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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吉屋信子對男性霸權的終極反抗研究

    來源:UC論文網2016-01-30 20:02

    摘要:

    吉屋信子是日本少女文學的鼻祖,是日本大眾小說的代表作家,和菊池寬一起被稱為日本現代小說界的雙璧。她一生筆耕不輟,在小說、俳句、評論上成績斐然,創作出多部經典作品,

      吉屋信子是日本少女文學的鼻祖,是日本大眾小說的代表作家,和菊池寬一起被稱為日本現代小說界的雙璧。她一生筆耕不輟,在小說、俳句、評論上成績斐然,創作出多部經典作品,表現出極高的文學功力和深刻的生活感受。尤其其獨到的女性視角、女性心理、女性筆觸以及其作品中形態各異的女性形象,都使得其作品成為研究日本女性文學不可不讀的絕好文本。她的作品,展現的是一個豐富多彩的女性世界,一個男性去勢的話語空間。

      一、日本社會男性霸權的建構

      日本社會自古以來便是典型的男尊女卑、男性優位的社會,以男性的習慣文明而構成。男性是社會和家庭的中心,主導女性,女性迎合男性。

      尤其在進入武家社會之后,男尊女卑、賤視婦女的思想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這些思想集中表現在江戶時代的武家女訓書《女大學》中,書中強調女人要以夫為天,"女人別無主君,以夫為主君,敬慎事之,不可輕侮,婦人之道,一切貴在從夫".其中亦不乏對女性的人身攻擊,"大凡女性在心性上的毛病是不柔順、怒怨、長舌、貪心和智淺。她們十之七八有這五種毛病,這是女人不及男人的地方","女人屬陰性,和夜晚一樣黑暗,所以女人比男人愚笨".其實這都不過是為男性霸權尋找依托而已。更有甚者,書中云"對夫之詞色應殷勤而恭順,不可怠慢與不從,不可奢侈而無理,此女子之第一要務。夫有教訓,不可違背。

      疑難之事問諸夫,聽其指示。夫有所問,宜正答之,返答有疏者,無禮也。夫若發怒,畏而順之,不可爭吵,以逆其心。女子以夫為天,若逆夫而行,將受天罰".[1]203-204即是說,女子一朝嫁為人妻,丈夫就成了她的天、她的主宰,她處于家庭中的最底層,地位甚至尚不如家中的仆人。仆人想要請辭隨時可以,而妻子要想離開丈夫家,則有著各種苛刻的條件,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女人一生只有"服從",未嫁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而且女人一生無家,結婚之前,由父母撫養,家屬父母;結婚之后,由丈夫供養,家屬丈夫;丈夫死后,家屬兒子。

      到了近代,明治維新后,通過文明開化和與西方接觸,日本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均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男性中心的社會思想卻依然根深蒂固,女性的社會地位雖然也有所改變,但是仍處于被奴役、受壓迫的地位。當時盛行的"賢妻良母主義",抹殺了女人的自我,使女人陷于只能為家庭為后代服務的泥沼,女人仍然無法像男人一樣走出家門、走上街頭,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奮斗。因此,所謂的賢妻良母主義不過是男尊女卑思想的升級而已。即便到了今天,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在全世界來說,仍然屬于比較低的,大多數女性仍然結婚后就成為專職家庭主婦,生命里只有丈夫和孩子。顯然,日本社會逐漸建構起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結構,男性霸權主導一切,女性則處于從屬地位。

      文學領域的建構亦是如此。翻閱整部日本文學史,可以發現女性作家不僅為數甚少,且文學史上對于女性作家的記述也比男性作家簡略許多。雖然平安時代女性文學曾一度開花,但女性作家之所以得到培養,也只不過是因為男人想要利用她們實現其政治野心而已。甚至女人都不能使用男人所用的文字,所以女人只有去創造自己可以使用的文字,這才有了今天日語中的假名文字。而且多數文學作品的世界也是以男性習慣的卓越為中心來描述的,文學作品的話語亦是以男性話語而建構的。

      為什么男尊女卑的思想如此根深蒂固?男性霸權的表象之下隱含的是什么?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男性優位是社會權力的一種表現,是社會文化形成的一種性別歧視,其后隱藏著社會制度、經濟文化要素。因此,要真正實現女性的解放、兩性的平等,最根本的是要改變經濟文化結構、甚至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四種結構---生產、生殖、性和兒童教化---在家庭中結合在一起,相互依存,是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并且將男權制的心理加以轉變,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解放。[2]53一般來說,文學是社會世象的一種反映,社會變化必然會對文學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隨著要求變革男權中心社會的呼聲日益高漲,對男性霸權的批判亦成為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視點。古今中外,許多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都曾對這一壓制女性的男權社會進行抨擊,日本近代文學中,也不乏這樣的作家。如清水紫琴、樋口一葉、田村俊子、宮本百合子、吉屋信子等人便是。

