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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華裔文學作品中中國傳統文化的雙重態度

    來源:UC論文網2016-01-30 20:04

    摘要:

    美國華裔文學自20世紀60年代誕生起,華裔女性作家的作品層出不窮,大放異彩。早期華裔女性作家Edith、賽珍珠、湯婷婷,在中西文化夾縫中生存,在中西文化沖突下成長,她們的作品

      美國華裔文學自20世紀60年代誕生起,華裔女性作家的作品層出不窮,大放異彩。早期華裔女性作家Edith、賽珍珠、湯婷婷,在中西文化夾縫中生存,在中西文化沖突下成長,她們的作品中不乏傳統中國文化的書寫。對祖居國文化,她們表現出雙重態度:既旗幟鮮明歌唱,亦大膽置疑。本文將分析她們作品中體現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雙重態度并探究持此態度的原因。

      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雙重態度

      (一)歌唱中國傳統文化

      早期的北美華裔女性作家Edith(筆名"水仙花"),公開聲明自己是中國人,知行合一,一生書寫華人并為華人鳴不平。

      在實際生活中,她不惜影響自己的婚姻而認同自己的華人身份。雖然她的作品遠沒有她為人那樣鋒芒畢露,旗幟鮮明。但她在《在自由的土地上》講述的各種華人移民故事中,華人溫文爾雅,情感細膩豐富,有著深刻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

      賽珍珠擁有中西合璧的雙重教育經歷,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接受了歐美文學的熏陶,尼克松稱譽她為"一座溝通中西方文明的人橋".賽珍珠的處女作《東風·西風》(1930年)詳細敘述了中國平民百姓的生活及婚姻制度。書中的中國人有理想,有抱負,敢于反抗陳腐、落后,富有上進心。在當時,作為一部幫助美國了解中國的小說,強有力的否定了"中國通"對中國的丑化,頌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小說中桂蘭的丈夫在美學習12年后回國從醫,他把西方的新思想傳授給深受禮教熏染的妻子,鼓勵她擺脫禮教的毒害,掙脫禮教的束縛,接受新思想;桂蘭的哥哥不顧封建家庭的反對,毅然決然選擇自己的真愛。桂蘭的丈夫和哥哥說明了中國人并非逆來順受,循規蹈矩,不懂爭取。

      二十世紀70年代,華裔女作家湯婷婷的處女作《女勇士》備受親睞。這是一部講述美國華裔女孩在美國成長的自傳體小說。"我",生活在舊金山唐人街,父母靠開洗衣店為生。唐人街的街頭巷議讓"我"深諳中國人的好惡,媽媽"講古"全都與中國規矩、習俗和禁忌以及神仙鬼怪,英雄豪杰有關。但"我"接受的是美國教育,"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與"美國價值規范與行為準則"的沖突,讓"我"倍感困惑和矛盾,"我"在兩種文化的邊緣掙扎、置疑,尋找自身位置。作為美國第三代華裔,湯婷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已實為不易,《女勇士》中中國傳統文化書寫筆墨之濃和中國文化意向運用之集中,令人驚嘆。

      她在《女勇士》中將自己所見所聞所知的中國文化做了一次精彩淋漓的大膽發揮。其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符碼包羅萬象,隨處可見。文中既有傳統習俗的書寫(軍隊使用紅色標記,置辦滿月酒,取名,剃胎毛,紅蛋滾臉等),又有飲食服裝的書寫(飲食如草藥、干果、銀筷子等,服裝如男子的束發,女子的長袖,絲綢等),還有歷史政治的書寫(如"我"率軍進攻北平斬殺皇帝,再現了農民起義改朝換代的中國歷史史實。),更有人文景觀的描寫(如"我"在北平登長城)。故事中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符碼,不管是華裔作家兼評論家趙建秀所批評的為迎合白人讀者,虛假言說中國傳統文化,還是美國評論界普遍持有的遠離美國現實"東方情調"的"他性"言說,都是湯婷婷在異域他鄉寫作"精神家園"的一塊"飛地",是她旗幟鮮明頌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印記。

      (二)置疑中國傳統文化

      對身處多重文化沖擊下的早期華裔女作家而言,遠離"祖居國"既不能按照華人傳統的方式生活,也無法自如地融入美國社會。在這種夾縫中掙扎生活的她們,自然而然的會對祖輩父母口耳相傳,或是自己閱讀了解的,或是"唐人街"生活耳濡目染的中國傳統文化心生置疑,這種置疑流露于作品的字里行間。這一點,無論在Edith,還是在賽珍珠的作品中都有跡可循,但湯婷婷的作品更具代表性。

