失靈的結果。一方面食品安全監管的對象眾多、工作量大,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存在難以克服的激勵問題。如果僅僅依賴政府的力量來解決食品質量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其結果要么是政府部門相互推倭以及不作為現象嚴重,要么就是費用高昂、效率低下,或者二者兼有之。
      
      (二)WT0法律體系協調食品安全標準,保障食品安全
      
      目前,國際貿易的市場協調主要通過WT0法律體系來實現。在WT0法律體系中,《GATT1994»«SPS協議》和《TBT協議》中都有關于食品安全標準的有關規定,為食品貿易與公共健康的矛盾提供了有效途徑。
      
      。GATT通常只適用于貨物貿易。食品貿易屬于貨物貿易,因此,GATT適用于食品貿易。尤其是各國關于食品貿易中的產品標準、農藥殘留標準、獸藥殘留標準、檢驗檢疫措施等方面必須符合GATT關于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不歧視原則以及一般取消數量限制原則等有關規定。近年來,WT0/DSB處理的大量食品貿易糾紛,核心問題主要包括是否違反國民待遇原則與不歧視原則。國民待遇原則和不歧視原則禁止食品進口國在適用標準方面對進口同類產品與本國同類產品之間存在任何歧視。
      
      2. 《SPS協議》。《SPS協議》是世界各國為了維護國民的身體健康與安全以及保護本國動植物的安全,對進口產品制定的一系列強制性標準的措施。該協議由引言、正文和附件三部分組成。《SPS協議》為促進農產品、食品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為農產品、食品衛生與植物衛生檢疫的國際規范化,為削弱并減少技術貿易壁壘以確保農產品與食品市場的公平競爭和正常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證。
      
      《SPS協定》中的法律規則統一形式很獨特,表現為采納國際標準,即鼓勵WT0成員國形成相應的國際標準或者遵守由國際組織提出的國際標準。《SPS協定》的適用范圍限于可能影響國際貿易的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也就是針對蟲害、病害和食源性危險而采取的措施。根據《SPS協定》,對于動植物檢疫措施來說,各國有權決定其適當的保護水平,但是其措施要有充分的科學證據,并進行風險評估,而且這些措施的實施方式不得對進口產品構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視,或對國際貿易構成變相的限制。其中,第二條第二款、第五條第二款要求成員國對進口產品采取措施必須以科學的數據結果為依據,進行風險評估。《SPS協定》附件中對風險評估作了準確的定義,協議第五條則列明了風險評估的相關考慮因素。
      
      3.《TBT協議》。為了發展國際貿易,減少因技術性要求、產品標準的過分差異而造成的障礙,在烏拉圭回合中,各談判方達成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AgreementonTechnicalBarrierstoTrade,簡稱TBT)。它由15個條款和3個附錄組成;包括技術法規和標準,技術條例和標準的一致性,情報與援助等內容。協議適用于所有產品,包括工業品和農產品,但涉及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的,由《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議》進行規范,政府采購實體制定的采購規則不受本協議的約束。TBT協定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技術法規除為實現國家安全、防止欺騙、保護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護環境、保護人身健康和安全等正當目的所必須的條款外,不應有額外限制貿易的條款。TBT的基本原則包括避免不必要的貿易技術壁壘原則、非歧視原則、標準協調原則、同等效力原則、相互承認原則和透明度原則等。
      
      三、公共衛生安全進路
      
      (一)食品安全與WHO的宗旨及職能
      
      食品安全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食源性疾病不僅每年奪走成千上萬人的生命與健康,而且嚴重影響個人、家庭、社會、商業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給各國的衛生保健系統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世界衛生組織(WorldHealthOrganization,簡稱WHO)承擔著“保護公眾健康”的特殊使命,其宗旨是“使人人達到盡可能高的健康水平”。早在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憲章》中就規定了與食品安全有關的特別職責。這些職責包括:(1)協助政府部門加強與食品安全有關的衛生服務;(2)促進改善營養、衛生設備和環境衛生;(3)制訂食品國際標準;(4)協助在大眾中宣傳食品安全。遺憾的是,此后很長一段時間WHO的重點工作都放在傳染病的防控上,食源性疾病并沒有得到重點關注。
      
      (二)食品安全與國際食品安全當局網絡及《國際衛生條例2005》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食品貿易的發展使得食源性疾病的影響也日益全球化。為了應對食源性疾病帶來的重大挑戰,國際社會不得不重視食品安全的國際合作。
      
      各國的食品安全當局認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個食品安全的國際機制,就經常發生和新發生的食品安全問題交流信息和經驗。2004年3月,世界衛生組織著手建立國際食品安全當局網絡(INF0SAN),旨在促進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及國家一級和國際一級食品安全當局之間的合作。
      