      二、吉屋信子對男性霸權的終極反抗

      女性文學評論家田邊圣子曾指出:"僅僅外表具備了近代教養的男人們,行為十分粗魯,看上去像是從知識分子模型里鑄出來的速成紳士,在明治時期的日本不斷被大批量地生產出來。若去向他們內部,則可見家父長意識、男權至上思想頑固地占據著他們的心靈。內里與維新前的發髻時代并無二致,外表則系著領帶蓄著八字胡,在近代紳士的這種奇妙的二重構造中,日本的近代化在進步。富有觀察力和感受性的信子早就發現了這種矛盾。聽夠了父親和兄弟不斷強調男性的優越性,她心中已經建立起了排斥和反抗的精神堡壘。即便某天,(信子)產生了'不要男人'的思想也不足為怪吧。"[3]22正如田邊圣子所言,從小在男性霸權包圍中成長起來的吉屋信子,是一位男性霸權的終極反抗者。

      信子是家中唯一的女孩,但卻并不受寵,反而常受兄弟們的欺負和指使。好吃的東西被他們吃掉,玩具被他們弄壞,學習被他們打斷,還常受恐嚇甚至挨打。訴諸父母,聽到的卻是諸如"女孩要順從"、"要遵守婦德"之類的男尊女卑的說辭。即便在游戲中,作為女孩的信子對男性的強權也有著深刻的體會:信子總是自然而然地被置于最底層的角色扮演,甚至常被當作遞物打雜的小兵。

      那時,在信子幼小的心靈中,便萌生出了強烈的對男性霸權的反叛意識。再如,男子只要學習玩耍,而女子不僅要幫忙做家務,還處處受限制,被迫學習裁縫、插花等"女人的技藝".雖然信子對此種種男性優越的事實深感不滿,但從小面對這些的她也只能感到無奈。后來哥哥們都如己所愿上了大學,雖然信子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卻因為是女孩,上大學的請求便遭到了父母的反對。這也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例如,東京帝國大學一直不招女生,直到 1947 年才改變此規定。

      對此,信子心中極為不甘,但又無計可施,甚至一度想到舍棄女性身份。在散文《如果是男人》中,信子就曾設想自己若是一名男性,便可就讀東京帝國大學,研究考古學或者古建筑學。在《改造》雜志上發表的另一篇短文中,信子亦表露了想成為男人的欲望。在當時,擁有自由、時間,進行各種冒險活動,都是男人的特權。而女人的人生就只有嫁人這一條路。

      雖然信子從小便深感男性霸權的重壓,但卻無力改變一切。當她漸漸長大,對男性霸權的反抗意識便變得非常明確。她不聽從父母的教誨,不安心嫁人,對于母親安排的新娘課程也敷衍了事,開始了對男性霸權的反抗。雖然反抗是溫和的,但決心卻是無比堅定。這種反抗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獲得了去東京發展的機會。信子曾以為開放的東京全是自由的空氣,但親臨其境,她感到的只有絕望。例如,在車站,信子看到的是強壯的男人包括西裝革履、抱著洋書賣弄學問的紳士和年輕的學生們沖過婦女老幼拼命擠車的情形。這些體格強健的男人們夸耀著自己體力上的優勢,簡直就像無知的野獸,連接受新教育、擔負新文明的年輕人也賣弄著從父輩遺傳來的野蠻之力而泰然自若,這光景尤其令信子痛心。信子憎惡這些道貌岸然的青年紳士和學生,瞧不起他們。[4]203-204同時,信子由此進一步認識到整個日本都是男人的天下。

      作為一名女性作家,信子在其評論及感想文中,對當時日本的男性霸權社會毫不留情地進行了批判,甚至對當時文壇的男性作家也是如此。

      信子就曾批判菊池寬對女性的描寫并沒有超出一般男性那種低俗的概念,而且還痛斥《羽衣》這部作品低級趣味。信子還曾將《改造》四月刊上男性作家的作品貶得一文不值,她認為全都是些以女性為參照的充溢著淫穢的色情文字的名作。她寫道:"世上的男人們,諸位,從酒、女人、玩樂的概念中解放出來吧。如果男人一天不將女人這個概念從只能將之當作色情對象來接受的傳統觀念中解放出來,男人的人生階段就將一直停留在低級階段,就將常常阻礙你邁向人類理想的前進道路。"[4] 5101937 年,日本四谷稅務署在評定信子的年收入時出了差錯,大肆宣揚吉屋信子的收入水平當屬文壇第一,連許多國務大臣、陸海軍大將及實業家都難望其項背云云。信子對此非常不滿,認為國家不給女人權利,卻向女人要求許多,正是男性的強權政治的表現,但是她不畏強權,敢于抗爭。她提出抗議,并向稅務署提交了重新審查的請求書。