      湯婷婷《女勇士》中的"我"幻想不走中國傳統文化的"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的尋常路,走的是一條美國神話"花木蘭"之路。《女勇士》中的"花木蘭"得其母親"講古"啟發,為反駁唐人街流行的"養女無用"論,不愿循規蹈矩的生活,立志殺富濟貧,建功立業,做女權主義者。于是"花木蘭"進山學藝十余年,之后帶兵弒敵,成為英雄榮歸故里。回鄉后,"我"像公婆保證從此恪守婦道,生兒育女。"我"給了父母和整個家族一大筆錢,還買好了父母的棺材木。顯然,"我"是用"花木蘭"的行為駁斥唐人街流行的"養女等于白填"、"女人胳膊肘朝外拐"的可惡論調。無論是用后現代手法對傳統的"花木蘭"故事進行戲仿、拼接,還是對中國文化有意、無意的"誤讀",《女勇士》塑造的美國"花木蘭"形象都是湯婷婷對中國傳統文化不合理之處的置疑。這種置疑充滿了自相矛盾,更體現了作者身處多重文化沖突之中的困惑與抗爭。

      二、矛盾心理的原因追溯

      (一)生活背景的影響

      湯婷婷,祖籍廣東省新會縣,1940年出生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斯托克頓,父母以開洗衣房為生。1962年從加利福尼亞大學波克分校畢業后,湯婷婷先后在加州大學和夏威夷大學任教。湯婷婷生在美國,長在美國,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中國傳統文化只是其多元文化認知中的一部分。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來自父母無意識無系統的傳授和對中國文學文本的閱讀。雖然有兒時母親"講古"的熏陶,但湯婷婷對中國及中國傳統文化并沒有深刻的"感覺",所以,在面對傳統中國文化時,湯婷婷表現出西方人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強調自己是華裔美國人。她的作品的立足點是"她的美國本土",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書寫完全是以文化中國的形式存在,或是美國版的"原鄉神話",作品中中國傳統文化書寫也正是湯婷婷的華裔身份言說的寫作策略之一。

      而賽珍珠,出生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希爾斯博羅丁,半年后被父母帶到中國。賽珍珠的父母是很開明的傳教士。賽珍珠跟隨私教學中文,與此同時博覽中國傳統經典著作,由此激發了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濃厚興趣。同時,父母親授其歐美文史,賽珍珠廣泛涉獵諸如狄更斯,德萊塞等大家的作品。正是這樣的教育背景,賽珍珠得以深刻了解傳統中國文化的精華。

      賽珍珠在中國生活了36年,深入江西、安徽等當地人的生活,故其作品中浸潤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贊揚,是深入中國人民生活后的感悟。賽珍珠作品中的中國傳統文化書寫實質就是父祖輩的故鄉情的英文表達。

      (二)文化沖突的撕扯

      無論是早期的美國華裔女作家"水仙花",賽珍珠,還是華裔第三代湯婷婷,她們都無一例外的生活在美國文化氛圍中,西方話語中曲解的"中國"或"中國傳統文化"和被顛覆的"中國人"刻板形象定勢對她們產生了精神和心靈的雙重影響。

      "公開表示自己是華人"的"水仙花"試圖在其作品中書正"中國華人"形象,與主流的美國文化分庭抗禮,但其作品擁有的讀者很是稀少。而湯婷婷在《女勇士》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符碼的凌亂龐雜的碎片式、堆砌式的羅列,也正反映了湯婷婷對傳統中國文化理解的膚淺和隔膜。更遺憾的是,《女勇士》對中國傳統文化符碼的無節制的"濫用"非但未能盡其初衷反駁西方話語中的"中國文化",顛覆美國華人的形象定勢,反倒在客觀上重復了美國主流話語的中國偏見,更從另一側面反映出西方話語對湯婷婷的中國傳統文化認知的戕害和作者文化心理的斷裂和困惑。

      (三)女權主義

      湯婷婷《女勇士》中的"花木蘭"故事與中國老幼皆知的花木蘭傳說大相徑庭。作品中的"花木蘭"是一個立志報仇,要革命,要建功立業的自覺女權主義革命者形象,而傳統中國文化中的"花木蘭"重孝道,淡泊名利,遵守婦道,是東方集體主義和儒家天下為公思想的代言人。湯婷婷通過對"花木蘭"故事的重塑,使其具有美國華裔女性強烈的族群意識,后現代意識。

      "花木蘭"是湯婷婷對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的女權主義解構,更是其女權主義思想淋漓盡致的體現。由此可見,曾經在東西文化沖突中掙扎抗爭的作者對華裔在美國社會謀求自己獨有的文化和身份"飛地"持一種樂觀態度。也許,在充滿對抗、隔閡、紛爭的多元文化格局的當今社會,我們真的需要一種樂觀、包容、理解的心態,需要有追求和諧、真理的勇氣。

      三、結語

      雖然早期華裔女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化持歌唱與質疑的雙重態度,但筆者認為:對擁有雙重文化身份的華裔作家而言,沒有一種固定的文化傳統存在,一切需在新環境中得到解讀,一切需不斷修正。無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歌唱還是置疑,如何讓其成為文化交流的契機,進而開啟一場有意義的文化對話,才是華裔文學真正的使命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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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伊麗莎白·賴特。拉康與后女性主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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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胡亞敏。談《女勇士》中兩種文化的沖突與交融[J].外國文學評論,2000(1)。
      [5]羅婷等。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西方于中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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