      WHO應對新挑戰的另外一個重大舉措就是修訂《國際衛生條例》。新修訂的《國際衛生條例(2005)》為包括食源性疾病在內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監測與防控提供了法律框架。其制訂了一系列新的規定,以支持現有的全球暴發預警和應對體系,并要求各國改進針對公共衛生事件的國際監測和報告機制以及加強國家監測和應對能力。
      
      2006年7月24日聯合國糧農組織(FA0)、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0IE)共同發起“全球預警和反應系統”(GlobalEarlyWarningandRe¬sponseSyStem,GLEWS),用于追蹤可傳染給人類的動物傳染病的出現及擴散。該系統有助于加強協調全球而不僅僅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的人獸共患疾病的應急反應。
      
      (三)食品安全與食品法典
      
      WHO在食品安全中的作用主要通過建議和協助成員國減少食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及有害化學物質的污染,減輕食源性疾病的負擔。在這一領域很多工作是與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UnitedNations,簡稱FAO)緊密配合完成的。1953年,世界衛生大會聲明食品工業廣泛使用化學品帶來了新的公共衛生問題,需要予以關注。1961年第十一屆糧農組織大會和1963年第十六屆世界衛生大會分別通過了創建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AlimentariusCommission,簡稱CAC)的決議。CAC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制定和協調國際食品標準以保護消費者的健康并維護公平的食品貿易。自成立以來,CAC已有173個成員國和1個成員國組織(歐盟),覆蓋全球99%的人口。食品法典(即CAC標準)以科學為依據,內容包括食品產品標準、衛生或技術規范、評價的農藥、農藥殘留限量、污染物準則、評價的食品添加劑、評價的獸藥等。目前,食品法典已成為全球消費者、食品生產和加工者、各國食品管理機構和國際食品貿易唯一的和最重要的基本參照標準,對保護公眾健康和維護公平食品貿易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四)全球食品安全戰略.
      
      2000年,第五十三周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將食品安全確定為公共衛生的優先重點之一,責成WHO及其成員開展多部門多學科的合作,促進地方、國家和國際的食品安全水平的提高。
      
      2002年,世界衛生大會對食品受到自然、意外或蓄意污染所造成的衛生緊急情況表示嚴重關注,隨后頒布《全球食品安全戰略草案》。該草案提出了加強食源性疾病監測體系措施、改進危險性評價的方法措施、創建評價新技術產品安全性的方法措施、加強WHO在法典中的科學和公共衛生作用措施、加強關于危險因素的交流和宣傳措施、增進國際和國內協作措施、加強發展中國家食品安全的能力建設等七項措施。在WHO的努力下,危險性分析的概念已作為食品安全管理的基本框架,主要關注的焦點是量化微生物性和化學性危險分析評價的方法、食源性疾病的監測、基因工程產品的評估等。
      
      2007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國際食品安全高層論壇通過了《關于食品安全的北京宣言》(簡稱《北京宣言》),敦促所有國家和地區建立獨立的食品安全職能部門、食品立法以風險分析為基礎、制定與人和動物疾病監控體系相關聯的食品和總膳食監測計劃等七項行動,標志著國際社會共同應對食品安全進人一個新的開端。
      
      2008年,WHO發布了《食源性疾病爆發:調查與控制食源性疾病指南(WH02008)》。該指南是為了解決即使在明顯的健康與經濟損害已經發生的情況下,還是有很多食源性疾病的爆發沒有被承認、被報告,甚至沒有適當地調査這個問題。
      
      近年來,WHO、聯合國糧農組織與農業組織(FAO)以及世界各國均加強了食品安全工作,包括完善機構設置、調整政策法規、強化監督管理和科技投人。其中,食品安全,營養與食物保障是世界衛生組織2008-2013年13個戰略目的之一。
      
      綜上,在國際法規制食品安全的三種進路中,公共衛生安全進路發展最早,但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最近幾年隨著全球衛生危機事件的頻繁爆發才開始被納入國際政治的正式議題;人權保障進路發展較晚,食物權的正式確認與發展是最近10年才發生的事情,但其影響力卻不可小覷;市場協調的進路,處于公共衛生安全進路與人權保障進路之間,最近20年以來在國際食品貿易日益繁榮的宏觀環境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目前,國際法規制食品安全的總體趨勢來看,呈現出以保障人權為中心,國際市場協調與公共衛生安全保護齊頭并進的發展趨勢。
     
        張彩霞(廣州中醫藥大學經管學院,廣東廣州5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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