      不僅如此,就是在文學界,也是男性霸權占主流地位,女作家往往遭受歧視,無法獲得和男作家同等的地位。有不少男性作家都曾批判信子的文學創作,多有輕視之意。例如,小林秀雄就曾對《女人的友情》這部作品大加批判,他說:"這本書我只讀了一點就放棄了。也有別的原因,但實在是太沒意思,終于讀不下去了。當然,我也并不是因為有趣才開始讀的。引起我興趣的是它的暢銷,我想如此暢銷肯定有它的可取之處吧。……簡直就是抓住孩子們的弱點招搖撞騙的文體。如果我說因為孩子們上當受騙這書才會暢銷,也許作者會發怒,但是我的說法比作者的文體要高尚多了。……有一點是肯定的,愛讀《女人的友情》的孩子們心里有著遠比'女人的友情'更加美麗健康的東西。"[3]76諸如此類來自男性帶著偏見的評論,并不少見。因為信子的創作都是以女性為中心,而將男性放在了邊緣的位置,所以男性作家和男性讀者無法認同,只能將其視為異端。而面對反面的評論,吉屋信子也并沒有保持沉默,反而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繼續進行女性本位的創作,在文學世界中,不斷貶低男性,彰顯女性。

      三、反抗男性霸權的話語言說

      法國女性主義思想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正是男權中心的菲勒斯中心主義,使女性變成女人。要想沖破男性霸權規定的"女人"這一社會屬性,只能與之進行徹底的斗爭。女人進行斗爭的形式各異,而女作家們往往借助手中之筆對其進行控訴。吉屋信子亦對男性霸權深惡痛絕,這不僅表現在其一生的所言所行中,也表現在她的文學創作中。《花物語》雖然是一部描寫女性間故事的短篇小說集,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揭露日本男性霸權現實的篇章。
      
      如 《風信子》一篇,就講述了麻子遭受男性霸權欺壓的故事。麻子是某公司的打字員,和其他女同事同在一間辦公室。男員工閑暇時總來此和女打字員搭話消磨時間,且越來越過分,給她們帶來了困擾。麻子見狀就去和經理交涉,請求禁止男職員出入打字員辦公室。但是經理作為男性,對麻子作為女性竟如此大膽深感不滿,于是他決定維護男員工的特權,不僅將麻子開除,還以辭退為名恐嚇其他女員工。在整個事件中,做錯的都是男性,受到損害的是女性,可是最后受到處罰的卻是女性。這說明在男權中心的社會中,是非標準都是以男性話語建構的,女性只是他者的身份。而在《蝴蝶花》一篇中,信子不僅通過與女性對比,來凸顯日本男性的優位,即便是對男性蠻橫行為本身的刻畫亦是入木三分。
      
      書中寫道:"開來的一輛輛電車,都掛著令人討厭的滿員的紅牌,一副佯裝不知的樣子疾馳而過。片刻之間,就聚集了許多沒帶傘的人們,等著電車。偶爾有電車停下,具有大和魂的健壯的日本男人便擠過老人孩子和柔弱的女子,爭先恐后地上了電車。不僅僅是乘上了車,而且是一只腳勉強踏上售票臺,一只腳懸空……懸掛著那耷拉腳的乘客的電車,打破外面低聲私語的和諧,在小雨中,向前方駛去。留下的弱者們淋著雨,一副幽怨的神情,注視著電車的背影。"[5]92-93她在《閣樓里的兩處女》中也有多處對男性中心的男權社會進行了強烈的控訴。例如,主人公章子放學后等電車時看到的情形。上下班高峰時,每天都有很多人在等電車,而從擁擠的人群中首先沖出去的一定是體格強健的男人。
      
      其中,既有外表斯文的紳士,也有年輕學生們,還有盛年的強壯男子和動作嫻熟的軍人,他們推開女人、孩子和老人,爭先恐后地擠上電車,毫無風度,甚至還沖著車外留下來的人們得意地吹著口哨和賤笑。這一切都使章子感到失望和痛心,也更加深了她對日本男人的厭惡。章子感到不可思議,難道他們的母親妻子都不是女人嗎?再如,章子她們在飯店吃飯時遇到的事情:幾男一女熱鬧地吃飯,竟是在慶祝能夠賣掉自己家的女兒,很快可以拿到錢。男人可以隨意買賣女人,卻沒有任何法律或政策約束,生在這種家庭的女人只能自嘆命賤。在《那條道路這條道路》中,妻子阿靜勤勞善良,賢良淑德,卻聽憑好吃懶做的丈夫龍作胡作非為,還要照顧他的飲食起居。
      
      因為她從小被灌輸的思想便是:男人是一家之主,在家里擁有絕對的霸權,女人只能服從男人。甚至在她剛生產不久,龍作仍然每天一早就出去喝酒,完全不勞動,越發懶惰,她也聽之任之,自己拖著尚沒完全恢復的身體照顧兩個孩子。

      如果說在以上兩部作品里,女性只是男權中心社會現實的犧牲者,那么在《勿忘草》《直到地盡頭》和《鬼火》中,女主人公則不再看著男人們充滿優越感地胡作非為,而是奮起反抗。《勿忘草》中,牧子和一枝的父親都是有著強烈男尊女卑思想的固執男人。一枝的父親臨死前留下遺書,把全家的重擔加到一枝一個人身上,而且特別囑咐她一定要照顧好弟弟,因為他是家里的男孩,要繼承家業,代表全家。牧子的父親亦是同樣,將所有的關心都傾注在弟弟身上,而對牧子不管不問。牧子對于這樣的父親,也是決心對抗到底。書中寫道:"在博士父親眼里只有將來可以繼承他學問的男孩,而對于長女牧子,因為是女孩,則抱著一副無所謂的態度,好像她是別人家的孩子。
      
      牧子非常了解父親的想法,所以她從不向父親撒嬌,反而經常以冷眼相向,是一位反抗心非常強的女孩。她就是一位得不到父親的愛,自己也不愛父親的不幸女孩。當她取得好成績時,只有母親為她高興。對于男尊女卑主義的父親來說,女孩的學習根本無關痛癢。"[6]27牧子就是這樣一位反抗心強烈的女孩,而她的反抗最后取得了勝利,改變了父親頑固的思想,與父親取得和解。在《直到地盡頭》中,春藤綠是一位有理想、有個性、敢作敢為的女性。當相親的男子列出將她作為結婚候選人的條件時,她憤怒到了極點。

      那男人舉出的理由有:頭腦聰明、秉性良好、身體健康,和自己有著同樣的信仰,年齡二十歲的處女。得知這些后,春藤綠看到的是男人在女人面前的優越感,是男人的高傲、冷酷和自私自利。于是,春藤綠斷然拒絕了這門親事,將高高在上的男性霸權狠狠地摔在地上。

      在《鬼火》這個短篇中,信子借收煤氣費的忠七展示了男性在社會上無比的優越感,和作為強者的男性對作為弱者的女性的征服欲。有一次,忠七到一個貧窮者的家里去收煤氣費,那家的女人穿得破破爛爛,連和服帶子都沒有系。她說她的丈夫生著重病,所以哀求忠七不要停煤氣。"忠七學著拉行話,語氣帶有幾分'寬大'和'同情',其實是流露著某種優越感。"[7]400忠七看著這可憐的少婦,"他感到似乎已經成了'一派大人物',一種自我陶醉感涌上心頭。"[7]400事實上,忠七不但沒有同情這位婦女,反而動起了邪念。他提出不停氣的條件是女子去獻身于他。結果女人沒有去,等到忠七再去她家的時候,看到的是病死的丈夫和吊死的妻子。猥瑣的男人,竟然試圖讓女人用自己的身體來替補拖欠的煤氣費,其實質是男性霸權對女性的輕視。而纖弱的女人,卻用死來進行抗爭,這可以說是對男性霸權最強有力的控訴和最高姿態的蔑視。

      男權制在西方學術話語中被稱為父權制,原因大約在于從詞根上講男權制與父系的男性家長同源,相對于母系的女性家長,表示一種男性占據統治地位的兩性不平等的制度。

      但是這種制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過經濟、政治、文化的作用,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是社會性別文化結構的產物之一。激進女性主義者認為,男權優位的男權制才是是女性受壓迫、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女性要想解放必須徹底消除男權制。吉屋信子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她在作品中通過描寫男性霸權下女性受到的重壓、女性的覺醒、女性的反抗,創造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女性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男性不僅常常缺失,即便存在,也多是負面形象,由此男性的傳統價值和地位或已消失殆盡,或變得無足輕重,男性角色已淪為女性的附屬物,是女性角色存在的襯托。吉屋信子雖然不是日本文學史上占主流地位的作家,但是作為一位專為女性書寫的作家,吉屋信子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無論是其少女小說、大眾小說,還是歷史小說,都是女性本位的書寫。

      這里的"女性"不僅是她文本中的女性角色,還包括她自身,包括整個社會中廣大的女性群體,甚至還包括她文本中每一個被去勢了的男性角色。通過這些女性書寫,信子一步步解構顛覆著男性霸權的統治,建構著女性話語的嶄新天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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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佟新。社會性別研究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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